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拿什么来拯救青春?

编者按:一段时间以来,“80后”成为一个关键词出现在当下青少年的阅读生活,以郭敬明、韩寒、春树、孙睿等为代表的“80后”写作,造就了一批文坛“粉丝”,而“80后们”宛然一批“超级写手”,“粉丝”们不仅关注他们的文学创作,更关注他们的私人生活。这对于我们理解的传统文坛来说,不再是一场写作的革命,更是一场写作与市场较量的革命。在一个人的成长道路上,一本书,一句话,都有可能影响他的未来,“80后”在若干年后也许会销声匿迹,然而他们却在某些人的成长过程中留下痕迹。

□80后文学:消费与被消费的文化

□江冰

传统“供应链”的终结

上世纪末80年代初的“新时期文学”在十年的历程之后,发生一个戏剧性的变化:“文学黄金时代”的呼唤声犹在耳之时,文学便失去了轰动效应。作家们鼓起勇气准备背负十字架悲壮上路之时,“时代”与“民众”已呼啸而去,将自视甚高的作家遗忘在路边,“吾似狂飙落九天”之气势,倏忽转为古驿道边“寂寞开无主”的明日黄花。一切都因“中心话语”的替换:“政治”———“经济”,市场经济物质时代的到来,宣布了文学背景的“置换”。

而出生于上世纪80年代的被我们现在统称为“80后”的一代作家,由于价值观念的“裂变”,原有社会所提供的“青春读书系列”供给线也戛然中断。依据惯性前行的青少年文学读物已无法对接80后生人“精神断层”后的阅读期待,于是当年被评论家讥讽新潮实验小说的“自己写、写自己、自己读”的“自我循环”境况在更大范围中成为现实,“80后”生人开始自己经营自己的精神家园。

“80后”生人书架文学书籍目录的变换就是明证。

从单纯明快承继父辈观念的《小朋友》、《少年文艺》,到试图进入青少年精神世界的汪国真、席慕容的诗,琼瑶等海外言情小说,从郑渊洁的《童话大王》到秦文君的中学生系列,以及铁凝、曹文轩等“主流作家”的少年小说……而对中国2亿5千万少年儿童,这个庞大群体的需求量来说,中国作家对这一“年龄段”的创作不但力量薄弱,而且供应量极少。

传统“供应链”的终结可能发生在1998年3月———网络上出现了台湾大学生蔡智恒(网名:痞子蔡)的长篇小说《第一次的亲密接触》的连载。痞子蔡以平均两天一集的速度,从1998年3月22日到5月29日,费时两个月零8天在网络上完成长达34集的连载,顿时折服了无数年轻的网民,迎合了他们青春的渴望,无数次的“亲密接触”由此发端。仿佛推开了一扇窗户,仿佛沟通了一条水渠,网络写作一发不可收拾。“80后”终于在中国网络中造就了一次关于“青春书写”的文学运动。

一剂医治成长的药

这种“自我书写”直接满足了“80后”的“阅读期待”———

春树:寻求“边缘化”的个人生活圈子的情感需求,以“另类”姿态张扬自我;

韩寒:表达现存教育制度压抑下个人精神自由的渴求,以叛逆行为抵抗社会;

郭敬明:明丽的“青春忧伤”与亲情渴望,强烈地表达一种青春期的情感诉求;

张悦然:青春的迷惘与成长的疼痛,在美丽而迷幻的境界中讲述伤感的故事。

所有上述表达都十分贴切地叩响了成千上万青少年的心扉,为“青春期阅读”提供了生理的快感、审美的愉悦,以及成长的答案。

笔者曾就“80后”文学在300余名不同专业的80年代出生的大学生和一些中学生中做过问卷调查,有90%以上的学生阅读过“80后”文学作品,有80%以上的学生认为80后文学比其他作品更能安慰和愉悦他们,理由很简单:他们写的正是我们这一代人,一位17岁的女生(katrina)在问卷中这样写道:非常真实的情感,能够引起共鸣,让人怀念青春的一切幸福的故事。社会对青少年的定义过于陈旧,在现实中,我们的心智远比大人们想象的成熟许多,我们无法与他们沟通,同时渴望一种认同,于是在“80后”的作品中找到了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郭敬明就是一个典型。

青春欲望=市场欲望?

网络上追捧“80后”写手的庞大网友群,出版物上百万的发行量,连续数月居于榜首的畅销书,“80后”的文学创作很好地形成了自己独立而完善的循环系统,可用以下两组公式表述:

表述一:作家→作品→读者→作家

表述二:包装偶像→偶像作品→点击率与发行量→偶像走红

“80后”写手网上作品受到热捧,“青春的叙述”获得热烈的反响,满足青少年的“阅读期待”,文学消费成功实现,网站因此成为热门,反过来激赏作家,并以现代方式进行“偶像包装”,广告推广,进一步刺激生产和消费。作家于是提供更多的作品,新的循环迅速开始,雪球越滚越大,“马太效应”出现,网络升温的同时,媒介转换成功,使文学资源转换为更大的利润。

在网络经营者和出版商眼里,“80后”的文学作品由于进入了“产品→销售→利润”的快车道,成为巨大的利润符号。“80后”生人的“青春消费”与市场在此达成了一种默契,多边互动,同惠共利,皆大欢喜。“谁是最大的赢家”?自然首先是以大众消费为支撑的市场,其次是利益的分配,“北京娃娃”春树在接受央视栏目《面对面》采访时,就直截了当地回答了网络出名后出书的动机:“我需要钱!”“80后”写手们书写的“青春欲望”在某种意义上与“市场欲望”汇合,构成了21世纪中国社会的一道奇异景观。

春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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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敬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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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后”的读与写

