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书记载，1906年，晚清中国的统治者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准备若干年后实施“宪法政治”。此举本意，试图借助实君立宪，绵延大清王朝的寿数，结果事与愿违，反而加速了清帝国的灭亡。以后又历经“民国中国”而步入“人民中国”，迄今恰好百年。然今日中国之国体政体，仍止于“文本宪政”，却尚未抵达“实质宪政”。百年历史轮回，着实令人唏嘘。
记得以往课堂教育的印象中，对于1840年鸦片战争后，由晚清到北洋、民国执掌中国这一时期的历史演变，基本上都说得一无是处。国内公开出版的历史教材和一些正统的史志，只要提及近代史，负面的评价远远多于值得肯定的地方。至于那个时期曾经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如慈禧太后、李鸿章、袁世凯、孙中山、徐世昌、黎元洪与蒋介石，除了孙中山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驱”，其他几位多以“卖国贼”、“反动军阀”、“乱世奸雄”、“人民公敌”加以盖棺论定。仿佛近代中国的遍体鳞伤和屈辱历史，就是这些“反动”、“无能”的人物造成的。实际上这是很大的偏见。这段历史，被百年来的某种错误的政治理念和一党之见的史学观，扭曲深重。历史流变的诸多真相，也掩埋得实在太深。
直至电视剧《走向共和》展播之后，才让人看到了一部“前所未有”的近代史。我以为，此“近代史”，应该比我们以往所解读的“近代史”更合符本来面目。似乎有着“正名”的意味。
谁都知道，中国今天的改革开放，是由一党独大的中共主导的。百年后的中国虽已步入政党政治，但没有反对党，不存在任何可与中共对等制衡、彼此监督的政治势力。全党服从中央，这是政党普遍的组织原则，而一个拥有近七千万党员的庞大政党，自然也可号令全民无条件服从其领导和统率。应该说，中共主导改革大业的强势地位是独一无二的，也就是说，中共想怎么办，就可以怎么办，背景十分纯粹。虽然西方人对此颇多异议，但在中国，正因为有了强势的一党执政，才保障了这个国家长达半个多世纪和平生存的境遇，才可以动员全国的一切资源和力量，迅速全面推行诸如“改革开放”的新政，并在短短二十年间，使国家经济由濒临崩溃的豁口，迅速走出困境，引上急气直追、快速发展的正道。
相比之下，百年前晚清政府所面临的时代背景就大不一样。那时候力图借助“改良”、“洋务”、“开放”的途径来改变国家面貌的政治家、改革家和知识精英，他们所处的内忧外患的时代背景，顽固不化的保守势力的制肘，远比今日中国来得复杂、艰难和险恶。因而，他们的识见，他们的精神，他们的勇气，也就比今日的中国改革家更加难能可贵。不说别的，只要看看这阶段的国运遭遇，足可以让人一言难尽。
同治中兴拔锚起航，社会破坏力极强的太平天国暴民也起事。太平天国灭了，饿狼般垂涎中国的疆域和资源的日本人挑起甲午海战，中国战败，割地赔款。甲午败后，维新党掀起，逼着光绪皇帝变法“西化”，但垂帘听政的“太上皇”慈禧太后却不同意“西化”，近代中国第一波“政治文明”的改革终于在流血政变中夭折。维新变法败后，义和团拳民又开始闹腾，打出“抚清灭洋”的口号，其实是大国寡民的野蛮之举，但正应慈禧太后排斥洋人的心思，仇杀洋人事件因而频频发生，导致八国联军武力讨伐，太后居然自不量力向十一国同时宣战，结果可想而知，换来近代中国最屈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国家未复平静，孙中山扯起了“共和革命”的义旗，晚清政府一边打压，一边被重提新政，出“立宪预备”策，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引入“宪政政治”这个概念。但事情却无法一帆风顺，“君主立宪”与“共和立宪”纷争不息，结果还是枪杆子说话。1911年武昌起义，即辛亥革命，次年赶跑紫禁城里的大清末代皇帝傅仪，宣告晚清统治到此结束。当时有句名言：皇帝跑了，辫子没了，革命胜利了。似乎国民革命的政治势力取得了合法的统治地位。但在“有枪便是娘”之占山为王的年代，从晚清帝制衍生出来的北洋军阀，并不就此罢休，他们绝不喜欢书生意气、光说不干的孙中山孙大炮来做新的“君王”。袁世凯凭藉其翻云覆雨的手腕，做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我们过去的教课书说袁世凯“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甚至把这位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经合法选举产生的“大总统”称之为“窃国大盗”。后来又说是孙中山有政治肚量，把“大总统”之位让给了袁大头。实际上，在当时的政治形势下，袁大头是唯一能够平息乱局的政治人物，孙中山是无奈之中让位的。设想一下，如果孙中山自认为能够左右全国的乱局，如果他具有那种统领全国独一无二之领袖威望和枪杆子的实力，他会舍下这“大总统”的位置让予他者吗？——其中一个真实的背景，就是八国公使放言表示，如果南京的孙中山当政，各国政府将不予承认。他们只承认北京的袁大头。
