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每年一度的两会盛筵里，代表们除了一如既往地做些“高票通过”的工作外，也与时俱进了些新动态，这变化近年来集中体现在议案的数量与政府GDP一样，保持了一年总比一年高的强劲势头。这是否意味着代表们越来越操心国计民生了，还是代表们执政能力提高了呢？
两者都不是。
现代政府理论认为，政府及其机构的存在并不依赖于它们的公共服务，而是依靠其它的因素。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因为政府不是靠公民的自愿贡献而是靠强制性的税收来支持的。稍想一下，道理还真是如此：如果一个人能通过某种强力就获得收入，他会全心会意去“为人民服务”吗？
与此同理，代表们热衷于提议案也并不表示代表们在操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因为代表并不是由民众“选”出来的。正如赵本山有一年在人代会上提出的议案是“限制娱乐新闻恶意炒作”一样，代表们的议案只是部分群体的利益诉求。通俗一点的表达就是，代表永远是为少数服务的。
代表为“少数”服务的途径有两条：或者使全社会的生产增加，从而使其成员按原有份额取得更多的产品；或者在原有的总产量内为其成员争取更大的份额。一般经验表明，绝大多数组织采取的都是后者，即它们的目标几乎无一例外都是争取重新分配财富，而不是为了增加总的产出——换句话说，它们都是“分利集团”。这也是两会代表议案的实质：都要求解决问题，或要求国家财政加大投入，或要求政府给予特殊政策的支持；而没有谁提出自己去解决问题，即如何增进社会的福利。
代表们的这种重视国民收入再分配的分利趋势，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称为“政治分肥”。议员们总是为本选区争取由政府税收或政策资助的任何项目，而总统为取得选民的信任，则必须将之用于更为广阔的项目上。这正是议会里议员们产生争论的动因之一：总统（包括一些支持他观点的议员）希望限制这类项目，而一些议员则企图促成它们。相互妥协的结果是：双方都尽量在任期内通过尽可能少的议员议案。
知道了这些缘由后，大家可能已经发现：代表们的议案越多，实际上是对国家的“开口”或“要价”越多。那些议案的落实对部分人或部分地区也可能确实有利，但那是需要全国人民共同买单的。那样做的结果只能加剧个人和地区利益分配的不公，加剧社会的不公正。因此，两会代表的议案越少，实际上越有利于中国最广大人民和最广大地区的“共同富裕”。当有一天，代表们议案的数量不再被执政党当作“政绩”显示的时候，执政党的领导可能才真正地在政治上成熟为西方学者所谓的“技术官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