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我被迫害致死，我在自由天堂也会咬着牙齿瞑目，因为我曾经用生命反抗过黑暗时代。
时间：2005年12月21日晚
地点：美国加州——甘肃庆阳 （电话采访）
一
刘水，独立中文作家笔会成员。自由作家。在中国大陆屡遭当局迫害，先后四次入狱：一九八九年“六四事件”中，他因组织兰州学运被当局判以“反革命宣传组织罪”劳教十五个月，并被甘肃财经院校开除学籍。一九九四年六月正值“六四”五周年，因主编《六四事件大写真》、《海南黑社会纪实》被当局指控“反革命宣传罪”，在海口市公安局秀英收审所入狱三年；一九九八年十一月，被深圳市公安局指控“三无人员”，收容遣送回原籍；二〇〇四年五月，被深圳当局诬陷“嫖娼罪”，在深圳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服刑一年半。
1991年至2003年，除入狱外，先后在海口《证券信息周刊》、《南方都市报》深圳办事处、大公报《大周刊》、《深圳晚报》等媒体担任记者或编辑；曾短暂出任工业杂志《玩具世界》主编。出版诗集《走上街头》（1993年香港金陵书社出版公司）；纪实文学《裸模风波——中国首宗女裸体环保行为艺术事件全纪录》（2004年广州旅游出版社）；《监狱手记》（网络连载中）。现居中国大陆。
以下刘水简称刘，井蛙简称井。
二
井：请问您出狱后身体状态如何？上次听说您患有眼疾，为什么会这样？
刘：出狱后检查,我患眼疾有两个原因：第一是因为营养严重不良导致的；第二因为我患近视眼有20多年。现在右眼视力退化严重，看书半个小时就疼痛、模糊。今年初在牢狱就发现视线里有几块黑色斑块。监狱医务室没有条件治疗，大夫随便给了一瓶眼药水让我用，结果越来越严重。一直拖到我出狱治疗。在收教所不是不能看医生，他们很欢迎你去看医生。因为牢里的医务室是营利的，看病要犯人自己掏钱。坐诊大夫都是外头聘请来的，反而狱医不知道干什么去了。我现在就在家里调养身体。
井：您在深圳收容所一年半里，他们有没有虐待您？其实，失去自由的每一秒都可以说是被虐待。我想，世界上任何一种苦痛都不比失去自由痛苦。
刘：是这样。虽说我在收教所肉体没有受到虐待，但在抓捕那天遭受了拷打。老犯人郭勇（刑期一年，四川省成都人，40岁）给我悄悄讲述了他们挨打的经过，还给我展示挨打半年后仍在发黑疼痛的腰部。我入狱前2004年1月13日，二中队队长谢栽等警察教唆犯人打犯人，打死钟新雄，伤残14人。狱警命令整幢大楼犯人唱歌，掩盖犯人的惨叫声。此案于2005年10月24日在深圳市中院审理。因为打死人，收教所警察才有所收敛。最让人难以容忍的是管教找犯人谈话，无论在哪里，犯人都要蹲在管教面前，进办公室也要蹲在门口喊“报告”，否则就要受到呵斥，要在全体犯人面前做检查。为此我跟管教争执了几次，才算保持了可怜的一点自尊。
抓捕我时，深圳福田区南园派出所治安队张警官（他拒绝告知真实姓名，自称是个队长）等便衣警察，对我采取了殴打脚踹、诱供假释、虐待罚站等恶行，长达5个小时。从这些层面分析，深圳警方的丑恶行径怎么能让外界知晓呢？
收教所伙食非常差（规定每天伙食费5元钱，实际只有3元多，被克扣掉1元多）。我刚进去的那些日子里吃不饱，身体浮肿，肠胃都出现毛病，每个月都要去看病。我们早餐就吃那种加了色素的什锦咸菜。午晚餐都是水煮菜，油水很少。饭盆里漂的几片肉，都是有异味的劣质肉。犯人普遍营养严重不良。我经常一餐只吃一袋方便面。为此在2004年10月，我发起改善伙食的签名，当时有很多人签名。不过，那一次没成功，因为签名书都给中队扣留了，伙房又做不了主。中队不愿意递交这样的签名书，惟恐所部责怪他们管理不好。到了今年的4月，我再一次发起改善伙食的签名，签名人数达到男犯总数的71%。我将一份给中队，一份转交所长。结果，伙食稍微有所改善。
你知道，看病要给钱的，包括伙食、囚服、被子、日用品都要犯人自己掏钱。伙食和囚禁环境非常恶劣，犯人经常得病，但是，不看病就会加重病情，所以形成恶性循环。收教所就这样从犯人身上不断榨取油水。这只是一小部分。犯人工厂纯利和解教费每年可达数百万元，收教所完全沦为彻头彻尾的一个赢利机构。后面我要提到。
