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批评的语言危机

最近手边在读的同时有三本书：《新编美国文学史》[王守仁、刘海平主编]、《英国小说艺术史》[李维平著] 和Marcus Cunliffe的“The Literatuer of the United States”。讲述的同样是英美文学史，但是读后的感觉却不一样。
　　
　　中国人编写英美文学史所用语言乏味单调，如同嚼蜡，不时出现一些象“…如同吹进…的一股春风”“…在文坛激起了…浪花”这样恶俗不堪的句子。英美人则就很注重语言的文学性，句子灵动、飘逸，富于想象和幽默，但同时不失学术气质。
　　
　　中国人编写英美文学史喜欢堆砌作家生平和作品梗概，真正的创见很少，英美人的则并不用四平八稳的结构，任意挥洒，基本不提故事梗概，尤其是那些经典作家，完全不从出生地和童年讲起。
　　
　　中国人编写英美文学史多半集团作战，主编挂帅，十几人多管齐下，充分体现团结就是力量，英美人则单兵行动，独来独往，多半是一流名校的资深教授，集数十年的治学呕心沥血而成。
　　
　　让我们读一段Cunliffe的文字：
　　
　　The apparent paradox is that only when America became more authentically “other”, more American, could it afford to be more European－－or more cosmopolitan.Viewed one way, the expatration of Henry James or Getrude Stein was a betrayal of American wholeness. Viewed another way, it was a mark of national confidence.” (p 279)
　　
　　让我们读一段中国人编写的美国文学史里的任意段落：
　　
　　威廉.杜波伊斯是世纪之交时影响最大的两位黑人作家、政治活动家之一(另一位是华盛顿)，他的政治主张在20世纪60年代达到高潮，至今仍是美国大学有色人种问题研究的主要对象。
　　
　　谁笨拙，谁轻盈，谁机智，谁驽钝，立见高下。
　　
　　文学批评是一种很有别于其它人文学科的活动，它除了需要写作者对于所评论的语言有着超乎常人的敏感，对其中的隐喻、象征体系有着侦探般的热情之外，还需要作者本身拥有很好的驾驭文字的功底，甚至批评家本身最好也有文学创作的经验。
　　
　　所以英美很多一流的评论家首先是文华绚烂的作家，比如萨谬尔.约翰逊的英国诗人评传，读起来就文采飞溅，比如英国的文学评论家大卫.洛奇就写过好几本好玩的畅销书。或者，很多一流的作家成名后转而进行文学理论的总结，比如詹姆斯、劳伦斯、吴尔夫、艾略特、福斯特、庞德等人。当然，也有反例，比如哈罗德.布鲁姆就写过小说，后来自己不好意思，遂掏钱将之从书店全部买回，然后付之一炬。
　　
　　中国的文学研究者通常则面临两种尴尬，要么就是理论搞得深的文字功底和语言表达能力奇差，于是只好拼命的使用“大词”或“术语”装饰门面，要么就是好的作家试着研究文学创作理论，结果专业素养太低，毫无理论深度和学理价值。前者的代表是清华大学的王宁，后者的代表可以是王安忆和格非。 当然，也有反例，比如余华对于霍桑的评论，就是那种理论深度和形式激情的完美结合。
　　
　　信手拈来一段某学术期刊上的段落，与诸位奇文共赏：
　　
　　独霸文本的男权不但以“勇敢、进步”的殖民者的光辉形象展现在公众面前，而且暗中把怪物的反叛之音和女性零散的话语层层包裹起来，以期将其泯灭殆尽。即使叛逆之音偶有外泄，也必须经过霸权叙事网的层层过滤，最终才以扭曲的镜像展现在公众面前。但伊丽莎白的一封承载有女性话语的信函首次撕开了弗兰肯斯坦的苦心经营的男权巨网…对英法的阳性特权进行了隐义的批判。
　　
　　类似的句子还有很多，我就不多引了。文学研究是需要旁征博引的，也是需要批评家本身具备一流的艺术修养和文字功夫。在新中国对于文艺界多年的高压统治下，学者们胆战心惊于”政治正确”，处处如履薄冰。我们的文字正在死亡，一些诸如“民主”“崇高”“伟大”“辉煌”这样的字眼要么就是异化，要么就是萎缩。一步一步地侵蚀下来，时至今日，我们的文学教科书也已经成为了危襟正坐，不苟言笑的“人民日报体“或“新闻联播体”。我们的文学论文则是抱住当下流行的外国文学批评理论，生搬硬套理论名词，拿大词当万金油，就像上面用女权主义分析雪莱夫人的《弗兰肯斯坦》一样。
　　
　　文学的美，就这样被玷污了。文学批评的趣味和智性，就这样被葬送了。
　　
　　难怪远游在外的伦敦大学赵毅衡教授在被一个满嘴大词的博士生问及中国的形式批评危机时，非常不客气地指出，“中国的形式批评从来就没有好好开展，根本就谈不上陷入危机”。这是非常中肯的批判之词。甚至可以说，中国也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批评。
　　
　　上外的李维平是国内难得少数几个潜心问学的英美文学研究者，其乔伊斯研究也是国内领先。但是翻着那本书(尽管已经比国内同行的专著在原创性和理论深度上好太多)，仍然不难看出研究方法的粗陋和诸多论据的错误。比如第二章，在分析希德尼的作品时，他对一个千字的语篇中的修辞方法进行统计，然后列表说出每百字各种修辞的出现次数。如果真要做这种文本形式的统计分析，那起码科学的态度是要有原始数据和关于数据源的介绍，可书中什么也没有。比如在提到英国早期历史时，至少犯了三处史实错误：第一，昂格鲁撒克逊人没有“征服罗马人”，是罗马人撤离后他们才来的；第二，罗马人的统治是四百多年，而不是他说的“五百多年”；第三，伊丽莎白女王是1603年去世，而不是1605年(那一年倒是发生了针对詹姆士一世的暗杀)。对于一本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专著，这些简单的史实错误是不应该出现的。而更令人担忧的是，像李维平这样能不为了职称，一本接一本的出专著，而不是编书或者粗制滥造论文的人，中国已经少之又少。
　　
　　简而言之，功利主义导致的学术弱智，和意识形态导致的批评语言的美感缺失，就是当下中国“英美文学研究界”面临的集体尴尬和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