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1860年开启现代化以来，历来不乏经济民主，从洋务派的劝业招商到邓小平的改革开放都是经济民主的重大举措。20世纪后四分之一以来的经济民主，以官赐形式为主、以民间自发突破为辅，在“体用”路线与价值追求之间摆动。它构筑了与一个政治负相关的场景，成为前现代中国的一个特殊标志。
金融民主也许是官赐经济民主的最核心部分，因为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的核心构成它的垄断性居于理论上无法挑战的地位。之于这一性状，农村信用社的“三性”恢复就成了一个不可多得的成果。或者说，以“三性”为说辞的农村信用社体制哪怕是先奸后娶式的，它也为中国的金融民主做了贡献。至少，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前，各类小业主及农户还能从它那里贷到一些资金。然而，时至今日，那个先奸娶式的金融民主也不存在了，所谓的组织上的群众性、管理上的民主性、经营上的灵活性，已失去了“两性”，仅剩下就是各管理层可以为所欲为的“灵活性”。
要是农村信用社体制这个金融民主的怪胎能像供销合作社一样能“无疾而终”，也算国人之幸事，但是，这是个太一厢情愿的想象！时至今日，利益集团还在试图从中抽血，比如“集中到省管理”。其管理体制的不确定性即背誓性，作为中国金融崩溃的诱发点之一，已经由农村信合的为所欲为的灵活性来凸现。山西临汾市浮山县北王乡信用合作社事件只不过冰山之一角。（该社除一人外，其他人全部参与到高息揽储、私放高利贷违法案件中去。据估算，贷款回扣率已经高达30%－－贷你1000万，收你300万好处费）
信用社的三性恢复是1983年的事情，也算邓时代经济改革的一大动作。那时我刚中专毕业，分配到农业银行的乡下营业所（与信用社合署办公），也目睹过几次很形式化的“社员大会”，但到了1980年代后期，信用社又开始完全向国家银行体制归化：
1、它的县级主管层都是是有国家干部身份的农行干部兼任，已无管理的民主性可谈。
2、它的基层管理人员及工作人员，没有一个是标准的社员（或可入些股）即来自“非本系统”的人员，如纯粹农户及小业主。如此，组织的群众性就无所谓了。
3、它完全沦落为农业银行的附庸，在资金上给农行“打补钉”（交准备金），所谓的灵活性也免谈了。
在信用社彻底失信的情况下，兴起了农村基金会；农基会由缺少管理经验，加上地方财政饥渴，整体上变了味。
在农行城市化、基金会非法化的情状之下，农村信用社再度坚挺。在没有“三性”约束的条件下，它也由“土八路”变成了正规军。由于它又有优于国有银行的“灵活性”，不可避免地与地方特殊利益集团更加紧密地勾结起来。而其勾结的社会成本是：1、农民及小业主彻底被边缘化；2、由于边缘化（国有银行也是这种边缘化的推动者），民间借贷规模自发盛大，到2005年底已达8000亿，占全国总信贷规模的四分之一；3、内部人机制全面形成，比如离职式退休信用社主任可拿走相当规模（如300万）资金去做生意－－算作“政治损失”的经济补偿；4、由于投资饥渴症的普遍存在，高寻租额则为应然，寻租支出首次超过了甚至几倍于利息支出。
以北王乡信用社30%回扣率为最高指标，以社会上普遍认可的10%为最低指标，信用社系统的寻租成本为贷款金额的15%，仍远高于名义贷款利率。
以15%为“理性承受”计，再加上年息10.8%(以月息9‰计)，综合费率为26.8%。在中国什么样的行业能达到40％的收益率呢？如果没40％的收益，谁又愿承担接近27％的“他人分利”呢？“我得小头儿，你得大头儿“，不好成为商业规则！
但中国就发生了这种情况！
面对这种窘境，有官方背景的学者又开始了说什么“今后信用社的改革方向是服务三农”，乃至“政府监管、内部控制、行业自律是信用社监管的方向”，云云。终于，组织的群众性、管理的民主性成了昨日黄花；终于“灵活性”带来的危机，成为政府强行介入的借口。
信用社先奸后娶的民主逐渐蜕变成一种局域性危机，但它不过是中国政治文化以政府为大－－可以出尔反尔、可以挂羊头而卖狗肉的翻版。但不管怎样蜕变，信用合作的今日格局已经证明了金融民主的破产。
或可由崩溃性危机教训中国金融界，或可有强力管制的介入来应对危机，但它至少说明一点：搞假民主，早晚会带来不可估量的祸害！
在宏大也宏观的假民主带来毁灭性灾难之前，民间微观的自救即真正的自我做主机制也逐渐形成－－民间借贷的实然存在即是证明。其对比的伦理反思是：人民总有不让自己被毁灭的权利！
我们所要警惕的是借人民利益名义的恶行－－如先奸后娶再终抛弃的“三性”流变，恰如汤因比在《历史研究》关于文明衰落的细节分析一样，一定要看清无所事事边防军如何演变成国内的掠寇的！
在民主的宏大叙事前提下，我们也应清楚地明白：得以健康发展的民主，还是内生性与自发性的好，官赐的或外力加予的则很有问题。固然，官方应当责无旁贷地提供制度公共品，但在中国文化背景下，官供公共品往往会引起深刻的道德怀疑。比如对民主绝无必要的强行改造－－“体用”之下的曲解，与其相关，自由也被高度分割为“精英”之事，比如出版、结社、集会、游行的表面诠释，完全覆盖并格式化了“免于恐惧”的自由。如果说争取出版自由是少数人即精英的要求，那么妇女管孩子的“警察来了”或“把你交给警察”的恐吓仍是中国人的深陷于恐惧的一般化写照。
官赐金融民主的彻底破产未尝不是件好事，它会让“不合法”的自救式民主－－民间自由借贷更加强劲，并最后争取到合理合法的地位。同理，涉及更多领域的官赐民主的失败也会让民间深刻明了“政府并不是上帝，它不可能供给一切”，所以个体的自觉及草根社会的自觉首先是自救意识。
在制度经济学的意义上，政府的失效能够由市场的有效来补救，而市场的失效也能够靠政府的有效来救。然而一旦当政府与市场同时失效时，那所依靠的也只有民间社会自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