三
井：那您认为，在海口坐牢与在深圳坐牢有什么不同？比如环境，狱警等。
刘：没有可比性。相隔十年了，环境，警察的素质都在改善。如果一定要区别他们，那就是有的警察是食肉的，有的警察是食草的。记得在海口抓我时，带队的处长说：这几个都是刑警学院毕业的，你要老老实实认罪。呵呵。我于1994年6月8日关进海口市公安局收审所，这地方就是先假设你是嫌疑犯，把你关起来，然后再慢慢审查，最长的审查了两、三年（范伟，湖北荆州人，30多岁，清华大学毕业，涉嫌经济诈骗，整整关押了两年多，后无罪释放，国家没有任何赔偿）。这其实是非法拘押。我最长有4个月没有看见过太阳。我被关押的7号监仓，高峰期羁押了40多人，整个监仓加上厕所才38平方米，只能坐着睡觉。
深圳关押我的地方全称叫“深圳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收教制度跟劳教制度一样，是世界上最恐怖最黑暗的监狱制度：它不经任何司法审判，就将你投进囚牢。它完整准确、全方位地对犯人实施了身体残害、思想洗脑、金钱敲诈——全世界只在中国大陆独有。不仅伤害侮辱犯人的生命和基本人格，还让你白干活。更离谱的是：牢房没有白坐的，你还必须交钱。收教所完全靠谎言欺骗来维持日常管理。关押犯人随意性非常大，甚至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张鹏（13岁，湖北老河口市人）还是个中学生，暑假来深圳兄长处玩。竟给他定嫖娼罪，按规定是不够收教年龄的。收教所关押了许多十多岁的小孩子。也听闻关押的女犯中有的是处女，但给她们定卖淫罪。深圳各派出所为了完成所谓的扫黄严打指标，无所不用其极。更恐怖的是：我几次坐牢，他们不仅审查我，还到我的家乡调查我的家人，甚至连我初中写的日记本都搜走了，至今还没归还。
在深圳收教所里，深圳市政法委在这里开设了一所秘密场所（对外宣称法制学校），专门关押法轮功学员。因为分开关押，跟他们无法接触。两栋楼面对约70米，彼此每天都能望见。看上去他们的伙食、住宿条件远远好过我们。不用干活，也比较自由。也有几次看见抬在担架进来的、戴着黑头套手铐押走的法轮功学员。
井：据说收教所里有解放军驻港部队的转业军官，他们与普通狱警是否有区别？
刘：区别不大。今年初，分配来几个驻港部队的转业军官，他们值班无聊时也找我说话。他们初来还没受到多少污染。在他们看来，我刑期最长、关得最久，比他们熟悉里面的情况。
其实，大部分的普通狱警并不知道上级的真实意图——拿我来说，深圳市公安局“可能”收买吴伟如（我过去的一个同事）设陷阱诱捕我。其中不排除当晚我的手机被警方精确跟踪，我的电话被窃听已经好几年了。不过吴伟如是否扮演了特务，我现在没有充分
证据最后判定。但是可以肯定，深圳警方寻找、等待恰当时机抓捕我的黑心,近10年来从来没有熄灭过。同时，他们为了顾及深圳特区所谓宽容开放、言论自由的虚假形象，不想给海外造成深圳镇压异见作家的口实，所以最终采取了设套诬陷的卑鄙伎俩将我抓捕。
对吴伟如和这些警察，我有一句话送给他们：我可以理解，但绝不宽恕。
因此，管教只知道我是“嫖娼”被抓进来的，上面交代需要重点严管监控。有些管教单独值班时会好奇地问我：“你怎么得罪上面的人了，给你判了两年？”，“你还是个作家，写什么反动东西了 ？”
