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二二八“纪念日，这曾是一个历史的阴雨天。
五十九年前的今天，台湾人民要正义，反独裁，以血肉之躯对抗暴力政府的镇压。
五十九年后的今天，台湾人民见证了自由、民主的普世价值，一个不再喊着“打回大陆，杀朱拔毛“的台湾出现在大陆人面前。国民党面对“蒋介石是二二八元凶“的指控，已经不是拿着枪杆子的野蛮形象了，而是换了一种文明的方式，从历史中出来，又走进历史。蒋介石的孙子、蒋经国的私生子蒋孝严及中国国民党主席马英九，拿着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三日国民政府主席蒋中正致台湾省行政长官兼警备总司令陈仪的手令，“请兄负责应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抗令论罪“，做为“反证“，也做为蒋不是“元凶“的证据。然而，历史就是历史，当遇难者的血迹已经模糊时，蒋委员长开始做好人了。好人活着时是“好人“，当他死去的时候，难道他还要赖这笔账？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八日，“二二八“事件发生时，一向对异己毫不留情的大独裁者蒋介石在日记中这样认定：“共党分子与野心政客从中煽动群众“。从当时的大环境来看，一九四七年元月国共停战协议破裂，二月中共武装力量大举进攻吉林省，内战一触即发；蒋介石将“台湾事变“与“共党分子“连在一起，三月八日针对抗议民众施行大屠杀。三月十日蒋致电慰留要辞职以示负责的陈仪，同时强调“据报共党份子已潜入台湾渐起作用，此事应严加防制，勿令有一个细胞遗祸将来“，台湾省警备司令参谋长柯远芬明确指陈台湾事变的“政治大阴谋之幕后主使者，自非共产党莫属“，厉行“宁可枉杀九十九个，只要杀死一个真的就可以。“蒋如此心狠手辣，如此为“二二八事件“”定性“，还为如何处理“定调“，所以后来有一张“请兄负责应严禁军政人员施行报复，否则抗令论罪“的手谕，也就不奇怪了。这个“手谕“，当属于事后轻描淡写，是为逃避历史责任又为所谓的“稳定压倒一切“做个样子，意在搞乱历史真相，让后人继续不明真相。
幸好，今日台湾建立了文明社会，这笔血债不会有以血偿还的那一天了。历史走出阴雨天，可见光和心头的不可见光一并照耀时，台湾就有了和谐、文明的今天。
历史上，没有人可以赖账，也没有人再来算账，要求偿还血债。现在，蒋家子孙可以替爷爷辩护，因为他“不知道“他爷爷历史上到底做了什么不义的事。至于马英九马主席，他也不必那么含蓄，承认“官逼民反“，却又为蒋介石不是“元凶“而提出“反证“，把裤子脱下又假装穿上。和解与包容是需要马主席践行的，而不是被当作政党工具借来一用的。其实，“官逼民反“，实质上也是“党（国民党）逼民反“，“蒋逼民反“。没有暴政，哪来的暴民？
文明，对于台湾，对于大陆，却是完全的不同。当蒋孙子为蒋爷爷辩护时，谁会想到蒋孙子的自由，来自文明社会的保护，而不是来自国民党的保护？
蒋孙子出于私心，当然不想让死去的爷爷当“元凶“，还想继续让爷爷当民族英雄，可蒋孙子却没有顾及到受难者也有孙子。孙子与孙子并存，都应该平等地得到了文明之光的保护。
幸好历史是先人写的，后人校对的。文明不是冤冤相报，文明是公义面前的真相，真相面前的和解。这就是今天的台湾真实的一面。
在“二二八“前夕，当阿扁宣布“废统“前夕，大陆的中台办、国台办却如此正告陈水扁立即停止在“台独“邪路上一意孤行，称“废统用心险恶，阿扁失信失德“（见新华社2月26日电）。
阿扁是个什么人？他是大陆当局眼里的“台湾当局领导人“，可是台湾人眼里却是一个民选的中华民国总统。这个总统不是自上而下任命的，而是全民以文明、民主、合法的形式公开、公正选举出来的，并且有严格的任期。他不是一个想怎么干就怎么干的总统，他只是将大陆所谓的“国统会“和“国统纲领“终止，对一个中国负责，而不是宣布台湾独立。
当前，维持台湾现状，是台湾和大陆都能接受的“一个中国“的前提。一个中国，不是指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也不是指一个中华民国，而是一个为实现和谐而努力的大中国。2005年3月，大陆出台的《反分裂国家法》，并没有冠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前缀。现在，台湾终止“国统会“和“国统纲领“，也没有称“为台湾独立“。大陆不放弃使用武力，是为了阻止台湾独立，分裂一个大中国。可是，武力的价值不是文明的普世。解决台湾问题，自由、民主、和平才是最优先的选择，天底下，几乎没有文明之光照不到的地方。
台湾、大陆、港澳，一个国家，多种制度，才保证了中华民族的多元和繁荣。维持台湾现状，维持港澳现状，都是维持和平现状，台湾的龙应台女士向胡锦涛写信说“请用文明来说服我“，其中的文明是普世的，是文明之光。在她眼里，与“文明“相排斥的，正是“野蛮“。
