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正当讨论，这个话题会很有意思，否则，我知道，会招来铺天的砖头把话语盖在地下。如果“穷人”作为生活状态理解，我相信，穷人大约有三类：其一，努力想富有，但却依旧贫穷；其二，不了解富有，本身对贫困缺乏感觉；其三，不追求富有，愿意清贫但轻松一些。所以，用“穷人”这个概念来锁定同一类活状态，其生存态度和利益选择并不会一致。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的穷人跟着毛主席上了井冈山，而依旧有更多的穷人没有去那里玩命造反。
在经济越来越市场化的今天，即使将“穷人”的定义瞄准在“社会底层”上理解，总其说来，“陷于贫穷”的意思就有了关于摆脱贫穷的能力问题。至少，越是贫困中的人，其关心的半径越小，对更广泛事务的理解力就愈发不足。人大讨论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期望是形式上的或者空洞的以及意识形态的，而是期望关于社会公共政治和公共物品的博弈，那么，所谓的“代表”，就必须有深刻的分析与透彻的判断能力，能娴熟准确地判断公共政策的对不同利益群体的利弊。
比如关于“教育投入”问题，“义务教育”的经费究竟是中央财政还是地方财政的责任？贫困地区和富庶地区的处置究竟如何？显然，如果“义务教育”属于地方财政，且贫困地区不足的部分由中央财政转移支付，那么，富裕地方的义务教育问题，就是地方政治，和全国人大讨论范围无关。教育“乱收费”也是如此，更是属于地方政治问题，和北京关联不大。把这样的问题拿到全国人大折腾，若不是缺少政治智慧，那一定使用表态来表演，招惹公共视线的聚焦。
再比如，“社会主义新农村”问题，这个论题就是讨论发布的政治文本，再严肃认真也是无稽之谈。不仅所有人大代表对“新农村”的理解不同，政府内部的理解就一致了么？拿出这样的术语，表示的是政府的态度，远谈不上政府财政和社会公共资源的对策与安排。最欣欣向荣的理解，我以为也就是扇乎农民不要背井离乡地进入城市求发展。就算带着多少人的心声，众口一词得到共识，之后呢？“三农”问题，暂不谈其政治议题，究竟是地方经济事务还是中央政府的经济事务呢？
绝大多数议题要比上面举例更为复杂，要明白地搞清事理，人大代表和常委们必须各自配置智囊班子，对国家政治和经济等以及更广泛的事务和机制有前瞻性研究。但这依然不够，不仅需要针对性和煽动性的手段，还需要策略性和阶段性的方法，更需要达成妥协或变通的能力。这能使“穷人”所具备、所拥有和所控制的么？如果，的确能够，发起就有法律效力的法案的话，每一个术语的法意和法意下的可操作、可证实的精准，没有法理理解、没有法事经验、没有宽广的知识背景，可以么？
有效的代表，要直接呵护民意，要把自己的身心，哪怕形式上、表面上，托付给选票，取得选民长期和坚决的信任。除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外，还需要金钱来支付高昂的费用。穷人没有这样的能力，有了这样的能力，就不再是穷人；穷人没有这样的阅历，有了这样的阅历，还能是穷人？穷人没有这样的知识，有了这样的知识，必定从不是个穷人；穷人没有这样的信息渠道，有着这样宽广的渠道，还能指望变成穷人？连养家糊口都陷入艰难中的穷人，没有这样的时间、精力和金钱。
且不说胆量或魄力，即使有，还外加上丰富的知识、广泛的阅历和敏捷的思维，仅仅就在会前拿到会议文本，又有谁能有超凡的能力作出清楚准切的判断呢？文本的编纂人，其实也就是行政执行人，哪个不经过长期磨练呢？文本之下埋藏着的蓄意岂能够三下五除二地被颠覆么？不可能，且不说穷人，也且不说富人，就是精明此道的官吏，也无法在不借调翔实数据和深刻背景以及深思熟虑的过程与讨论情形下作出切身利益的判断。这样地说，可以看出，至少和“穷人”与“富人”无关。
真正法治情形下的真正议会政治，就是由，也只能由极为专业的政客进行。国民政治需要他们全身心地研究和操纵，在他们之间博弈，也与行政权力博弈，数字化地、咬文嚼字地，谋术狡诈地把玩。对于穷人来讲，所谓“代表”，就是把你的选票投给你所信任，或者相比较而稍许要信任的人。昨天信任，就投票给那个可信任的；明天不信任了，不投给他，发动别人也不投给他。事情就是那么简单，因为没有天生的代表，也没有自然的代表。这和“穷人的代表”有关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