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长时间的沉默，民间终于出现了批评改革的声音。而改革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事先没有征询民众的意见，事后又不许批评。
回顾我们为什么要改革，就会知道不同意见的重要性。我们现在要革除的，主要是过去几十年革命和运动中形成的弊端，而不是像人们所说的几千年的专制传统。正是因为过去强调革命的迫切性和神圣性，把革命上升到公理的高度，才使得革命者，也就是官员掌握了生杀予夺的权力。中国最大的悲剧在于，在革命的目标之下，出现了王朝统治之下都不常见的反右、大跃进、大饥荒和文化大革命那样的灾难。
有人认为，从反右到文化大革命最主要的问题是，那样的革命是错误的、是假的，这种看法只反映了一部分的事实。以往的政治运动最大的问题不是方向的错误，而是采取了违反宪法的手段，并且禁止公民的批评。在历史上的变革当中，错误确实是难免的。如何面对改革中出现的问题，不仅关系到改革的成败，而且直接关系到中国的未来。
1981年，社会党人密特朗当选为法国总统，开始了国有化改革。密特朗任命的总理莫鲁瓦在电视广播中宣告：社会主义的钟声已经敲响。激烈的变革引起了混乱和衰退，总统和执政党的威信一落千丈。在以后的立法选举中，反对党获胜，密特朗总统被迫任命自己的政敌为总理，并且大幅度地调整了国内政策。这样，一场表面上与十月革命相似的剧烈动荡，在和平的气氛中化解了，以后法国也没有出现清算密特朗的企图。今年是密特朗逝世10周年。根据新华网的报道，在最近的民意测验中，他仍然得到30%的民众支持率，仅次于戴高乐的39%。
法国的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有很大偏差的改革，在民主制度下面也能够得到纠正，从而减少了对社会的负面影响。
我们改革的近期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实现民富国强。而真正实现上述目标，进而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和民众安居乐业，则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对于政治体制改革，人们见仁见智。但是，改变官员实际上的无限权力，在改革中听取民众的意见，允许批评意见，应该是政治体制改革不可缺少的内容。
改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是，这绝不是说改什么、不改什么，先改什么、后改什么，改革的快与慢是不可以讨论的；更不是说执掌改革的人就是改革的化身，他们的每一个决策都是改革，改革的每一项措施都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实行。如果是这样，我们搞的就不是改革，而是另一场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
改革的天然正确性和改革者的权力的不可约束，使得某些官员变得妄自尊大。舆论不能批评，地方人大无法监督，决策失误也不能追究责任，我改革我怕谁？于是劳民伤财的政绩工程、面子工程，甚至腐败工程大行其道。安徽的王怀忠腐败大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由于不准批评，很多改革措施一开始就并不正确，出现问题以后又不肯修正，直到引起了严重的后果。教育产业化、医疗产业化的改革就已经成为引起社会严重不安，进而影响经济发展的苛政。没有民众参与，各种改革都不免过多地照顾到强势阶层的利益，而为弱势群体考虑甚少。不仅如此，很多所谓的精英人物还无视民众的权益，宣称下层民众的低收入有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甚至提出要限制穷人进入大城市，并且把市中心的穷人迁到郊区。经过长时间的积累，社会的紧张程度已经所增加了。对改革的怀疑与批评，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
针对对目前的状况，整个社会都应该建立新的改革观。改革应该有民众参加，至少也要征询民众的意见，应该有协商，有妥协，有调整。拒绝批评，拒绝必要的调整，仍然固守“我就是改革，改革就是正确”，是非常不明智的做法。一味地强调“改革不能动摇”，那就和过去的“文化大革命就是好”如出一辙了。
如果有人动辄以改革的化身自居，那么我们就应该告诉他：第一，在真理面前，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任何人都无权垄断诸如改革、发展这样的概念；第二，如果改革伤害了民众，那么就应该修正，应该暂缓，甚至应该停止。
中国需要改革，但必须是真的而不是假的改革。只有当改革可以批评，改不好能够停止的时候，改革者才会有危机感，才能够实现认真而不是儿戏的改革，实现有利于民众的改革。
2006.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