管教中也有个别善良的人。我几次打架、吸烟被发觉，叫到办公室说说也就过去了。年轻管教基本都是警校毕业的，我跟他们什么话题都聊，包括聊女人开心。黄荣福、王晓海、贺铁良都是不错的管教。黄管教很有正义感。几次把自己的早餐让我吃，经常找我聊天。他刚调回中队时，一次他值班，我试探问可不可以自己打个电话，他没含糊地同意了。结果电话被管理科副科长戴敦仁（浙江人，37岁左右，原为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梁富的小车司机）监听了，追查到是他当班，训斥了他。黄回答，刘水打电话要朋友送生活费，我在旁边看着，他没有乱说什么啊。我有时候开玩笑问他要香烟，他说等你释放那天，只要跨出中队门口的“警戒线”，我就给你点根烟过瘾。王管教帮释放犯人找工作，送冬服给释放的老年犯。我刚进去时，主动给他推荐了《现代化的陷阱》、《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几本书，他把我没读过的《中国农民调查》拿给我看。对他们两个我怀有歉意——记在通讯录上他俩的联系电话，释放那天被扣下。我要在此声明：是我主动要求他俩留的，纯粹出于个人私交。贺铁良管教一直坚持认为，刘水是以嫖娼罪名关进来的，那就该享受跟其他犯人同等的待遇。今年我过生日那天,他特意从家里打来电话祝好。遗憾的是他人微言轻。
有几次，我站在206号监仓后窗口，望见管教带着自己的小孩子从监区外走过，我跟管教打声招呼，他们让孩子叫“叔叔好！”。其中有个后来的邓副中队长，一直叫我“刘老师！”。有段时间，犯人间谣传“过半释放”要被取消，天气也连续阴沉了半个月。犯人情绪很不稳定。这个副队在集合点名时说：“这段时间，你们心情不好可以理解，我们也没有办法。你们可以找刘老师谈谈心。他比你们谁都关得久，你看心态多好。既来之，则安之啊！”但也是这个家伙，几次带人偷偷搜查我的床铺、箱子；在我释放那天，他跟戴敦仁非常仔细地搜查了我的随身物品。扣下书籍、日记、通讯录、其他资料。当我气愤地喊出：“你可以检查东西，如果违法扣押我的私人物品，我宁可不出去”。他突然眼睛一瞪，竟然冒出这样一句话，让我目瞪口呆：“刘水，做人要讲良心，为了你能减期，我们费了多大的事，你知道吗？！”这就是他们的流氓逻辑：强奸了你，还要你不停地叫爽。难道要我感谢你们严管我（单独关押、禁止接见、限制通信、剥夺看书）550天？天理不容！
这次坐牢体验最深的就是：坏的制度可以使好人变成恶魔。
四
井：那为什么骚扰您的家人呢？调查他们是否与您一样从事“民主事业”？在海口收审所里，他们把您关了多久才定罪的？
刘：调查我家人主要看他们的政治背景如何，有没涉嫌政治方面的事情，或者支持我的政治主张。十几年来，断断续续，我的兄弟姐妹都曾受到警察调查，个人升迁也受到影响。父亲是老中共，参加过抗日战争，党龄60多年，铁杆共产党员。尽管有许多贪官、腐败、官僚社会现象他也看不惯，但他非常迷信自己的信仰，甚至到了愚忠的地步。因为中共给了他一切。我能够理解。我这次出狱回家，有个小插曲：相隔几年见面，81岁的老父亲皱纹更多了，耳朵有些聋，身体倒还硬朗。他特意拿出一只暗红色木制盒子，告诉我这是胡锦涛颁发给他的。打开我才弄明白，原来是一枚纪念反法西斯胜利60周年镀金纪念章。随附的说明书上，确实印刷着胡的签名，是他代表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专门颁发给参加抗战的老军人的。父亲有些自豪，的确也值得自豪！他又咕哝着：现在的政府胡乱来，我知道有些当官的抗战时还是个碎（小）娃娃，也拿到了这个纪念章。从亲情上他能包容我做的一切。
他还告诉我：当地派出所一男一女俩警察把“收容教育决定书”送到家里，让他签收，他才知道我又坐牢了。自我5月2日被抓，其他家人一直瞒着他。当他看明白上面写着“卖淫嫖娼罪”，他给警察说，这算个啥，别的事情吧。他还特意拿给我看他写于2004年5月21日的日记：“今天我才知道小锋（我的小名）又坐牢了，第三次了……给我带来沉重的打击……他哪里来的那么多苦难啊……”。我最感愧疚的是，母亲在我第一次坐牢因为受到打击而患心脏病，没几年就去世了。然而，我并没有做错什么。一切的一切，都要记在这个独裁政府的头上，记在兽性野蛮的警察头上。
我在海口被非法拘押了近一年才定的罪。那些足以让人发疯、精神崩溃、只想自杀的日日夜夜，我在《监狱手记》里都有详细记录。
井：您的案子我们都比较熟悉，但是，我一直都在怀疑您那位朋友，你们俩一起到按摩院出事的，但他却很快被放出来，而您却被关押了整整一年半。您不怀疑这个朋友吗？
