告别薇依

　让我消失吧，
　　
　　以使我所目睹的这些事物变得更美好，
　　
　　因为它们将不再是我所见的那些事物。
　　
　　西蒙娜·薇依(Simowe Weil 1909-1943)是一位法国的奇女子，以上是她的临终遗言。这位对共产主义亦保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却拥有着真正为全世界劳动人民奋斗的决心。以至于即便用“我是法国人民的女儿，我深情地爱着我的祖国和人民”来形容她也只是以偏概全。
　　
　　她从著名的巴黎高等师范学院毕业后，成为了一名中学教师。虽然羸弱、多病、近视，然而这位林妹妹天生具有藐视权势的特质。她用自己的理念授课，鼓励学生抵制教科书，大胆想象，置疑真理，不盲从任何教义和学说。她在课上指责法国的“诺曼底号”邮船劳民伤财，应该把这些钱用在建造工人住宅，为此几乎被“爱国”学生围攻。
　　
　　她是中产阶级出身，但她对此毫不留恋。她渴望了解底层人民的疾苦，从而设法疗治他们的苦难。这种了解绝非是慰问、采风这样简单。她把每个月的绝大部分薪水拿出来给资助贫困工人，给他们买书籍、文具，组织学习小组，自己则贫困到冬天生炉子的钱都没有。她亲自加入冶金厂做体力活，每小时完成400～600个零件，累到下班后无法提笔，但她认为唯有如此才能切实找到解救困顿的良方。她极端鄙视在书斋或咖啡馆轻松为工人开出药方的知识分子。《第二性》的作者伏波娃曾对薇依表示“革命的首要问题是为工人的生存找到某种意义。”薇依听后轻蔑的表示“您肯定从未挨过饿。”
　　
　　她是博爱的，所以终身未婚，她爱的全世界受苦受难的工人和农民，唯一不同的是薇依并未完全得到他们的理解和赞许。而在同时，薇依对工人运动又是持保留态度的。在她眼里，革命本来就是反抗社会的非正义，更严重的是，对于单个的革命群众而言，很可能在革命后重新沦陷于所谓“工人帝国主义”。所以，她被左翼和右翼同时排斥，无论斯大林还是托洛茨基都对她没有好感。
　　
　　薇依鄙视党派。她认为真理是一个整体，党派的作用恰巧是分割了这个整体，像教派一样各拥山头，然后彼此辩论不休。所以，她主张取消政府和党派。
　　
　　薇依厌恶政治，但是又极力投身政治活动。她的政治哲学是从“爱”出发的。西班牙内战的时候，她主动要求进入佛朗哥占领区。二战时，她参加了戴高乐的“战斗的法兰西运动”。甚至在巴黎沦陷，她随全家远走美国后，她又迅速通过同学关系返回巴黎参加地下斗争。然而，战士们并不认为这个矮小、瘦弱、文静的女孩能起到什么实质作用。
　　
　　尽管薇依 “手、脚、脸是黑的,脚上还有牛屎”，但是她也站在知识分子的立场上大声喊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巴黎地下工作时期，她留下了《伦敦论文集》、《压迫与自由》、《扎根》等文集，已经开始为战后法国的命运思考。然而，尽管她甚至睿智到提前六年就预判到苏德会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是她的文字始终没有在主流知识界掀起一丝波澜。不过薇依对此毫不在意，因为清谈的知识界是她不屑涉足的地方。
　　
　　在精神、物质的双重困顿下，薇依信仰了上帝，但是拒绝加入教会，因为宗教裁判所的历史让她反感。同时，她心中的上帝是软弱的，“上帝允许我在他以外的地方存在。”“唯有远离上帝，才能接近上帝，上帝所能给予的信心、力量和勇气，唯在永远的期待之中。”
　　
　　在巴黎，薇依病倒了。然而她拒绝营养补给，除了基本维持生命的食物，她甚至排斥鸡蛋和苹果，理由是“自己无权比留在法国的同胞吃的更多。”与此对比，朱自清的遗言已经成为米粒之光。
　　
　　照亮黑暗的光，最先穿透自己。薇依的悲哀在于，她朴实的思想体系过于宏大，她试图以自己潺弱的身躯、短暂的人生，去实现人类个体自由，即完全摆脱奴役状态这个终极目标，这实在是她无法承受之重。
　　
　　知识分子如何摆脱依附性是一个难题。“分子”的性质，使得即便如薇依般圣洁的献身，仍然不脱唐吉诃德式的单枪匹马。然而，从理想意义上说，薇依是杰出的——为真理，为信念奉献青春和生命——必定为由知识分子组成的璀璨画卷增光添彩。萨义德说，真正的知识分子应该是一个业余者。而薇依的行动早已证明，真正的知识分子不但应该是一个业余者，更应该是一个孤独者。
　　
　　告别薇依，不是为了遗忘。感谢你演绎的人生，为后世作出表率。踩着你的尸骨前进，必将使你欣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