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各“现政权”更迭不在考量之内
文明固然产生思想，而思想本身就是推动与改进文明的最大动力。在以往的中国思想史上，产生过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浪潮，它们为文化共同体意义上的中华民族的续存与发展，提供了动力。
在两次浪潮之后的今天，第三次浪潮已经在进行中，而回观每一次浪潮及其余波，“现政权”显得那么不足为道，也不管它们是这次浪潮的推进者还是反动者。在第一次浪潮中，周朝的核心意识形态流蜕为思想波流的浮枯漂叶，李耳从体制中出走准确地说明了这一点，并且在现实政治中各个分支政权（诸侯）大多成了匆匆过客。在第二次浪潮及其余波中，魏更晋替、南北朝并存，没有哪一个“现政权”稳定地占居了思想主流即其意识形态左右了社会思想。
毫无疑问，每次浪潮中都有代表性人物，以他们的“生命中值”为思想成熟点的分析，可以测量出这次浪潮的波长。通过这种以思想家出现为标识的观察方法，也可大体上描述出中国历史上前两次思想解放的谱系。对于，正在进行的这一次的趋势，我则使用结构分析方法来解析并预测。
一、第一次浪潮：270年历时景象
第一次浪潮，以李耳（约公元前580年至前500年）的“生命中值点”公元前540年（下同）为始，至集春秋末战国初思想于大成并作为综合的批判者荀况为中值点人物，约为公元前270年为终。
其间，历时共270年。
道学的创始人李耳以脱离官方体系为个人选择，构建了道德主义的最初体系，对后世影响绵绵不绝，如汉初政治之收效（文景之治）与魏晋间的玄学之形成。在李耳之后又有孔墨显学出现：一个打破了“学在官府”的官方垄断，开启了教育自由化历史；一个打破了“祭在官府”的垄断，开启了宗教自由化的历史。至于荀子，则综合以前思想，为此后的“外儒内法”政治提供了文化合法化资源。
第二次浪潮：魏晋更迭间的80年
第二次浪潮的开启以“外儒内法”政治失败为起点，道德主义为了彻底消除前者的影响，转化为玄学即“三玄七贤”的深刻影响。
三玄，乃指的《易》、《老》、《庄》作为以阮籍为首七位玄学思想家偏好的理论读物，时称三本玄书。
从阮籍的“中值点”（约）公元240年到鲍敬言的“中值点”（约）公元320年，这一波只有80年。需说明的是，后人对鲍敬言的生平并不清楚，这里只以他的批判者即《抱朴子•诘鲍篇》作者东晋葛洪的生卒来推断的。竹林七贤的玄学自不必细论，他们中间有人为反对虚伪的名教即简化的儒学，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如嵇康之死。
鲍敬言远比玄学走得更远，他在《无君论》中宣称君主是一切罪恶的根源，以至于接受了玄学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东晋体制都受不了，才有了葛洪对他的批判。如果说，鲍敬言以前的思想家们都以其他思想家为批判对象的话，那么鲍敬言则彻底地、直接地颠覆了君主统治的道德合法性。
第二次浪潮为挑战精神或曰探索主义乃至冒险主义提供了强大的动力，其后产生了中国古代科学史上的一个空前绝后的顶峰，何承天的天文学、祖冲之父子的数学即是证明。同时，批判“已接受的主流”，不但要有学者的思维能力，还要有冒险精神，范缜义无顾反地批判了佛学－－这个在儒系崩溃之后的又一强势意识形态。要知道：他主要生活是在佛学政治兴盛时期度过的，如在齐朝竟陵王萧子良兴佛集会上的公然反佛，又如在梁武帝萧衍时代的十四年坚持（直至天监十四年去世）。
在范缜之后，中国再也没有如此的生存在体制内又公开且坚决直白地反对主流意识的思想家了。
三：第三次浪潮：1999年至2019