刘：前面提到，这个人叫吴伟如。他是江西省丰城市第二中学的高中语文老师，1964年出生，原江西宜春师专中文系毕业。他在我们抓捕的当晚就被秘密释放了。我出狱第二天到你采访我的今天上午，给他打过无数电话。我急迫地想知道他在我的案子里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是不是早被深圳警方收买，充当出卖朋友、卑鄙可耻的特务？有许多怀疑，但需要足够的证据，我不想冤枉任何一个人。自己做的事，自己担当。连他老家的电话都打了，电话停机了。包括他的手机、 EMAIL、QQ都停止使用。就是说所有以前保持联系的手段我都用尽了，但都找不到他，他似乎在躲避我。我不得不证实自己的怀疑了。我与他相识于1997 年6月，是深圳一家报社的同事，他大概在2001年返回江西继续做老师。他身上有些诸如赌博、敲诈之类的恶习，曾被深圳警方传唤和遣送过。我们的交往总是断断续续。我希望江西的朋友们看到这篇文章，帮我寻找吴伟如。我会提供更详细的个人资讯。罪恶不能被埋葬。
井：那么，您出事当天，具体情形是怎样的？警察在你们进去按摩院之后多久到？
刘：这次是吴伟如来深圳后才跟我电话联系的，他告诉我：这次是送几个他以前教过的女学生来深圳打工的，已经送到南山区一家联系好的工厂，现在事情办完了，打算在深圳玩几天，很想跟我见见面。我接待他住在家里。5月2日，我们其实是出去爬山、散步，结果走了很长的路，人都走累了。是他提议到一家按摩院歇歇脚的。我那天晚上身上只带了手机，钱夹什么都没带。确实走累了，我也就同意了。他兴致很高，先跑进去打问。我在按摩院的外头吸烟。他一个人进去，和里面的人不知道谈了些什么。待我们随按摩师到另一栋楼三
楼按摩套房时，按摩师就说,你的朋友已经和我们谈妥价格了。具体有什么服务我毫不知情。不到10分钟，一大堆的便衣警察就撞开按摩房门冲进来了，客厅门是被悄无声息打开的。
井：按照您的分析，如果那天进去的人不是一个有六四案底的人，而是一个普通老百姓。您认为会出现那么多的警察吗？
刘：也许不会。这很难确定。
井：当时有没女服务员对你们提出性服务？或者你的朋友有没在你面前提出需要性服务？
刘：她们不会主动问的。吴只说今天好好放松放松。一大帮便衣冲进来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打劫的呢。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在深圳这样打劫的很多。深圳的桑拿、发廊、洗脚屋遍地都是。有些也是色情场所，很难分辨清楚。我极力主张中国大陆卖淫合法化，设立红灯区。据我有限的调查，大陆哪个县（镇）级地方没有色情业？南方和沿海一带，几乎都是公开化的。与其让色情业在地下泛滥，滋生犯罪，传播性艾病，不如合法化，国家纳税。收入专项用来支付新中国永远短缺的九年义务教育费用。政府喊了几十年要普及义务教育，但是永远没有财政支付力投向祖国的花朵。有的只是大大小小的贪官，有的只是用纳税人钱进行形形色色的灰色消费，包括用公款包二奶、嫖娼。
今天我必须提到一个人——一个无辜的贵州山区女孩。这个丁姓女孩，因为我，也被牵连裁决两年。我首次郑重告诉所有人：她是抓捕我那晚提供服务的按摩技师。我在出狱接受媒体采访中，从来没有提起她，我担心外界曲解了她。她是与我一同受难的姐妹，她在我心中永远是圣洁美丽的。对她我深怀着负罪感。她折磨我整整一年多了，甚至会让我痛悔终生！我此次入狱，某种程度上可以说，不是我一人。所不同的是，我现在自由了，可能此时此刻她还在牢狱煎熬。在我出狱后几天，刚赶上她所在的三中队接见日。我向戴敦仁提出接见丁，给她送一些生活费。他回答要请示所长。次日答复我：丁不愿见我。戴敦仁随口就放出谎言。打死我也不会相信他们真的跑去问本人了，我太了解这个家伙。他们真正恐惧的是怕我了解到女中队的黑恶。