对于“野蛮“，任何美化都是徒劳的，蒋孙子的“辩护“也是无效、徒劳的，而且还容易“火上浇油“，起到适得其反的效果。“二二八“五十九年来，台湾告诉大陆一个真理，“文明是用来说服的，不是用来压制的“。今年，又是大陆“文革“四十周年，比起五十九年前的“二二八“，“文革“的死难者不知要多出多少倍。当年，“二二八“是“种群冲突“，蒋介石是“民族英雄“；现在，“二二八“是“官逼民反“，蒋介石是“元凶“。当年，“文革“是“伟大运动“，后来又成为“十年浩劫“，再后来“不知所终“，以至于“再也没有后来“了，因为当年被国民党士兵高喊“杀朱拔毛“的“毛主席“还是“伟大领袖“，他的画像还挂在北京正中心的天安门城楼上，他还是他党和他的国家的不容任何质疑和挑战的绝对领导人。
毛泽东死后和“文革“结束的第二十个年头到来，因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时向天安门上的毛泽东画像泼洒墨水的喻东岳走出黑牢。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孙子——他还是毛泽东的晚辈同乡，一个普通的公民，因为反另一个人的爷爷——毛泽东只是死去的前党魁，他死前并没有国家元首职务，却在大牢里蹲上十七年。
“一个国家凡出产了大救星，人民必定受到深重奴役。“一九八九年五月二十三日下午，来自湖南省浏阳县的小学教师余志坚、《浏阳日报》美术编辑喻东岳和长途汽车司机鲁德成三人向高挂在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泽东标准像投掷装有墨水及染料的鸡蛋壳，并在天安门城楼主门洞两侧张贴“五千年专制到此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可以休矣“的横幅，写下了中国人民长期以来向“巨人“跪下乞求生活的所有屈辱，也写了公民为国家尊严而付出的惨痛代价。
喻东岳今年才38岁，却因反对个人崇拜需要付出这么大的血的代价。先不说，一个人一生有几个十七年，我只强调当毛泽东的“文革“元凶和国家与民族的罪人未得到正式确认之前，我们中间或者我们身边，不知道还有多少个喻东岳正在或即将出现。
历史的错，只要不改正，就是以错酿错，一错再错，直到全盘皆输。
在中国，不光蒋介石有孙子，毛泽东也有孙子。蒋孙子尽量想把“二二八“事件推远点，推到别人身上。毛孙子呢？则是“毛泽东“这三个字最大的受益人，他可以研究他的爷爷、歌唱他的爷爷，以他的爷爷为荣耀，可他却从来不知道“当政治凌驾史实时“，他的爷爷还是全国人民的爷爷，这样的爷爷还在强奸民意，强奸历史，制造新的灾难，肆意谋害别人的孙子——喻东岳的遭遇见证了“五千年专制到此不能告一段落“、“个人崇拜从今仍然不能休矣“。
今天，如果说台湾承认“二二八“的最大元凶是蒋介石，那么，大陆什么时候可以承认“文革“的最大元凶是毛泽东呢？
五十九年后，台湾人知道“还原历史，必须忠于事实“这样的话来之不易，所以每年“二二八“都是纪念日。
四十年以后，大陆人依然知道“文化大革命“是噩梦，却没有把“文革“与“毛泽东“划上等号。
“十年浩劫“，罄竹难书，至今可以公然不书；“十年浩劫“，都是中国人自己在“浩劫“，却没有一个“元凶“。“文革“最大的受益人毛泽东还是“领袖“，而不管中国到底有多少受难者，以及那些受难者的子孙后代心头还在历史的阴雨中孤立无助。难道，十年“文革“就那样轻易开始，就这样轻易结束了吗？
当下，不但中国共产党还是“伟大、光荣、正确“的惟一的执政党，而且中国人依然缺乏面对历史的勇气，还谈什么认罪？
音乐教育工作者蒋理容先生在“认罪的勇气“一文中指出，一九八九年，一位五十岁的英国历史学家大卫厄文（Irving，1938-）在奥地利办了两场演说，主张“奥斯威辛集中营里没有使用毒气，死亡者多死于疾病而非处决，事实上希特勒很护卫犹太人。“由于发表这样的观点，厄文先生遭奥地利政府通缉达十七年，终于在二○○五年十一月十一日落网，旋即被起诉，而于二○○六年初面临审判。六十七岁的他在出庭前说了一段话：“历史是不断成长的树，越多档案可取得，你就学得越多，而自从一九八九年以来我已学到许多。“他更明白表示：“我不是大屠杀否认者，我的观点已改变。“厄文因为这项认罪，即将可能被判处十年徒刑。奥地利政府一直希望向世人展现“曾加入纳粹阵营的奥地利，已有根本上的改变，同时对欺瞒大屠杀者将施以惩处。“因此奥地利法律明定“凡是‘否认‘国家社会主义党人曾犯下种族灭绝罪行者，将遭法律起诉。” “历史是不断成长的树“，历史也穿越很多阴雨天，好在五十九年后，“二二八“纪念日这天，已步向民主社会的台湾，有人为自己的理念奋战，也为追求真理奋战，同时还需要有人付出勇气敢于为自己的改变负责——这才是文明的要求，和谐社会的行为，文明之光的温暖。
文明是一种最必要的和谐，无论是任何党，只要以人民的名义，就应该对历史负责，站在公义这块和平的磐石上，把真相当作与民和解的起点，把从人民身上抢走的一切重新归还给人民，而不是以此作为恩赐和施舍来对待自己国家的主人。
“文革“必须有元凶，元凶必须承担责任。正如五十九年后的“二二八“一样。文明不是终点，而是起点。野蛮不是起点，而是终点。台湾是台湾，大陆是大陆，都属于一个整体，其核心不是动武，不是独立，而是文明。
历史教会后人很多道理，历史当恢复历史，历史不再重演“杀朱拔毛“，历史在不断成长，历史不是政治，历史就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