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读书无禁区》(作者：李洪林1979年第1期)
《读书》开篇就打出“无禁区”的旗帜，让那个时代的读书人怦然心动。二十年后仍 为读者津津乐道。不为别的，就因为它为《读书》定下了调子，也最好地概括了读书人的 心态。当然，也有人提出“岂能无禁区”的质疑，这么一来，讨论的风气也开了。这篇文章的名气也更大了。好在大家都心平气和，温文而雅，不伤和气，读书人要的就是这种气氛。不过，要说真的无禁区，也不容易。二十年来，一波三折，有惊无险，今天仍然如此。这也许就是这篇文章还能让人记忆犹新的现实原因吧。
2、《论“费厄泼赖”应该实行》(作者：王蒙1980年第1期)
鲁迅先生的“缓行说”早已名扬四海，王蒙先生大作翻案文章，新鲜别致。在文革的火药味还没消散的时候，王蒙先生独具慧眼，拔开迷雾，为读书人“指明了方向”。联系十年后作者的另一名篇《躲避崇高》，读书人应该明白作者二十年来的苦口婆心的良苦用心。多一点宽容，多一点理解也许真的“太过聪明”。但火药对火药难免会殃及池鱼。我们能不能实现”双赢”?然而好人难做，方方面面都要照顾到。一不留神就会让某一方面看着不顺眼。不过，王蒙先生还是能“软着陆”。他的这篇文章一度入选中学课本。但愿人们不光是拿来分分段，概括出论点论据论证方法，也能领会他的机智与幽默。
3、《从“理性批判”到“文化批判”》(作者：甘阳1987年第7期)
80年代的文学热迅速演化成文化热，离不开西方理论的引入。甘阳作为卡西尔《人论》的译者向读者介绍卡西尔的《语言与神话》时，如此明确地点明卡西尔思想的旨趣，为中国学界文化反思的热情推波助澜。当时人们普遍从学术中汲取热情，又用热情去把握学术。学术的支持成为热情的依据，就像人们在诗的感召下热血沸腾一样。作者断言“中国传统文化恰恰是一种没有逻辑，没有语法的文化”，让当时的人们听起来说不尽地受用。如果谁能为人们提供一种理论，让人们能深刻地把心中对传统文化的怨恨说出来，那能不引人注意吗?
4、《我们这一代人的怕和爱》(作者：默默1988年第6期)
这个默默，就是《读书》的读者熟悉的刘小枫，一个写出兼具思想的光芒和文字的灵动的《拯救与逍遥》的神学博士。很多年轻人要迟至七八年之后才能看到他的这篇东西，那已经是他把在《读书》所发表的文章辑成一个与本篇同名的集子之后，但他们依然被深深吸引了。在刘小枫他们那一代人身上，有着对俄罗斯精神的共同感受，从本篇直到他后来的《记恋冬妮亚》，可以看到一脉相承的精神轨迹。
5、《百无一用是书生》(作者：金克木1989年第5期)
此篇虽是对杨绛先生的小说《洗澡》的评论，却无意之中道出了特殊境遇之下读书人的普遍心态。从康有为、梁启超到陈独秀、胡适、鲁迅，一路下来是《围城》、《洗澡》，读书人在这一个世纪里的遭遇，既可悲又可笑，既可怜又可叹。金先生是博通古今，学贯中西的明白人。一句“百无一用”道出了无数读书人的心酸与无奈。相信读者们在拿到那一期《读书》，翻开头篇的时候，一定都会心领神会，扼腕长叹的。
6、《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作者：孙津1992年第4期)
在各领风骚三五天的学界城头，后现代的大王旗也许是当时最新的了。孙津先生的巧智与调侃虽然十分及时，却没有阻止人们趋新逐异的兴头。或许适得其反，“后现代”却因此文愈加名声大振。直到好事者将后学家们争夺帅位的黑幕揭开，人们才稍微清醒了点。回过头来认真对待“后什么现代，而且主义”这个问题。再加上王蒙先生在《读书》上痛说中国的前现代，人们终于应该拈量出孙津此文的份量了。
7、《思想史上的失踪者》(作者：朱学勤1995年第10期)
朱先生的这篇“寻人启事”引来的回应让人看得眼花缭乱。其实回应的人也多半是在寻人的，有多少失踪者回头却不得而知。但可怕的也许不是失踪者不回头，而是仍有人不断失踪。据说现在中国人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活法。那么，我们也无权要求人们不失踪?反正朱先生的呼吁的确是情真意切。它似乎可以与鲁迅先生那响彻一个世纪的“救救孩子” 的呐喊相呼应。朱先生是幸运的，他的呼声有了各种回应。不必像鲁迅先生那样在既无人赞同也无人反对的孤寂中承受着无望的煎熬。
8、《北大校庆，为何改期?》(作者：陈平原1998年第3期)
陈平原先生自己承认此文虽然不是他转载最多的一篇文章，却是评价“分歧最大”的一篇。“老北大的故事”引起了出版商们纷纷效仿，全国各大名校一夜之间都有整本的故事出台，足以说明这个话题的号召力。“为何改期”一文虽然只是学人“寻幽探佚”之作却也引起了普通读者的浓厚兴趣。身边的事实，一旦说出历史的来龙去脉，倒也十分动听。学者的研究也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炼丹悟道，羽化登仙，说到底离不开“人间情怀”。
9、《“不道德”的经济学》(作者：樊纲1998年第6期)
商品大潮带来的种种道德问题令人文学者们心烦意乱的时候，樊纲先生的这篇文章的标题捅了马蜂窝。《读书》一下子成了经济学家与人文学者的战场。普通读者也在“平台”上品头论足，好不热闹。谁能说清楚物欲横流，道德沦丧的社会现象是不是市场经济惹的祸呢?没有人怀疑经济学也要讲道德，但如何讲?亚当·斯密面对这样的问题都难以应付，我们能“彻底解决”吗?也许好戏还在后头。
10、《“三农问题”：世纪末的反思》(作者：温铁军1999年第12期)
此文并非因为获首届“长江读书奖”才闻名，也许相反，是因为引起了关注才获奖。作者“直面现象”的勇气让人钦佩，直来直去，不搬弄理论，切中要害的思考方法更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现在农村到底有什么问题，该怎么解决?这不仅是经济学者关心的，也是人文学者和普通读者关心的。但是这个问题一不小心就会变成文人们感时伤世的好材料。作者用冷静的分析，朴实的话语提出独特的看法，让人看起来明白，读着踏实。是千真万确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