2005年情人节前，我在狱中给丁写了一封信，交给管教检查邮寄。有个好心管教告诉我，信被上交到管理科寄不出去的。在全所组织的几次文艺演出中，我与丁远远地见过面。近在咫尺，却似天涯。她苍白浮肿的身影，让人心怜。女中队管理非常严酷，少有减期，几乎满期才释放。每次全所搞活动，都看见女犯端坐着，一律双手放在双膝，腰板挺直，目不斜视，队形前后左右一条线。女狱警在挥手咆哮：“猪头，你，你，坐好”。男犯人随便多啦，东倒西歪，彼此交头接耳。女中队监仓和工厂都在楼上，犯人永远见不到阳光。一次千载难逢的机会，我让与丁同中队的一个女犯捎话：向丁问好，告诉她我想她，好好活着！也听管教告诉我，丁在里面表现很好，能拿到几个月减期。借此机会，我向丁表达我深深的歉疚——我知道我的歉疚比起你挣扎苦熬的几百个黑狱日子，一文不值，但是，我必须说出来，不是为了自我解脱良心的谴责。
或许与她永无重逢的那一天，她恐怕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坐牢，还要背上一个“娼妓”的恶名。深圳警察的毒恶由此可见一斑。这篇文章，我知道你永远不会看到。小妹！请你理解我，这些苍白无力的文字，权当我对你无端“娼妓”之名的祭奠、昭雪。请让我一生为你默默祈祷、祝福！
五
井：那是您第三次入狱，进去之后，精神上是否受到严重打击？
刘：算上1998年那次收容遣送，是第四次坐牢。应该更理性了——这是苦难给予我的唯一回报。我在里面是完全封闭的，外面朋友为我做了哪些努力，我一无所知。但我心里明白，他们不会放弃我不管。我写的信没有一封是寄得出去的，包括家信，只收到几张圣诞卡。戴敦仁欺骗说，可能邮电局寄丢了。假装糊涂，掩饰恶行。包括所长杨松鑫常常口头上假装关心我，问东问西，也跟我下象棋，但对我的严管，丝毫不放松。大陆警察的人格都是分裂的，表面上维护秩序和公正，背后却在作恶。无数次听犯人咬牙切齿地说：再碰见警察挨打，不管什么原因，我都会上去打两拳。假如你要明白85%（我在近千犯人中做的调查）的收教犯人都是被诱供欺骗进去的，在里面还要遭受非人待遇，就能够了解埋藏在他们身心深处的仇恨有多大。复仇，是寻求正义的古老手段。
在进去之前3月的一天，朋友聚会，六四风云人物马少方转告我，深圳市公安局在警告我，要我当心。再说，那段时间海外的稿费也收不到，很不正常。好像蔡楚吧，建议我做一些笔会的日常工作，我把自己的危险处境告诉了他，不愿因为我给笔会带来麻烦和损失。
直到快满一年的时候，同监仓犯人偷带进一部手机，我趁机打了几个电话，才了解到一点外界的情况。2004年7月，律师来见我。二中队队长肖新康特别吩咐，不要乱讲。跟律师交谈了不到20分钟就被打断。旁边坐着两个警察监视我们的谈话。再后来就是去年圣诞节，收到美国旧金山硅谷十多名朋友签名寄来的精美圣诞卡，先后有六张之多。其中有一张正好在12月25日那天收到，上面有王希哲、周锋锁等人的签名。真比享受一桌美食还过瘾！收教所能把卡片给我，真是非常意外。看似简单的圣诞卡，传递着许多宝贵信息，给我带来的鼓舞无以伦比！借此机会，我再次真挚地感谢王希哲、周锋锁等许多陌生的朋友！这是收教所唯一一次交给我信件。
支撑我精神的就是把里面发生的一切真实地记录下来，我相信总有一天罪恶会暴露在阳光下。每个月都有一次安检，时间都很突然，所有私人物品都被翻得乱七八糟。我是重点检查对象，每次都设法躲过了检查。非常遗憾的是，最后几个月的日记，我专门写在一本书的空白处，便于保存，也因为纸张紧缺。在释放那天，被非法没收。还有一本《西方哲学史》，记录我的读书心得和随想，也被没收。释放难友留给我的几十本书都被一页页打开检查了（他们接见带书进来，经检查后一般可以交给本人。朋友转交我的书，警察没有拿给我，至今仍扣押在所里）。据随后获释的难友告诉说，我转赠朋友的几本书，包括《丰乳肥臀》，在我出狱当天下午都被那个姓邓的副队长收走，称是黄色书籍。这不把莫言气得半死！
没有入狱之前，每天生活在骚扰、恐惧之中，入狱在某种程度上是精神上的解脱，一次难得的自我省查。在前脚跨进监狱大门的那一刻，所有的恐惧都离我而去。几次监狱生存经历，给了我意外的人生经验和苦难。我这次入狱，意外打断正在海外网络连载的《监狱手记》写作。那部还远远没有尾声的自传，对这种常人根本不可理喻的心路历程有详细的记述。