第二次思想解放浪潮用时80年，是第一次的1／4弱一点；可以预言第三次的历时不会超过上一次的1／4，大体为20年的时间。
这次思想解放浪潮以技术手段的民主化即网络利用为开始标志，以民间自由主义的整体壮大为终结。这中间的典型特征有：1，整体化“老子群体”已经形成，这些思想家从体制内一般职员到大学教授，形形色色杂于其中，都以“告别革命”的指代意识从体制内淡出，地理范围则分诸于海内外；2，新的宗教团体的坚强地存在，作为文明改造的动力他们的思想与道德的“精英化”存在，形成政治道德衰败社会的一大差；3，各种“小资情调”的沙龙乃至NGO以存在为意识主流，表达着“自言自语”的自由；4，流亡者的后援力量，他们提供的思想展示平台正在替代印刷技术的传统纸质表现，思想的思想家身外物质载体及其传播速度绝非上两次浪潮可比。
与第一次浪之后的两汉文明产生相比，以及与第二次浪潮之后的唐文明产生相比，第三次浪潮之后必将产生成熟的民主文明。第三文明即民主文明的消失是以整个世界的统一、和谐为标志的，任何一个相对独立的文明将不复“独特”，尽管形式上可以“诸侯”化存在。
第一次浪潮之前，相对于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异端”或曰多元化已经存在，如春秋初的无神论或曰自由与人事（世界）无关的认知及其后管子的经济实力主义。第二次浪潮的前期准备，则是东汉末年开明儒系官僚与后备官员即太学生的政治联合，以及这种联合对腐败集团的斗争，其间思想表现形式为“清议”。第三次浪潮的思想准备显然比以上两次都短，它从1980年代中期至1990年代中后期大体只有15年左右的时间，这中间的重要标识是官方主导的“反自由化”及其“嵇康后果”（即六四事件）。
结束语：需要“贵族政治”的时代
前两次思想解放浪潮与国家政治的关系是解构型的，而随着浪潮的消失，国家的地域统一化型态也比较稳定了。而第三次浪潮几乎不会主要地影响国家结构在地理上的变化，而是特质性地表现出社会价值对世界主流价值的内在精神追求。这个新的文明成果的出现，将会以“贵族政治”为核心动力。而此“贵族政治”的品质标志，不是血统、家系、财产等传统概念，而是一项综合的精神指标即知识精英的决定性影响。
当然，由知识精英推动的“贵族政治”，并不必然地排挤平民政治、财富政治，更是让后两者同化于“贵族政治”。在一般性质的判断上，它该是：
1，宽容、理性、和解的“忍耐型政治”，也就是说在放弃暴力更迭政权形式共识之后，采取社会成本最小的制度置换。其中也
2，尽可能地使“大众法西斯主义”边缘化。质而论之，民主不可能绝对避免法西斯政治，也绝对无法排除“多数人的暴政”，所以既不形成一种精英专断的民主即平民政治致于完全失效，是本次思想解放浪潮中的一场“好戏”。
现在的“左派民主”，其实正在寻求这种契机。
3，人文主义分支系统的有序排列，在基本上放弃了“工程师治国”及混乱的儒学政治课语系统后，应当有新的文化合法支持。依我之见，应该是政治墨学的兴起。
这种有序的排列实际上已经预演，经济学作为显学的衰落，法学作为新秀的新起，已经毫无疑问地开启了这一历程。也可以预见，在法学精神（一种亚文化）的勃兴之后，下一个是哲学的全
面复兴，因为支持哲学复兴的宗教多元化基础已经初步具备。
如果“为万世开太平”的儒家伟大理想真可实现的话，那么就是它完全向民主归化，只有民主才能真正地为万世开太平！我们今天生活于这个社会的每一个真正的知识分子，也许有数不清的个人苦难的诉说，但我们正在无意间创造着一个伟大的精神时代。
2006年4月27日写于小城绵逸书房
2006年5月4日运河边小树林再稿
2006年5月9日改定于乡下含溪轩书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