那是一个乱世出英豪的年代。革命与战祸，构成了中国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主题和几乎每一天的日历。三十年代当翅膀渐硬而又处于合法地位的蒋介石，在降服大小军阀并主政民国中国之后，把中共定为“匪党”，逼得弱小的“共匪”一路溃逃，不得不进行“战略大转移”——长征。然而，在“共匪”看似走投无路、淹淹一息之际，日本人又打了进来了。教课书上说，中共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进行长征，目的是为了“北上抗日”。其实这个“北上抗日”绝不是红军长征的初衷。红军的初衷只是为了躲避蒋介石之中央军及其联手的地方军的追杀。日军入侵中国，给了深陷困境的中共一个喘息的机会。面对外族欺侮，东洋鬼子闹到了自己的家里，再不团结的兄弟，也总该胳膊往里挽、拳头往外打嘛。你蒋介石再说“攘外必先安内”，也与丧权失地，有辱民族尊严说不过去吧。中共用了个“离间计”，就让张学良的东北军捅出一个“西安事变”，逼着最高统帅联合抗日。蒋终于无法违逆民族自尊这块照牌，不得不实行国共合作。由此，中共便在“联合抗日”的进程中日益壮大。到1945年抗战结束，中共的武装力量已由战前的几万散兵游勇，强壮成拥有一百二十多万的虎狼之师。中共已不再是一只弱小的兔子，而是成了可与国军在广阔纵横的国土上进行全面对决乃至君临天下的“狮子王”。
按说，以国民革命和中共革命的目标宗旨，抗战结束后，咱们国家已经面临了民主政治的良好机遇。遗憾的是，蒋介石和毛泽东都不是华盛顿，都不是现代政治家，他俩的骨子里还是脱不了中国传统政治的帝王情结，都很清楚“一山难容二虎”的古训。这也难怪，毕竟蒋介石在上海滩“青红帮”的码头里混过，而毛泽东又在江西老林井冈山里做过“山大王”，都有舍我其谁的“蛮霸”之心。于是，中华大地闹出了人类诞生以来国家内战史上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两王”之争。这一次可是真枪实弹、炮火连天、生灵涂炭、惨绝人寰的“夺王”之战。1949年，一个新的“共和国”诞生了，那就是中共主政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这背后的走过的一条长路，却是用尸骨堆出来的。华裔史学家唐德刚先生曾这样评价：中共夺得政权，平定天下，坐拥中国，是用6000万个人头换来的。
百余年的中国近代史，既写尽了丧权辱国的无地自容，也充满了革命与战乱的血雨腥风。在这种背景下，国家如何建设，人民怎样寻求福祉，那些一心想做“霸王”的乱世英豪，都无暇顾及。“革命”，作为一个使人兴奋激动、斗志昂扬的关键词，激励了那个时段的中国年轻人。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革命”就是一种时尚。即使你想躲避“革命”，“革命”还是要找上门来，逼着你做出非彼即此的选择。遗憾的是，到头来，却像鲁迅先生所言：革命之前是奴隶，革命之后成了奴隶的奴隶。
纵观过往百年中国历史，无论国民革命还是中共革命，从建政掌权可作类比的相同二十几年的时段来看，两者的政治结果有点大同小异。最穷苦的工农阶层，仍是社会最低层的劳苦大众，这个困局和事实并没有彻底改变。大一统的中央集权和政治上专制的管制体系，以及沿习秦朝以降的行政官制，也没有多大的改变。唯一最大的改变，无非百年前的中国是“一家天下”，现在则成了“一党天下”。因此，中国人的言论、出版、新闻等这些属于现代政治文明和社会文明的人权自由，始终没有真正地得到实现。从某种意义上来讲，今日中国治政呈现的政治文化的现实场景和具体举要，竟与晚清中国有着惊人相似的况味。
