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温铁军是一位天生的演员：他拥有还算诚恳的外表、流利的口才、在电视节目中像刘备那样流得恰到好处的眼泪、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共产之心、坚决反对国际资本的爱国之情。正因为如此，他只能扮演坑农、害农、误农的“三农”专家，而不能充当赵本山式的充满泥土气息的喜剧演员。
温铁军们的大米秀
2003年，温铁军和他的追随者们，申请到由他深恶痛绝的外国资本支持的项目基金，在河北省定州市的翟城村圈占近百亩的良田，挂牌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两年过去，大片良田里的庄稼没有种好，反而增添了遍地的杂草。当我把这个问题当面向邱姓负责人提出的时候，小邱很诚实也很有理地回答说：人家农民种了多少代地了，我们怎么能和人家比呢？！
据报载，温铁军和他的追随者，在挂牌成立晏阳初乡村建设学院的同时，还在更广泛的地区进行了“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在兰考县挂职副县长、中国农业大学副教授何慧丽的主导下，该县6个乡6个村成功组建了5个农民文艺队、1个老年协会和4个经济合作社。其中的三义寨乡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还申请到农业部10万元专项资金，通过统一购种、统一技术服务、统一发放无公害农药化肥，从事无公害大米项目的开发试验。其结果，这10万元专项资金并没有生产出等值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连运到北京的10吨“鑫合”牌无公害大米，都没有找不到销路。
在这种情况下，何慧丽副教授兼副县长于2006年1月2日，在北大资源宾馆三楼的一间会议室里召开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颇为诚实地说出了心里话：“知识分子只会教书，不会卖东西。现在大米卖不出去，发现自己非常无能。”
居高临下的教育秀
比起何慧丽来，号称“三农”专家的温铁军另有表示：“我想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推动他们的创新继续向前发展。……只有农民有出路，才能保证市民的安全，才能保证我们吃到的不是有大量农药残留的食物。”他还强调说：“消费者是需要教育的。我们要让消费者聪明起来，这样才能建立城乡之间的良性循环。”
针对温铁军的表态，著名作家童大焕在《祝贺“三农”专家温铁军教授卖不动大米》一文中批评说：“需要教育的不是消费者，而是温铁军先生们自己，温先生那种居高临下的‘要让消费者聪明起来’的想法，注定要接受现实的‘再教育’，就像其今日卖不动大米一样。”
而在实际上，由何慧丽主导的无公害大米项目，并不是根据当地农民的意愿和市场的需求生产出来的适销对路的订单产品，也不是按照申请项目的惯例先行设计出预期效果的成熟项目，而是她本人所说的专门套取政府专项资金的高度理想化的盲动行为：尽管“优质不优价，增产不增收”也要“先干起来再说”。用温铁军的话说，就是“以一个知识分子的名义”空想出来之后再强加在农民及市民头上的所谓“创新”。
在自以为“聪明”的温铁军们的头脑之中，不仅所谓的“新乡村建设”的实验可以“先干起来再说”，甚至于连“消费者”的需要，都可以由他们“教育”出来。然而，自以为可以居高临下教育别人的温铁军们，却偏偏忽略了地球人都知道的残酷事实：中国最大的人为“公害”，是公共强权只重视对本国公民实施掠夺和监管，而从来不肯为本国公民提供人人平等的公共服务。仅就自然“公害”而言，最大的公害也不是化肥农药对于粮食蔬菜的污染，而是掠夺性开发和破坏性生产，对于包括大气、水土、森林、湿地、沙漠、草原在内的大环境造成的全方位的严重污染。比起这些无所不在、无孔不入的公害，使用化肥农药种植出来的大米所产生的“公害”，实在是微乎其微。
退一步说，即使河南兰考的无公害大米确实优质优价，也应该由南马庄村经济合作社充分发挥其自主组织、自主经营的原则，按照市场规律扩大种植规模、打造品牌形象、开拓销售渠道。而不是像何慧丽们那样，不经过市场调查就鼓动农民把10吨大米盲目运到北京，营销失败后又把自己的责任推卸给所谓的“不讲良心”的市场和需要教育的“消费者”。自以为聪明的温铁军们，能够说出这种怪异话语，充分证明他们的智商，只相当于摔倒在地后哭喊着诅咒绊倒自己的小石块的两岁顽童。
