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作为俄罗斯建筑经典的苏哈列夫塔楼（教堂）被野蛮地拆
毁。它的尘埃成了一个不幸的预言。有观察家在苏哈列夫塔楼被强拆
的55年后，描述了一个近乎滑稽的政治场面（1989）：
凡是共产党厌恶的人，无论是谁，都一定是英雄；
而且参与竞选的人对当权者批评愈多，讽刺指责愈激烈，
成功的保障愈大。
人民的逆反心理也制造了一个现在看来幼稚的场景：狂热的“新革命
者”们用诗表达对叶利钦的赞颂，将叶氏比作列宁。分明叶利钦是为
拆毁列宁的精神巴别塔有备而来，他怎么成了新列宁呢？
人民已经被压抑得太久也，快疯了，历史也该原谅他们的“浅薄”。
问题是，仅仅是一般民众受到了压抑了吗？不是的，知识分子受到的
压抑更为严重，以致于卧于病榻而不久于人世的格罗斯曼在1964年对
前来探望他的挚友说：“我生生地被憋死在门下方的狭缝里！”有思
想也就成了一种巨大的时代罪恶。格罗斯曼，这位被后来证明是20世
纪的托尔斯泰的人（或者说他的《生存与命运》就是《战争与和平》
的再版），在共产党统治的新社会里又重复了托尔斯泰的悲剧。
在苏哈列夫塔楼被强拆之前的20多年前（1909），托尔斯泰因对沙皇
的文禁政策忿怒不已，试图去坐一次牢以为自虐，求得心灵的安宁。
可是聪明与冷漠的沙皇没给他这个荣耀的机会。在苏哈列夫塔楼被强
拆之后20多年后（1960年代），格罗斯曼的《生存与命运》遭到了查
禁。出版社作为审查机构，没收了他的书稿。他的处境比托翁还坏！
他气忿，他执拗。他象托翁给沙皇写信（要求停止镇压）一样，给苏
共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写信（要求让读者去评判作品），结果赫氏也
给了他沙皇一样的冷漠！稍微不同的是，苏共负责意识形态的头目苏
斯洛夫当面对他说：书可以出，但要等200年以后。这是侮辱性的结
论，然而，侮辱还在继续──格罗斯曼被迫从公共生活中消失！
此后格氏的短命与此前托翁的长寿，都成了人生的巨大不幸。
1964年，格氏死时，59岁。如果他不是“气短”即他满能活到托翁的
年龄（82岁），1987年肯定会给他一个中国式的启示（或宽心丸）：
“莫与小人为仇，小人自有对头。”苏哈列夫塔楼寓言于戈尔巴乔夫
的改革时代就开读了，何况到1987年已经是戈尔巴乔夫“新政”的第
三个年头了呢！
“好好地活着！”──如果是你的敌人这么说，它饱含威胁，以便让
你的脑壳象超市的鲜果一样，随时供他们采购。
“好好地活着！”──如果是你的朋友这么说，它饱含寓言式的劝
解，以便让你共睹一场快心事件的来临。故有诗曰：
尘埃与雪花：老大哥的往事
历史似乎不曾有纪年，
书写的人们似乎不曾在乎时间。
苏哈列夫塔楼的尘土，
呛进小叶利钦的喉管。
尘埃是病毒也是寓言，
格罗斯曼的雪为勇士和懦夫同时请安，
权力的狰狞与狂嚣，
也将掩埋于这场广阔的柔软。
哎呀，我的格罗斯曼，
你给了肮脏的俗世以震撼的美感。
可你为什么如托翁似地，
对这个世界充满了忿懑？
托翁的长寿真地是时空错乱，
为什么不活上“五百年”，
笑看图腾的消亡，
永远告别割头的血腥之镰。
从托翁走到格罗斯曼的小径，
你会碰到无数的寓言，
1950年代的期盼一直在说：
老大哥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2006年2月22日写于小城泊头运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