透过最近几年出版的一些近代史读物和镜像图影，如《帝国的回忆》、《尘埃》、《晚清大变局》、《天朝的崩溃》和《非常道》，包括电视剧《走向共和》等，我觉得中国今日政治家的政治智慧和改革思路，特别是政治上的改革力度，还没有完全超越晚清时期那些富有远见的政治人物。中国走过了一百年的轮回，依然要从百年前曾经提出过的“改良”与“变法”开始。而且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也与那个时候差不了多少：“变事”的多，“变法”的少，比如注重引进外资、引进技术、引进人才，强化物质建设，而事关政治现代化的政治体制改革，始终步履缓慢，比如“党禁”和“报禁”。这方面还不及北洋时期来得开放，当时全国大小不一的政党团体竟达300多个，不论官方还是私营报刊媒体完全独立自主，政府公允批评、揭黑和监督，以至当国务总理赵秉钧涉嫌犯案时，地方法庭也可向其发出传票，要求其当庭接受质询，这种情形在当下是根本不可能的，也无法想象。北洋时期可谓是中国近代史上思想言论最开放的一个时期，也正因为此，产生了一大批影响深远的思想家、作家和报人，如梁启超、蔡元培、胡适、鲁迅、陈独秀等。
此外，从国家对外交往这个层面来看，虽然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的境况发生了很大的改观，从1949年到2000年，除了1999年5月8日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美军导弹炸毁，中国无奈吞下苦果而无以强力反击，并没再出现过其他何等明目张胆的外侮事件，和显而易见丧权辱国的现象，但西方在中国实施承续百年前的“改革开放”国策之后，还是实现了百年轮回中殊途同归的利益目标，当然，中国也因此获得了相应的建设条件和经济发展的资本。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之所以能持续不断地进行，一是由于国内政经压力所迫，历经邓公和朱镕基等政治强人一以贯之的涨帆把舵，其二与外部强力的作用也不可分割。只是，百年前的西方列强是用战舰和枪炮冲开中国国门的，现在则用资本输入、技术引进和WTO的游戏规则，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但两者都未从根本上触及乃至改变中国的“国本”——人治大于法治，权力高于法律的积习与困局。
难怪，曾经担任过毛泽东工业秘书的李锐先生，年逾八十还要大声疾呼：中国“最大的危险是人治！”他说：“在我们革命过程的习惯上，执政几十年，权力在党的手上。”而“宪法是防止权力滥用的。我们党权高高在上，个人说了算，这实际上是权力的异化。我们号称来自群众中间的党，不能变成统治群众的党。”（2003年3月10日《21世纪环球报道》）
李锐说的是今日中国的实情。可能许多有识之人都意识到了相同的问题。近年来不少学者一直在重复强调一个真理：“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这一点在今日中国不时被证实，被应验。中国的腐败由先前的个人行为，演变成现在经常发生的“一把手”、“成系统”以及习惯性、全面性的腐败窝案，足以说明这个政治体制存在着严重的弊端。
诚然，尽管中国人早就赶跑了清朝的皇帝，孙中山的“共和革命” 与袁世凯的“窃国”，仅成为历史的记忆和后人在学术上的争议而已。然而，封建专制的阴魂决没有彻底消散，类似帝王时代的“宫廷政治”的神秘性和专权行事的独断仍然存在。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朝鲜的世袭领导人金正日认为：领袖的威望源自神秘。不管一个党还是一个领袖，如此依赖高墙深宫的神秘性，而拒绝普选政治的透明化，这就是专制的本质特征。然而，试图仰仗刻意的神秘构建政党和领袖的威望，这种所谓的“威望”往往是虚假的，脆弱的，只有也只能在行之有效的愚民政策匹配的条件下，它才有一定的韧性。这一点，在1989年苏共分崩离析与前二年萨达姆孤命蒙羞的瞬息突变中，已得到足够令人震憾的明证。显然，在日益开放的中国要继续实行一如既往的愚民政策已越来越显得困难，也会让人觉得可笑和可悲。
综上所述，如果说百年中国的人文开化有何进步，那就是——越来越多的国人渐渐意识到，中国近代的落后和挨打，实际上决不单纯由于经济不力，武力不强，而是因为排斥现代政治文明，抱着因循守旧的体制不放，文化理念缺乏世界认同。现在，虽然国人普遍的文化受教程度和思想素质还比较低俗，人们的政治理念也普遍并不急于向往民主政治，但终于不再像从前那样盲信盲从一个主义和一个领袖。这应该说是一个民族能够持续发展和奔向现代文明的民智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