从大米秀到政治秀
2006年1月15日，何慧丽在一家小书店召开第二个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当场发布“南马庄合作社大米协会卖米领导小组，今天正式成立！”
这个“领导小组”共有10名成员，温铁军任名誉组长，何慧丽任秘书长，其他成员据说是包括大学教师、书店老板、搞过粮油生意的商业人士、维权网站负责人、热心市民，还有来自兰考南马庄的村支书张砚斌和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付玉平。就这样，一场大米秀又演变成为大打官腔的政治秀。
据何慧丽介绍说，几周前从河南兰考县拉进北京的10吨无公害大米，已经全部销售，另外10吨大米正在加急运送途中。然而，她不但不感谢多家报刊公开报道所产生的广告效应，反而指责说：“有些人说我们不尊重市场规律，没组织，是盲动，好了，现在我们有组织了，销售业绩也不错，我们要坚持下去。”
按照何慧丽的理解，“经济合作社的功能，就是希望把分散的、原子化的小农集中起来，通过农民自己努力，把流通、服务环节的一部分利润，返还给农民。”然而，共有10名成员的“领导小组”，除了村经济合作社副理事长付玉平勉强称得上是“农民自己”之外，其余9个人都是农民的“领导”。
另据何慧丽介绍：“我去过印度的卡拉拉邦，那里有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手上有老茧，和农民一起做农活，脚上沾满泥巴，和农民吃住在一起，每次开完会把桌子一拼，睡在桌子上，这些都是那个国家鼎鼎有名的农业研究专家啊，你能说他们错位嘛？”本人倒想问一问何慧丽：只知道让农民种植无公害大米却不知道让农民提前寻找市场的农业大学副教授，到底是不是农业研究专家？印度的农业研究专家，难道也要挂职当一个副县长、享受副处长或正处级的“领导”待遇吗？你何慧丽能够像印度的农业研究专家那样一直坚持“和农民一起做农活”吗？！
应该说，在日益冷漠的中国社会，有更多的人心系“三农”确实是一件好事情。然而，假如像温铁军们这样把心系“三农”，扭曲成为自以为是的教育秀和哗众取宠的政治秀，其结果只能是把“三农”改写成为坑农、害农、误农。
2005年10月26日的《新京报》，刊登有温铁军接受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的访谈录。其中不仅把最近几年中国政府给农民400多亿元补贴，即8亿农民人均50元的所谓“补贴”，美化为“经费的问题已经被比较有改革意识的财政部部长金人庆解决了”；而且再一次宣扬他坚决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强权话语：“你到任何一个发展中人口相对比较多的国家，只要人口过亿，你去看看，有一个算一个都是因土地私有化，导致农村大量的赤贫农民。一般都是三分之一以上的农民赤贫，没地，根本没法生存。也同样导致大量的人成为流民，流入大城市，进入贫民窟，要么就进入游击区了。……我去过好几个发展中国家的游击区，进去做调查，我也去过好几个发展中国家的大型贫民窟，也是进去做调查。没有这些直接直观的感受，没有这些眼见为实的认识，我们意识不到稳定有多么重要。我们要建立一个民主法制国家，那就先不要激进，而应先立足于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来考虑问题。”
且不说温铁军对于“好几个发展中国家”以偏概全的强词夺理，仅就中国本土来说，目前的越来越不稳定，难道不正是“现有的城乡二元结构”造成的吗？中国农民的失地之争，难道不正是原本属于农民的私有土地，被人为抽象化为所谓的集体土地和国有土地所造成的吗？在当下中国，土地私有化并不一定是把每一寸土地的使用权都落实到农民个人，而是要把每一寸土地的财产权，明确量化到土地所有者自己的名下，然后由所有者自己按照法定程序选择是保留还是出卖、是农耕还是开发。如果做不到这一点，随着失地农民越来越多，“成为流民，流入大城市，进入贫民窟，要么就进入游击区”，并不是多么遥远的一件事情。而中国社会的是否稳定，也不以公然与本国公民为敌的中国政府连同温铁军之流的“三农”专家的意志为转移的！！
——原载《动向》杂志2006年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