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2006-03-02）中青在线贴了“一封信‘阻止’《物权法》草案”的“牛人”——北京大学教授巩献田先生的公开信——《<南方周末>记者的职业道德那里去了？》，指责《南方周末》记者赵蕾发表在2006年2月23日第7版上题为《巩献田：英雄还是罪人？》的文章，违背客观性和真实性原则，违背诚信原则，断章取义，捏造事实。公开信除提出强烈抗议，还表示“对于侵犯我个人肖像权和名誉权保留提出诉讼的权利”，在公开信的后面附了一封写给“国家新闻出版署领导同志”的抗议书，要求“为维护我国新闻界的声誉，为纯洁我国新闻界队伍，我恳切请求领导同志调查处理此事！”公开信的署名日期是2月24日。
巩教授用什么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自然是他的个人自由，我们无权干涉，但他似乎显然不满足于法律维权，而寄希望于直接借助行政权力“纯洁我国新闻界队伍”。堂堂法学教授，其迷信权力而不相信法律的“潜意识”令我吃惊。
异曲同工的还有两个大红人，他们之迷信权力、迷信暗箱比巩法学教授有过之而无不及。一个是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教授，一个是北京大学光华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教授。
2006年2月20日，《北京晨报》刊出一篇该报记者对李稻葵教授的采访稿，题为《李稻葵：我怀念不争论的年代》。2月24日，李教授又在2006宏观经济预测春季年会上又作了题为“回归基本共识，以发展为目标推动改革在发展中追求和谐”的演讲，进一步批判“将利益群体矛盾公开化”的做法。
李教授的两次公开发言都是针对过去一年多来社会及学界关于“中国改革”的激烈争论，两次公开发言观点和依据一脉相承。在第一次采访中李教授对记者说，“现在我们缺乏健康的争论环境，争论解决不了目前经济生活的矛盾，有时候反而还会拖后腿。其实我很怀念1980年代那些具体的争论，也很怀念那些不争论的年代，在这样不健康的争论局面下，还不如让政府通过一项项试点来解决问题。”在2月24日的演讲中，李教授更进一步说，“以互联网为代表，出现了大辩论、大批判形式的讨论。这种讨论实际上历来对改革帮不了忙，反而起了负面的作用。”李教授难道不知，改革更是在没有公共参与的“不争论”情形下走上了歧路，成了一场场权力瓜分的游戏？！今天互联网下的公平大讨论、“大批判”与当年领袖“定调”后的大批判、大讨论岂可同日而语哉？
无独有偶，日前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举办的一场研讨会上，对于一些学者强调“以后的改革要通过人大先立法，要公众讨论、民意测验”，张维迎说，正确的观点是不需要投票的，否则谈不上尊重科学。他说，现在对一些改革的讨论，乱七八糟（2月27日《中国青年报》）。在这里，张维迎先生显然比李稻葵又进了一步，俨然以科学的代言人自居，而且把“科学”弄成了不得讨论不得质疑的神学。
在历史的转折关头，在民主化和公开化的潮流浩浩荡荡势不可挡的全球化互联网时代，一些“精英学者”如此迷恋威权和暗箱操作，的确令人深思。他们在逆历史的潮流而不自省，还一副真理在握的派头。在此，也不想多说什么了，只用一句古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这里的“时”，乃“时势”的时，天下大势，自有大道在，非强权、强势所能为。天下人等，三教九流，有小聪明，也有大聪明，诚如一篇文章中说的，知识分子不要活着参加自己声誉的葬礼。即使不为自己计，我身后哪管洪水滔天，起码也要为自己的后代计，希望你们的后代因有你们这样的前辈而觉得光荣而不是羞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