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毛泽东集团发起的旨在巩固独裁权力的政治整肃运动，也能算作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文化革命即the revolution against culture，那么中国历史上的“文革”则比比皆是，从刘彻刘据父子反目到朱元璋之血洗胡惟庸集团，无一不是the Cultural Revolution。也就是说，在迫害意义上的“文革”不可能用“绝无仅有”、“空前浩劫”来形容。如果我们不探究这场运动的人类精神疾病脉流，而只限于对它的形式（如“四大”）及局部效果（打倒某些“特权”）的认可，那么“文革”在中国重复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它可被认为成民主的一种有效形式。
标准意义上的the revolution against culture是个文化共同体的文化基因改变，比如说一个伊斯兰教国家（如土耳其）放弃政教合一的国家治理方式，转而推进世俗化，并且最后这个世俗化确立为一种文化共识。之于土耳其，文化革命的过程经历了西化的开端（1789至1878）之90年的时期，以及从帝国到共和（1909至1923）又一个近四分之一的世纪。就土耳其文化革命来说，包含了以上两项的全部历程可勾勒为：突厥化－－伊斯兰化－－现代化。再往前追溯世界历史，罗马帝国的文化革命经历了三个多世纪，才从多神崇拜转到基督教唯一神观。这个过程与中国南北朝的国家分裂时期的历时差不多少。
毛氏集团的“文革”是对中国传统政治的一次简单复制。“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定式更多地是在对马克思主义一知半解的情况下利用了秦始皇，即“劝君莫骂始皇帝，中国百代行秦政”之所谓。如果此中真地还有一点“革命”的意味，那就是用秦始皇去革马克思的命。
“文革”（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导因是权力之争，这几乎是中国明初政治的一次完全复制。在迫害与被迫害的双重身份无法理清的“混沌”下，“文革”又是中国古代仕宦文人党争的一个典型版本，“胡风集团”案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即便是在政治手段之上即半政治半文化的界定，毛氏集团不过是拙劣地使用了孔儒的“先贤后能”的思想。在毛氏语境中，它成了“又红又专”。这也许是个逻辑性讽刺，但它却是一个无法改变的历史事实。
“文革”在纯文化意义上也不过是19世纪中期以来两场（针对基督教的）邪教运动在中国的反应而已，或者说，两大邪教100年后正式地荼毒了中国。（尽管我找不出一个更合适的词来替代“邪教”，但我仍认为“邪教”一词不太恰当。）
以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为标志，对基督教初期经济生活原则－－财产共有、共用－－盗版的共产主义运动，成为世界文明的一个灾难。它的目标确实是彻底的革命，不仅要打烂既存的国家秩序，还要与旧的传统观念做最彻底的决裂。（“同旧的传统观念作最彻底的决裂（！）”也是“文革”后期电影《决裂》主人公龙国正——一个大有封建主义寓意的名字——最后的一句台词。）
共产主义运动的暴力性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灾难，也成为精神史上最可耻的一页。从斯大林到毛泽东再到波尔布特，数千百万计的性命被轻蔑地毁掉了。人类的“阶级间”仇恨，从未有此狂热过。从霍查到昂纳克再到米洛舍维奇，没有一个领袖人物因“阶级正义”可怖的后果对被害人的灾难表示出一丝怜悯。作为邪教的共产主义，它最终以新阶级的产生告别了自己的神祗，最初的经济平等目标也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谎言。而这种谎言性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意识形态的欺骗性相耦合，从而让“文革”成为这场邪教运动的一个顶峰标志。
19世纪中期是人类精神史上的一个灾难时期，就在《共产党宣言》产生后的5年即1853年，另一个称为“太平天国”的邪教运动，又一次宣布了明确财产共有、共享观。它的标准文本叫《天朝田亩制度》。这场邪教具有“文化革命”意义，它将儒家彻底赶出了它实控意识形态所及的范围。但是，在清除“旧文化”的手段方面，它抄袭了历史——采用焚书形式毁坏对方的经典，而对军中敢有习诵儒家典籍的处斩刑罚也极其恰当地复述了李斯“敢有偶语诗书者，弃市”的文化政策。
正如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邪教运动的阶级与财产后果（如在前苏联）一样，这场邪教的领导集团成了一个奢侈的新阶级。除了神化自己的绝对世俗权威外，他们无一例外地背弃了自己的最初教理。其内部权力纷争也成为日后共产主义邪教中的一个“不幸的预言”，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这些名字如何与布哈林、托洛茨基、林彪的殒命联系起来，恐怕有任何一点比较史观的人都能够勾划清楚。
之于整个世界，还存在着一种幸运，因为在19世纪中期两大邪教运动产生的60多年前，就有了1789年的《人权宣言》。在我们设想的一架历史天平上，一边放置着《共产党宣言》与《天朝田亩制度》，而另一边放置的是《人权宣言》，很明显《人权宣言》这一端将对方高高地挑起来。历史到了1948年，也就是《共产党宣言》的100年之后，《世界人权宣言》再一次为历史天平的人类良知这一端增加了法码。虽然它不是针对共产主义邪教的而旨在防止右翼极权死灰复燃，但是法西斯运动包括以大众法西斯表现的所谓“文革”成为了人类精神史上的耻辱。
时至今日，人权，对于已经大大从共产主义邪教及所谓文革中脱魅的中国，仍是一个讳莫如深的“真问题”。然而，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只有人权的全面道德化及政治化，中国才有可能避免太平天国运动与“文化大革命”（the Cultural Revolution）的再发生。
之于个性品质，人有种种恶欲，毛泽东既非伟人也非“邪灵”，他也是（一个国际的一个本土的）两大邪教运动的受害者，不幸地为虎而作伥。所以，中国要想从根本上肃清“文革流毒”，就必须有一个历史与世界的反省视角，或者说超越了“文革——毛泽东”框架才有可能走出历史！不如是，“文革”则仍然是民主的可供选择的方式，“毛泽东”仍然是邪教神祗！！
如果我们从着名的张志新案例、不着名的陆兰秀案例中反省到了什么，那应该是中国人良知的整体提高，然而以邪教精神为内含的“文化大革命”仍然没有结束，因为言论治罪仍然是我们这个文明不易的耻辱！卢雪松没有张志新、陆兰秀两位女杰那样被敲碎脑壳，但她遭受的精神压抑决不比前两者要轻一点；焦国标没有被投入监狱或到五七干校劳动，也决不意味着他比顾准在五七干校的心境好一点；至于，整顿报业的“风暴”（封报）也绝对不比“炮打司令部”对知识分子的冲击轻一点，不如是，也不至于让体制内的13理论元老大为惊恐。
中国在本质上没有文化革命，而政治迫害意义上的文革只有间歇而没结束过！特别是，从1999年开始，一场“隐性文革”已经由江泽民集团发起；如果我们把1999比做1966，那么江泽民版本的文革现在正是高峰期。是否有指望在2019年结束新的“十年动乱”，那就要看我们如何在这场灾难中审视自己的良心。当然，在另一端来讲，这场“隐性文革”也会促使中国民主化的早日到来，毕竟顾准少了而哈维尔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