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月初中国经改会在京郊举行内部的经改形势座谈会，会上由各官方学者与负责人发言。提出许多尖锐意见，显示中国经改问题严重，政改呼声增长，而一言堂时代已不复存在。
今年三月四日，国务院属下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在北京郊区山庄召开一次不公开的座谈会，邀请廿多位经济或法学专业的学者和官员，讨论宏观经济与改革走势，希望将所表达的意见提供中央高层参考。为了使参与者能畅所欲言，座谈会便采取闭门方式，不让记者或传媒知道。但百密防不了一疏，却被“华岳论坛”在网上捅了出去，将整个座谈纪录发表，这才让大家知道内情。
高尚全开场白称争论激烈
会议由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主持。座谈会透露了一个重要讯息，党内对改革存在重大分歧，而且争论得很激烈。中国经改会会长高尚全在开场白的一开头就说：“当前对改革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争论和反驳”。争什么？主要是争：１、反对私有化，捍卫公有制；２、认为市场化侵犯弱势群体利益，房改后老百姓住不起房，医改后老百姓看不起病，教改后小孩子上不起学；３、贫富差距严重，收入分配不公，贫污腐败泛滥，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反对改革的一方认为目前的形势糟得很，原因是改革违背了社会主义原则，违反《宪法》，于是给改革戴上一顶帽子，叫做“新自由主义”，指它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内应，搞和平演变。
上述持论者指责改革违反社会主义原则和宪法，正显示出他们的政治立场，也就是说，他们想回复到毛泽东时代，搞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和私有化，这是极左派的立场。但不可否认，他们所提出的一些社会病态，倒确是中国当前存在的最严重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到对改革的评价，更重要的是反映出改革在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配套的情形下，它会违反绝大多数人民利益，变成少数利益集团垄断资源与财富，垄断权力的工具。
孙立平批评权力和市场结婚
清华大学社会系教授孙立平，在座谈会上发表了一段很有意思的话，他说：过去很多人把权力和市场看成是截然对立的东西，现在看到这两个东西在中国结合起来了（其实孙立平所讲的权力就是指共产党）。于是他开玩笑说，原来人们眼中两个最不能结婚的人结婚了，不但结婚了，而且日子过得很好，出现了人们所谓的权威资本主义；过去认为权力在市场情况下会受到限制，现在恰恰是市场的出现使得权力有了更大的行使机会和场所，这时候，权力就能卖出价格，这是我们现在面对的问题；究竟这般结合是过渡阶段还是定型化的体制，还不敢说，但面对的问题是，需要对两者都加以规范，防止它们结合。
孙立平还提出另一个观点，认为目前的社会结构是上头寡头化，下层民粹化。他说，在上头越来越寡头，越来越霸道，越来越专横，而下层越来越民粹化的情形下，对立的情绪便不可避免；上层对下层，不能说是恨之入骨，至少感情不是很好，上层出点丑闻，下层非常高兴，网上一片欢呼，像个节日。
这些妙论一针见血，值得鼓掌。
贺卫方说共产党未注册是非法组织
更激烈的发言是北大法学教授贺卫方，他直头希望共产党分成两派，军队国家化，新闻自由，保卫人民权利。首先，他指责共产党是一个违宪组织，整个党没有注册登记，却行使权力，是一种法外权利，这是严重违法的，怎么能说依法治国？因此，他主张应该把权力架构的严重混乱纳入法制和宪政的模式，譬如，党与议会的关系，党与司法的关系，党与政府的关系，这些都是到了必须解决的时候。其次，他批评人大的反议会性质，每年开一次会，是世界上最大的宴会（party），不是议会。第三，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的各项政治权利，如结社自由、游行示威自由、宗教自由等要付诸实现。第四，他批评目前司法没有独立，他举例说，公安部长周永康到最高法院视察，最高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萧扬向周永康汇报工作，世界上哪有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向警察头子汇报工作的？他指出，党对司法的干预不断强化，不是弱化，最近最高法院甚至说，涉及到拆迁的问题，法院一律不受理。这是谁的规定？难道是红头文件高于法律吗？
