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往公民社会》
（波兰）亚当 米奇尼克 著 崔卫平 主译
有一个朋友的岳父，这老人家的一生一世是又悲凉又喜剧的:他是一个资深外交官，先是驻节A国，A国发生了巨变，他很尴尬地去了B国；不料B国积弱已久，最终被邻国合并了；他又去驻节C国，不久C国搞民族自决，原来的联邦拆成了两个国家，他又苦笑着去D国当大使，D国闹的乱子更大，解体了。经过这样一番历练，他的心态变得像一尊佛。佛观一碗水，四万八千虫。但他转过头来观照自己的时候，发现自己的命运比破城灭国还要崎岖——文革期间他为了躲避风浪，长期假装自己得了肝病，像一个真正的肝病患者那样起居饮食。晚年时检查身体，医生发现他的肝上真的有阴影——依经验判断是很凶险的阴影。全家人都做好了最后的准备，老外交官进手术室那一天，他的儿子也从国外回来，等待残酷的判决。可是老人家的胸腔被打开以后，所有的专家都傻眼了：肝没有任何问题，仪器显示出的一切都是假象。医学在这里变成了哲学：肝对人类进行了欺骗，谓之“肝欺骗”。危机结束了，一家人在欢聚，笑谈命运。然而故事到这里还没有结束： 在一家人庆祝老人家新生的晚宴上，从国外回来的儿子因为喜悦过度大笑而亡。
这个故事和米奇尼科有什么关系？最近知识界搞得很兴奋的米奇尼克思想言论合集的行销，让人想起了奇趣知识圈的某种近似。国族命运与人世悲欢的缠绕，使得历史更像小说。看上去这个外交官的故事非常不真实，太像戏文，这就是生活模仿艺术的范例。人体上的一个器官变得有灵魂，以一种奇异的方式加入到秩序的整合中——这又回到异化的话题上来了。而在米奇尼克的故事中，异化的道具不再是那具狂乱的肝，故事本身也没有这样雄奇，它是一场静悄悄的启蒙秀，生活照样模仿着艺术。
传播米尼奇克这个事本身不是小说题材，要承认这是思想史上的重大事件。一个有着普世情怀的女教授在兜售这本册子，32开400来页的民主培训必读书，索价30元，后来行情看涨，提到35元。以善的名义实现利润最大化，不大可能是米奇尼克先生自己的意思（会有好事者问米尼奇克能拿到版税吗），翻译者大概不会心思缜密到会一边拿翻译稿酬一边兼为某种崇高的事业募集献金。本书并非公开出版物，自然受到许多局限，又增添了许多令人叹惋的悲壮的色彩。她那幅勇于济世的悲壮姿态和理直气壮的敛财，使我们看到这个故事本身蕴涵的张力。
“今晚谁在阅读米奇尼克”——今晚是成千上万的不满足于思想界长期庸碌无为的热情读者在渴饮米奇尼克。但必须看到对这个波兰思想家存在另外一种阅读——对伴随着感召力的市场潜能、发售前景和现金流带来的巨额利润的数读，包括它还有多大的涨价空间的喜悦的评估。当然，还兼有对推出这本书会获得的无形利益的解读。当拿到这本给中国的普罗大众们滋润自由民主之甘美的《通往公民社会》时，突然会想到在中国知识社会里一个恒久的玄奇的命题——我们越来越不像生活在正在“演进”的实体空间里，一边是高唱猛进，一边是精神世界的“肝欺骗”。我们更像生活在荒诞的小说场景之中。所以与知识界的异常兴奋相比，笔者更感兴趣的是这个事件天然自足的戏剧意蕴。
人们从米奇尼克的书中读到了心灵中非常稀缺的东西——包括自许为天然的民主拥戴者和自由价值捍卫者的人文知识分子都未曾意识到的可怕的盲点，我们为帕斯捷尔纳克所说的那个遥远而真切的未来而做着心灵和肉体上的蓄备，而我们同时又发现自己千疮百孔——生活在过于戏剧化的现实里，被冲突本身所牵制，冲突越奇伟，角色越渺小。这不仅是小说的悲哀，也是陷入了悖论里的文人书生们的悲哀。
很少有人问：在通向未来走向变革的道路上，中国知识分子到底在做什么。现在看来这只是一个小型争论范畴的问题，什么时候浮出水面，让我们擦了眼等着看。现在热谈的是公共知识分子，然而现在从这个事情解读出的公共性却是现金流织成的“公共”，而且你还不能质疑，操作这么一个敏感的题材多不容易啊，给人家一点压惊费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嘛。现在明白了什么叫两头占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性：若有麻烦我可以获得先行者的声名，而现在最好，我在长夜中播火，米奇尼克也不好意思问我版税的事。
这可是一支风险股，不是你们小角色能领会的。
女教授在播火，同时，她在丧失。她可能也预设到人们会囿于大义而羞于说出这令人不快的事实。但我们的灵魂解放之路同时变成了自我丧失之路，在传播新思想扫荡众生的庸碌时，过于精明算计的预设和水涨船高的牟利又为这种庸碌麻木增添新的事实。佛教劝世文中有这么一个故事；阎王请两个即将转世投胎的人选择：你们是希望过索取的人生呢，还是过一种给予的人生？第一个人说：我选择过那种索取的人生；第二个人说：那我就过那种给予的人生好了。阎王于是决定了两个人的去向，那个希望索取的去当乞丐，每天接收人的施舍；那个有襟怀肯去给予的则做了大富翁，有了经济实力，于是可以天天仗义疏财，修庙铺路。这个故事品位虽不是太高，但给了那些有志去济世开愚的聪明人以勇气。这个隐喻很俗，但他是一种很实惠的甜俗，可操作性较强，难怪我们的自由知识分子乐于去仿摹。
说到东方精神与西方物质，这个将宗教精义脱化活用的售书故事给了我们万般启迪，大公和小私和谐兼顾的薪火相传，叶绍钧小说“潘先生在难中”的利害守恒，超越着一切古旧的短视的经验。当年的列宁若有知，会自叹弗如，因为他宣扬布尔什维克思想的《火炬》都是自费油印，是无偿地散播到痛苦的俄国人民手中的。难怪俄国革命更像都市报纸卡通栏里“笨贼一大窝”的故事，人民经历了漫长的熬煎，革命也未能善终。
以前曾经写过一篇时评名叫“中国可以不说”（不是说不），不说，不是无话可说，而是担忧说了犯嫌。现在的思想现实就是这样，政治正确性的考量让你不得不前后思忖，说话要对历史负责。我们曾经涉入了一场关于世界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争论，有人这样批评：借助于所谓民族大义和国家利益的制高点占口风上的便宜算不得好汉。这样说不是操蛋吗，大凡辨事理写文章，没有比找到一种制高点更令人心安理得的事了，既然你承认我在制高点上那就别悻悻然。
但是今天这个关于制高点的套子也笼在自己身上了——面对这本备受欢迎的“内部参考资料”笔者陷入了一个悖论，我们不是那么心安，也不是那么理得。但是仍然要在一个低凹点上变了一个姿态对这个事件发出一两声坏笑，并施放出冷箭，因为从它的结构奇迷中解读出了能让我们大家偷笑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