我期望：所有为自由曾经、正在甚至明天而身系囚牢的政治犯（包括他们的亲属和朋友）累计的苦难，都应展现出它的价值，都应该进入历史。人类历史上有一部伟大的作品《古拉格群岛》，让世界每个角落、不同族群的人看到共产制度的邪恶、草菅人命。对中国人来说它远远不够。新中国制造了太多的死亡和罪恶。只要是罪恶，人
民都有权利按照自然法则进行清算，哪怕再煎熬一百年！在中国大陆当下以至未来年月，真正有志为自由身体力行的独立知识分子，你们既然选择了对抗独裁，抗拒黑暗，那么，监狱就是必然的“到此一游”的一处风景。
但是，坐牢不能不说是个人的巨大的损失，这种损失不光关乎个人身心的极度恶化和透支，也使个人本来就微薄的财力全部赔进去。我觉得，坐牢最大的生存困厄和精神危机不在高墙铁窗之内，而在出狱后的一段时日。自己有义务善意地提醒你们这一点。我们都不是圣人，只是早觉醒一天的凡人。撕破黑幕，争取言论表达权利，是我们的天赋人权。尽管每天都被包围在困厄和恐惧的大网中，我被我们所从事的正义事业所鼓舞。我勉励自己一定要挺住，学会享受精神上的快感。走自己选择的路，死而无撼！记得在监仓肮脏的墙壁上到处刻着：“某某某，到此一游”。我从内心感佩那些认识与不认识的、对黑暗肮脏制度极度蔑视的难友。他们绝大多数人属于弱势群体，他们都是世界上最丑陋、最悖离人性、最黑暗的收教恶法的受害者和见证者。
我呼吁所有人都关注中国大陆的监狱死角——邪恶的收教制度。让罪恶的收教制度早日终结，恶警受到惩治。
六
井：可否简单描述深圳收容所里的狱中生活？
刘：收教所实行军事化管理。早上7：00起床，15分钟用来洗刷，接着点名、搞卫生。到了8：00吃早餐，完了再点名。8：30到工场干活。中午吃饭休息，下午5点收工。晚上关在仓房收看固定频道的电视。哪怕室温40℃ （仓房是铁皮屋顶），都强制犯人穿着囚服睡觉。每天在固定时间报数点名八次。每星期只在周日休息半天。出口货赶得紧，就常常加班。我们做的货，全部出口欧美国家，我做过圣诞树、灯、小鹿等，还有玩具。做的最多的是手提塑料包装袋，有几百个不同商标那么多，绝大部分都是美国商家的订单，包装袋上都有厂家网址、电话、地址等等。这些劳改产品源源不断装进集装箱，驶往美国。为了经济利益，美国某些厂商充当中共的帮凶，的确扮演了违犯国际法、侵犯中国犯人人权的不光彩角色。
后期我做工厂统计员（因跟东莞市士力塑胶公司驻所技术员邵某发生冲突，中队为了安抚我不再闹事，安排了这个职位。但是没想到我跟邵某意外成为了朋友，在我游说下，有段时间他每天带进来南方都市报、参考消息各一份，让我对外面的情况略有所闻，但好景不长，他就被调离回厂了）。每个犯人每天的工作量都计算为产值，简单说，就是每个犯人一天赚了多少人民币，但这些劳务费都进了收教所的帐户。我们的劳动没有分文报酬，可是法定是有的。男犯人个人最高月产值达到 700多元，女犯的产值更高（她们每天加班），加上三个女中队（每年囚押男女犯人约1200人上下。2003年日本人在珠海公开买春，酿成轰动全球的“珠海事件”，深圳扫黄严打，收教所关押犯人达1800人。仓房爆满，水泥地板睡满犯人，上铺床位卖500元，下铺800元。工厂500平方米水泥地上密密麻麻躺满了犯人）。每年深圳市收教所单此一项非法所得就有300—500万人民币之巨。在我入狱之前，深圳市收教所强迫男犯每天加班，收入远超这个数字。深圳警察系统就是通过这种方式捞取黑钱（有次广东省公安厅来人检查，偶尔点到我，问干活有没有报酬。我答从来没有。可以判断省厅也知道这些黑钱的流向，甚至参与了瓜分）。
我在深圳收教所只听到过两句真话：第一句是：你们关进来的都是倒霉蛋，以后嫖娼注意些。第二句是：赶快打电话，把钱存进来。
借此，我强烈呼吁：必须保障囚犯劳动所得，国际社会要制裁中国政府公然违犯国际法,出口劳改产品，践踏人权的丑恶行径！
井：请问在收教所的劳动强度大吗？
