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文章往往笔锋常带感情，写历史则应该心平气和，努力保留或者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传之后世，警示后人。至少，下一代人看上一代人时不会感到怀疑。至少，我们在儿女指着某一位历史人物问究竟时不会犯思量，想着史书里如何与舆论工具宣传的不一致。当我们怀疑历史时，还会一如既往地热爱影响我们历史的人吗？
帝国主义是万恶之源？
滥用暴力，牟取暴利，不择手段，绝情寡义是西方帝国主义的通性，我们无法忘记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土地上杀人放火、贩毒走私、奸淫掳掠等种种野蛮行径，但是却也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帝国主义就是万恶之源”，其码民主、人权、妇女解放等等还是与帝国主义同船“光临”的，否则我们还停留在“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时代。对外我们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对内我们要反封建主义对人民的压迫，无疑是正确的。但我们还要反什么呢？我们还应该反思那些反人类、反文明的暴行，以义和团为例，1899年，时任山东巡抚、以杀人如麻、草菅人命著称的毓贤，公开宣告和提出“民可用，团可抚、匪必剿”的原则，正式把“义和拳”、“大刀会”一类的民间社团改组为“义和团”，纳入政府的旗下，成为西太后亲手扶植起来的民间群众运动，因为官办民团的容量终究有限，这场运动最后闹到天翻地覆、全民遭殃，无法收场的地步。烧教堂杀洋鬼，毁铁路拔电杆，搞“均粮”、“吃大户”，直至把北京变成杀人放火的牧场。部分史实，袁伟时在2006年1月11日《中国青年报》发表的“现代化与历史教科书”已经多处提及，无论以什么理由，我们已经都不能够抹杀。一系列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都是清政府被西方列强牵着鼻子走，人民的鼻子又被无能的清政府鼻子走。1901年，李鸿章临终犹切齿痛恨毓贤误国。
连一个“蕞尔小国”的日本都无法招架，为怕洋人勒令其归政，独裁专制的老泼妇慈禧为一已之私居然向十一国宣战，演出了攻打使馆的闹剧。须知，在己不如敌的情况下盲目求战，无非是加速灭亡。一个伟大的民族首先是精神上强大的民族，一个伟大的民族又应该是目光长远、理性智慧的民族。只有自己发展好了，敌人再强大也进不来。近代史上我们闭关锁国，所缺少的就是面向海洋、面向世界的意识。有句古话说得好，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
现代史我们该反思什么？
凡是敌人支持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支持。在我们的宣传上，在我们的教育上，我们在史料的选择上，经常是合我意则用，不合我意则弃，片面助长自己的民族情绪，盲目引导我们的国民性。新中国的建立是经过了千难万险赢得的，我们现在的和平局面也来之不易。中美撞机，南联盟大使馆被炸，日本广东买春等事件，如果我们不能理智地对待，而是选择烧大使馆、杀尽中国土地上所有无辜的外国人，恐怕我们今天的和平局面已经失去。我们面对暴力、威胁和野蛮，我们要坚决斗争，但我们要选好斗争的方式，想到斗争的后果。前两年的反日游行事件当中，我们有没有过丧失理智趁机打砸抢的暴徒？正确认识现代史，首先要正确面对我们的历史。我们应该还记得那场旷日持久的抗日战争历史，有浴血沙场的英雄成了战犯，有多少我们还没有给予正确的评价？欣喜的是，今天上海的陵园里可以有了张灵甫等抗日名将的衣冠冢，可仍然不够。老人在故去，新人在成长，党争的硝烟越来越远，因此，对令人信服的历史真相的需要就不断强烈。抗美援朝战争，有多少被俘的志愿军战士回国后比被俘还不幸？反右派、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中的所犯下的累累暴行，直至今天还被说成是“后56年内特别是前期的某些失误，也与这种探索有着密切关系。……这样一个简单的历史过程，大多数人都是明了的……”对待历史的态度，于一般人无意识犯的错误我们可以理解，但是对于一个学者和研究人员，绝不能忽略了自己的良心和责任。
我们应该选择什么样的历史观？
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客观公正地解读历史，是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反之，凭着片面甚至是断章取义地歪曲历史、任意解释，就是唯心主义的历史观。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很难，就是今天的我们，也还有个反封建的问题。愚昧、无知仍是建设我们现代文明社会的大敌，建设法治社会，培育有理性、有法治观念的现代公民是我们最大的责任。如果历史观出了偏差，我们的政治、军事上还会走火入魔，我们将会自己载着自己滑向深渊。为了建设一个现代化的强国，我们应该力避偏见，选择正确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才不致误入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