葛延风指医疗改革市场化失败
座谈会聚集这许多专家学者，谈到的问题很广泛，具体的有医改问题、教改问题、农民和土地问题、减贫问题、税制问题、地方与中央问题、银行外资入股问题等等。这里只能择要介绍。
医改主要由宋晓梧和葛延风发言，前者是几年前国务院医改方案起草人，后者是国务院发展研究部副部长。两者意见并不一致，宋晓梧只认为医改困难多多，起步慢，进展缓，力度小，葛延风则认为医改不成功（即失败）。在我看来，葛延风的见解，比宋晓梧有说服力得多。葛举出一个例子，改革前有病不敢上医院的人很少，现在卫生部自己公布，老百姓当中百分之四十九的人有病不敢去医院，有将近百分之三十的人该住院而不敢住院。问题的毛病出在哪里？葛认为出在医疗市场化，理由是，医疗卫生事业具有公共性，要求公平和普及，这些性能与市场所提供的商业化服务方向相反，因此必须强调政府的责任和财政的支持。为了反驳中国财政没有能力负担的论调，葛举出具体数字来论证。他说，去年国家财政收入超过三万亿，解决全国老百姓（城市和农村）的常见病和多发病的问题，大概需要一千五百亿到二千亿，只占财政收入百分之六十至七十，而去年财政增收五千亿，光是拿出增收的四成便能解决问题。这样的解决，不仅帮助人民健康，也提高了社会的和谐，政治和经济的意义都很强。
杨东平张路雄批判教育改革
教育改革问题主要由北京理工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研究员杨东平和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秘书长张路雄发言。他们两人的意见基本上相近，都不同意教育部大谈教改成功的吹嘘，而持批判态度。
杨东平认为教育与医疗不同，分义务教育和非义务教育。义务教育政府应该负主要责任，但政府却将教育大面积推向市场，让老百姓自己“买单”，这在农村造成的后果特别严重。在市场化影响下，学校讲创收，乱收费，将用金钱购买教育机会合法化。非义务教育特别是指高等教育，外国多数是引入社会资金，通过广泛的社会参与，成为民办的独立学院，中国却由国家垄断，官本位，学术计划化，无法形成学术本位的管理体制。
张路雄同样批评市场经济对教育冲击的负面影响，但他特别抨击重点学校制度和高考制度，据说这两个制度都是邓小平复出后恢复的，前者将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差距拉大，后者使中小学教育完全成了应试教育。张路雄认为解决教育问题要从政治体制改革入手，这不是说基层民主，而是单位内部民主，即：一把手由这个单位的人选举产生；在高校推行教授治学，有老师的聘任、评级和晋升由教授们组成的机构管理；把招生的自主权还给学校。
杨、张两位的批评都很实在。事实上由于政府长期放弃义务教育政策，没有给中小学以财政支持，使得一些乡村小学连桌櫈都没有，孩子们跪地上课，有的农民因儿子考上大学没学费而自杀。面对这般惨状，教育部竟有脸皮吹嘘教改成功！
谢平谈外资入股中资银行中外两利
中央汇金公司总经理谢平谈外资入股国有银行，也很有意思。汇金公司是国家独资的投资公司，国家设立这么一间公司，其目的就是让它运用国家外汇储备，以投资方式，注资入国有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故汇金公司注资入银行时，代表政府，拥有股权。所以由谢平谈外资入股国有银行问题是很有代表性的。
依照中国入世贸的协定，中国承诺二００七年全面开放金融业，但官方为了推进银行改革，提早让外资入股中国银行业，去年便有美国银行和新加坡淡马锡入股建设银行，汇丰入股交通银行，新桥入股深圳发展银行，花旗银行入股广东发展银行，美国高盛、德国安联保险、美国运通卡入股工商银行等等。
凡是马列主义观念强的人，都认为银行关系国家金融命脉，尤其是国有银行，不能让外资渗入操控，所以在他们看来，引外资入股国有银行，就是“卖国主义”，反对特别强烈。即使不是反对的人，也是顾虑重重，担心外资会否控制了中国的银行，入股的股价是否太低，被洋人杀价。