刘：因为不是重体力劳动，劳动强度不算大，要比我前两次坐牢轻松一些。在甘肃省劳教所，根本吃不饱，饥饿得偷偷拣拾大豆地里的大豆往嘴巴里塞；在海南省劳教所，扛石头沙包修建工业大道，昏倒在水田里。在海口秀英码头从大货轮上卸载由俄罗斯进口的化肥，十指磨得鲜血淋淋……太多了，太苦了。我现在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活下来的。
对大部分犯人来说，他们只是短期关押。按照法律规定，表现好的收容人员可在期限过半（收教刑期最短半年最长两年）就可获释。但是，深圳市收教所自2004 年初打死犯人以后，所有男犯都在刑期过半后缴钱释放（因审批期限没有规定，致使各区公安分局审批时效有时相差一个月左右）。没钱的犯人，哪怕你表现再好，照样被多关押一、两个月不等。一度三个月释放的犯人，被强迫交纳半年的伙食费，这是另一种敲诈钱财的手段。
名为收容教育，实为免费劳工。文化课学习根本没有。有时组织法律、卫生常识等简单学习，全是为了应付上级检查。其他两、三次学习，都是意识形态的东西。每个人都要参加一次法律、一日生活制度考试，哪怕你是文盲。后期考试不及格的文盲，个别被延期关押了十多二十天不等。老犯人都明白，规定是规定，实际释放跟这些都没有多大关系，但管教每天都在欺骗叫喊“你们要好好表现！”，这句紧箍咒般的咒语，迷惑了许多新犯人，他们仍会争取好的表现。收教所放人，随意性非常大。但自由的最后一道关口就是：你有没有足够的银子。坐中共的牢房，自由有价。有个叫李辉的男犯（广东阳江人，鳏夫，五保户，60岁），患有心脏病，刚进来睡在水泥地板上，释放时身无分文，收教所也没舍得拿一分钱给他做路费。这样没钱交的犯人，我见过100多人，女犯就更多了。
收教所把犯人搜刮一空，至于你出了大门是死是活，从来没有可爱的人民警察过问。我坐牢几次，最苦的是前两次，最最厚黑的是深圳市公安局收容教育所。所有善良的中国人都应该牢记收教所黑狱（按恶法规定，县级以上政府都应开设收容教育所，但大多地方是与拘留所或看守所混杂在一起），都应该记住深圳市公安局局长李锋、原市局副局长梁富（主管收教所，现为市局巡视员）、深圳市公安局收教所所长杨松鑫（警监，广东省梅州市客家人，50多岁）、管理科副科长戴敦仁、中队长肖新康（二级警督，广东省梅州市客家人，45岁）、南园派出所张警官等……这些名字。
记不得在哪本书上读到“囚徒规则”这几个简单的字，它所蕴涵的真理命题，让我深以为然。大意是：牢狱就是犯人跟监狱管理者比底气、比智慧、比时间的地方。 2004年，我有一次机会上台演说《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法制的信念》，其中讲到“孙志刚事件”，竟然吓得肖队长脸色煞白，立即把我赶下台。媒体公开报道的天大的新闻，他们都要限制。在办公室我跟他争辩了半天。从此中队找各种借口不让我踏上舞台，剥夺我当众演说的机会。我也拒绝加入“犯人文艺队”，不让他们利用我制造“我们是人性化管理”（这是管教常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的虚假氛围。2005年犯人春节联欢会上，我终于得到一次上台的机会。讲完一个邓小平的政治笑话，台下喊着要我唱歌，我跟台下难友相约：“明年春节我在这里等你们来做嘉宾，到时一定为你们高歌一
曲《好汉歌》。”随手把奖励的毛巾、香皂等日用品抛到台下。难友哄笑争抢，旁边的孙卫东副队长（二级警督，广东梅州客家人，40岁左右。2005年9月突然失踪，估计跟打人致死案有干系）表情尴尬。最后犯人起哄让他表演一个节目，他随口编个笑话，把我揶揄了一把。
井：也许这就是政治犯与普通犯的区别吧。
刘：在我刚入狱的时候，有些人（非犯人）还不了解我的案情，就主动找我说20万可以弄出去。几天后回话说：刘水，你真会开玩笑，你的案子是市局定的，花多少钱也没有用，老老实实呆着吧！要说政治犯跟普通犯的区别，那对我的监控要比他们严厉很多。还有一个例子：刚进去一个月时，肖队长专门挑选了11名文盲和老头，跟我同关206仓。肖笑眯眯对我说：刘水，你有文化，好好教他们学习学习。其实，中队的意图是防止我煽动其他犯人闹事，而这些人老实愚钝。还安插了一个“信息员”，记录观察我的一举一动，随时报告管教。这个犯人被我用香烟拉下水（严禁吸烟，抓住要处罚的。又是一个土政策），讲出了实情。
