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说，二○○五年十二月，中国大陆公安部周永康在一次会议上讲到：去年一年，全国各地发生的维权和游行示威、集体请愿以至民众骚动事件，达到了七万六千余起。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和本世纪初，此类事件每年发生一两万起，去年一年，增加了几倍。这说明什么呢？一、积案越来越多，积怨越来越深；二、中国人的公民意识提高了，敢于起来提出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利了。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一批有良心、有正义感的律师和法律代理人，站出来为保障人权、维护法制而抗争。他们对于帮助民众提高公民意识、开展维权运动，起了引导作用和先锋作用。正像鲁迅先生说的，这些为民请命，舍身求法的英雄，是中国的脊梁。
对维权运动态度是试金石
是什么试金石？是「以人为本」、「执政为民」、以及「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试金石。如果执政党和政府是真心实意地「以人为本」、「执政为民」、「尊重和保障人权」，就应该积极主动地、满腔热情地支持公民的维权行动，使这个运动不断地取得成果，成为民主和法治的基础和前提。
从卢武铉道歉说起
据传媒报道：韩国打死两个平民，总统卢武铉通过传媒向全国人民道歉，并表示一定要对这个事件进行严肃查处。卢武铉的言行是一个民主的责任政府领导人应有的态度。
其实，中国上古就有责任政府。公元前十五世纪，商汤王在毫（今河南商邱县）建立商朝时，就在《汤诰》中说：「其尔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予一人有罪，无以尔万方。」这是中国第一个责任政府的庄严宣言。宣言的意思是说：全国臣民有罪，罪在我一人身上；我一人有罪，不会转嫁给全国臣民。此后，商朝的中兴明君盘庚，周朝的武王姬发，都曾经发出同样的宣言。这说明：中国古代开明的帝王都要表明对全国臣民负责任的态度。帝王决策失误，帝王要负责任；臣民有罪，帝王也要承担失察、失职或管理不善、纠正不力的责任。
正确对待维权中的过激行动
公民维权运动当然应在民主和法治的轨道上有理性、有秩序地进行，不应采用暴烈的手段。不过，中国大陆各级政府应该认识到：人民没有反映自己疾苦和冤屈的渠道，这个责任当然在政府。第二、现在的许多贪官、酷吏、恶警把维权的公民当作敌人看待，民众一起来维权，政府和警方就会加以「扰乱社会秩序」、「颠覆国家政权」等种种罪名，进行压制和打击，使矛盾不断激化，使公民忍无可忍，有时就可能采用以暴抗暴的行动。这个责任仍然在政府。
不久以前，北京建委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指责农民工「恶意讨薪」，并且宣布：「将由公安、劳动部门联合行动加以打击」。北京有一家报纸立即发表评论驳斥说：「没有恶意欠薪，何来恶意讨薪？」
总之，执政党的党委、政府和公安、安全等强力部门，首先要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你们是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除了人民的利益和权利，你们不应该有自己特殊的利益和特权，你们只能忠实地、诚恳地为人民服务，不能颠倒主仆关系，欺压民众，侵犯人权。如果那样做，就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也违反了中共的党章。
为什么不用对台湾人的和解态度来对待大陆人民
二○○五年以来，胡锦涛主席对待台湾人的和解而又耐心的态度，可圈可点。近来，陈水扁在二○○六年元旦文件中，再次提出「公投制宪」和对台湾同大陆的商贸往来「积极管理，有效开放」，实际上要加以严格限制。中国大陆政府对陈水扁的挑□不加驳斥，胡锦涛反而去厦门探望台商，并欢迎台湾方面到大陆对话。
近来，中国大陆民间舆论认为：大陆政府对待大陆人民，特别是对那些受迫害、受冤屈的弱势群体，远远不如对台湾人那样有善意的和解。中国大陆的民主党派也认为：执政党对于大陆的民主党派远远不如对国民党、亲民党那样尊重。这是为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