□白烨

郭敬明竟然排在金庸之后

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现当代文学教研室在去年曾经做过一份问卷,在这份以北京市部分中学生和大学生为对象所作的抽样调查中,被调查的对象们对于“喜欢的作家”的回答,是很出乎人们的意料的。初中生组,排在前十名的依次是:金庸、郭敬明、鲁迅、冰心、张爱玲、巴金、琼瑶、古龙、徐志摩、海岩;高中生组排在前十名的依次是:金庸、郭敬明、韩寒、刘墉、鲁迅、古龙、痞子蔡、安妮宝贝、琼瑶、徐志摩;大学生组排在前十名的依次是:鲁迅、张爱玲、金庸、郭敬明、余秋雨、刘墉、安妮宝贝、痞子蔡、巴金、余华。在这三份名单中,有近80%的作者人选是重合的,表明了初中生、高中生和大学生在文学阅读取向上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也是青少年文学读者在阅读的总体趋向上的一种显示与宣示。

初看这份材料,一些并非正牌作家的学生写手与网络写手不断出现,而且与已有定评的文学名家比肩而立,有的甚至排在他们前头,让人觉得格外扎眼。这里的学生写手有郭敬明、韩寒,网络写手有痞子蔡、安妮宝贝,占去了前十名中的40%,这说明学生写手和网络写手,在学生读者中影响甚大,且超过了众多的前辈作家和不少著名作家。

此前,我还看过北京开卷图书研究所所作的一个关于文学图书市场的调查材料,该调查表明,以“80后”写手为主体的青春文学类作品,约占文学图书市场份额的10%;中国现当代文学的作家作品加起来,也约占文学图书市场份额的10%。这就是说,“80后”这批刚刚出道写作的小字辈们,与他们的文学前辈们总合起来的整体,在图书市场和作品行销上打了个平手,或平分了秋色。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

文学阅读的一场革命

从某种意义上说,首都师大文学院的这份“中国现当代文学调查问卷”与北京开卷图书研究所的市场统计,是可以互为例证,互相说明的。正因为学生读者普遍喜欢学生写手和学生出身的网络写手的作品,才有“80后”写作和网络文学在文学图书市场上的长驱直入和不胫而走,他们是相辅相成的。这样两份材料,实际上反映了当下文学阅读正在悄然发生的一些重大变化。

变化之一,是学生读者正在成为当下文学阅读的主体构成。这个主要由中学生和大学生构成的阅读群体,不仅人数众多,分布甚广,而且阅读欲强、购买力也强;并且他们的阅读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他们通过网络发帖、签名购书、与作者见面等方式,一方面与作者互动,一方面又在读者之间互动,这使他们实际上已成为影响文学图书销售甚至引领文学阅读的主流倾向。“80后”写作的发生与发展,青春文学的新兴与盛行,正是在这种写作与阅读的双向互动之中,逐步形成气候并日益壮大起来的。

变化之二,是这样一个相当广大的学生阅读群体,在他们起初的阅读选择中,一般是不管作者名气大小,只看作品是否对路;在这一方面,他们更相信自己,而不轻信别人;尔后经过他们的淘选,渐渐把他们所喜欢的作者作品相对固定下来;遂又带入一种明星崇拜情结,开始认书又认人,尤其对那些与他们对路的作者作品,会在他们的口口相传之中占据阅读领域的重要位置,这便使得一些学生写手和网络写手成为他们的文学与写作的偶像;从而也使这些作者的作品常销不衰。

变化之三,是这些能够引起他们的兴味,留驻他们的喜好的作者与作品,大都是以鲜活而真切的生活画面,率真而倜傥的人物性格,以及自由而独特的文字表达为特点,这样的作品或者直接切入他们的生活,或者直抵他们的内心,让他们看来愉悦,读来痛快,能够起到快心目、放情怀、舒抑郁、浇块垒的效用。这在很大程度上又表明,青少年读者的文学阅读,更重视“真”的表达、“乐”的成分,更排斥“隔”的写作、“教”的倾向。

名家写给成长者的书一片空白

了解了这样一种阅读取向及其所内含的意蕴,我们才能更为深切地理解“80后”长盛不衰,理解青春文学的持续火爆,以及反省和反思我们在文学教育、文学出版、文学创作、文学评论和文学阅读等方面的种种作为的不对位和不到位。比如,我们的文学创作领域,一直缺少以即将成年和刚刚成年的青春男女读者为对象的作品创作,除了成人文学,就是针对低龄少儿的儿童文学;这使得已走出儿童阶段的为数众多的青年学生读者,基本没有适合他们的需要与口味的作品。

“80后”的悄然崛起与长足兴盛,正是因为弥补了这样一个余缺,适应了这样一个需要。在这个意义说,他们是应运而生,而且是适逢需要。但仅仅依靠“80后”自己的作品,并不能真正满足正在成长着的学生读者的多方面的需要;他们还需要有实力的作家尤其是文学名家切合他们的生活与思想实际写作的更有分量和更具厚度的作品,而在这一方面,目前几乎还是一个空白。

“80后”的自我操练与自生自灭

对于“80后”的写作,主流文坛还缺乏应有的关注,更谈不上相互的沟通和必要的交流,这使得他们除去在图书市场上自我操练甚至自生自灭之外,一时还没有更多的选择和更好的出路;至于我们的文学出版得过于市场化,文学评论的相对上层化,文学教育的明显说教化,尤其是语文教学的程式化,都相当多地存在着需要调整的方面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如果说在学生读者的阅读取向上还真的存在什么问题的话,那么,这显然也是我们当下这个时代和这个社会的产物。现象在学生阅读,根子在文化环境。而如何改善社会环境和改良文化氛围,正是我们应该从中得到的最为重要的启示。

韩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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