谢平是参与谈判引资的人，对整个过程的冷暖知之甚稔。他说，外资在中行、建行、工商三大银行中只占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九，中方不会丧失主控权。但问题是，完全不让外资参与管理，外资也不会这磨傻，给钱买个任人割宰；同时，不让参与管理，中资银行根本无法达到利用外资经验改造中资银行在管理上和经营上弊端的目的。两者都逼使中方要让出若干决策权和管理权，听取对方意见。例如建行，董事会有外国人，高层管理也有外国人。
至于入股价是否太便宜，谢平讲得很具体。以建行为例，花旗出价一元一股，美国银行最高出到一点一五元，结果与美国银行拍板。他说争入股多一分或多几分意义不大，因为有外国银行入股，建行股价才会从每股一元升到三点七元，赚了几亿元。
而外资入股丑闻频生、管理不善的中资银行，本来是冒很大风脸的，但他们贪图中资银行有全国分支机构和现成客户，姑且冒险为之，想不到凭他们的招牌和信誉，股价竟意外地暴涨，也捞到盘满钵满。
王晓鲁称贫富悬殊太严重
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晓鲁博士有关贫富的意见也很突出。他说，这场改革之争，背后有一个因素就是贫富悬殊。依照世界银行计算，中国基尼系数是零点四五，这个系数已经很高，但它只是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字推算的，真实的情形比这更严重。许多收入高的人，他们真实的收入状况根本没有反映到统计数字里，因为他们的收入是灰色收入，是腐败收入。这些人一夜间变成百万富翁、千万富翁、亿万富翁，而老百姓则看不起病，读不起书，这就难怪老百姓有这么大的冤气。比如累进的所得税，到了富人手里便变成了累退税。比如基本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城市里中等以上和高收入的居民有买，低收入者买不起，结果国家社保补贴，病人一点也沾不到好处。实际上许许多多问题都是与政府管理不善有关，所以改革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政府改革。光是叫政府自己改，要它公开化、透明化、订规范，是不够的，必须要有监督──社会监督、公共监督和新闻监督。
深圳的中国综合开发研究院副理事长李罗力讲得也很痛快。他说，现在进入网络时代，民意的表达已进入一个新时代，而中央政府，包括党的机构，仍采用传统的压制、控制、封杀的手段。过去共产党夺取政权靠民主，反独裁，现在却怕民主，这怎么行！愤青式的态度不应该，但必须增加人民参议和社会监督。
三十六位离休高官上书反私有化
座谈会上发言的内容，暂时介绍到此为止。或许我所介绍的偏于批判性意见，事实上整个座谈会都是各自表述，意见是多元化的。
中共党内极左派对当权派的攻势相当凌厉。三月份两会举行期间，就有三十六位离休高官，包括许多副部级的离休人士，上书胡锦涛、吴邦国、贾庆林，“坚决反对私有化”。伦敦《金融时报》也报导，这股反改革势力正在蓄势待发，其规模之大，前所未有。事实上这股反对力量已对中共某些政策造成压力。酝酿十年的《物权法》，本来准备在这次两会通过的，因为它确认私有产权，对极左派来说极为敏感，故被人大搁置了。
胡锦涛的处事作风是，左派攻两步，他退一步，民间攻一步，他还击十步。两会前，中共政治局于二月十六日召开一次扩大会议，特邀解放军四总、三军和各大军区司令员出席，俨然“兵临城下”，宣称国内外有五大敌对势力进行破坏，形势严峻险恶，决定拨款年经费二百二十八亿元，分三阶段建立二十万人的特种警察部队，专门镇压社会动乱，其惶恐之情，动见观瞻。
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因为传媒和网络被封锁，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全民都“与中央保持一致”，实际上，不仅老百姓骂共产党，连党内也众声喧哗，一言堂的时代早已过去了；现在大家背地里讲什么都可以，但不能公开形之于文字，这次座谈会原先是不公开的，所以与会者连共产党是非法组织都敢讲出来。中国许多事表里不一，只看表面不看里面便会上当。本文之所以特地介绍座谈会的内容，就是想藉此与大家分享党内精英的真实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