让我底气最为十足的是：恶法规定收教犯人加期，实际执行期限累计不能超过两年，我本来就打算坐满两年，有什么可怕的。合情合理合法利用黑法漏洞。刚进去第一个月，我写了一份书面申请，要求自费订阅《南方周末》和《南风窗》，买一台收音机，想享受一下政治犯待遇，但都被肖队长以“没有先例”为借口拒绝了（又一个土政策）。我在期限过半时，书面申请“过半解教”，也被杨所长一句“两年的没有先例，你还没有改造好”打发了。我质问他难道收教所是一所两制，他转身就走。我想激怒他发发火，也难有机会。深圳市收教所为了管理便利、轻松，自己制定了很多刁难犯人的土政策。
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的是，那些有关系的犯人，通过各种渠道花费足够的钱，一个月内就被以各种名义释放了。这些被释放的人，会告诉（接见、电话）尚在里面的朋友，找市局、分局、所里某个实权人物，花费多少钱就能释放。这个报价在收教所是公开的。有钱还不够，一定要找对主管人。人财两失的不在少数。我们甚至看见一边交钱一边放人的真切场面。据一个特殊身份的老犯人告诉我：2003年通过保外就医、请假等等虚假手段，放掉的犯人有100多人。我关押一年半期间，至少50名有名有姓的犯人，也是以这种名义释放。深圳市检察院反贪局曾介入调查，但只查小贼，管不了大贼，走走过场而已。
井：犯人在狱中的伙食费是在出狱的时候一次性支付的？我可没听说过坐牢还要交伙食费。
刘：是的。还有更奇特、更荒诞的事情。我举两例：你恐怕没有听说过，世界上哪个国家的监狱，要求犯人捐献铁床、音响、冰箱、空调、猪肉、篮球、足球、鞋子（军用胶鞋和拖鞋）、水杯、扑克牌、象棋？捐献的物品都是有相当的数量。变相敲诈、受贿。荒唐到极点，旷古奇闻！这种恶行完全可以进入吉尼斯世界记录。犯人私下议论，就差给警察捐内裤了。萨达姆干不出的事，他们明火执仗干给你看。
再说说另一件，每个人释放时都被强迫填写一份《保证书》，大意为释放后不准造谣生事，做有损政府和公安机关形象的事。抛开它根本就不是法律文书不谈，这不是做贼心虚吗？我早就准备了一份别人抄写的保证书，我内心根本不愿填写这份荒唐的东西。但在释放那天，被邓副队认出不是我的笔迹，要我亲手写一份，加上扣押了私人物品，双方僵持在办公室。朋友张津郡在外面已向收教所交缴了4700余元各项费用，在大门口等我。我只能愤怒地忍受他们最后一次对我的侮辱和敲诈。妥协就有自由，抗拒就是囚牢。为了自由，我违心地草草誊抄了一份保证书，并签名——那一刻我为自己的懦弱、妥协深深自责，我的心在流血啊！
在我力争下，戴敦仁不得不给我一张扣押物品清单复印件。办完所有手续，脱掉囚服，跨出铁门。张津郡看见我就伸开了双臂，我们紧紧拥抱。
我和津郡整整一年半没有见面了，老友相见自是分外激动！我入狱时，他第一时间将我被捕的消息传播出去，并为营救我奔走呼号。因此，他被深圳警察骚扰丢掉工作，遭受软禁，家人也受到牵连，甚至警察去他5岁女儿的幼儿园门口跟踪。证据证明：杨松鑫、戴敦仁、孙卫东（以前是管理科副科长）,偷偷打开我的被收缴封存的手机，截获许多朋友的电话号码，同时截留我邮寄信件的地址，提供给市局特工。他们还冒名是我的朋友骚扰外地朋友。我入狱期间，尽管津郡先后来了将近 10次，但我们没被允许见过一次面。不过我万万没有想到，为了我能够获得自由，他刚才被迫签署一份深圳市公安局出具的《担保书》，其中有一条是强制勒令我 “随叫随到”，那么，张津郡作为担保人必须随时了解我的行踪。绑架乎？连坐乎？内讧乎？土匪绑架勒索人质，也赶不上警察毒辣！据我了解，其他释放犯人，都没有签署过类似的担保书。深圳警方，政治案件非政治化手段迫害的真相，终于昭然若揭，真相大白。同样从深圳被迫流亡美国的著名学者何清涟女士等人士，为此撰文在海外疾呼停止对我等异见作家的政治迫害。在此谨向何女士致敬！
我今天揭露深圳警方、深圳收教所的黑幕，虽然只是九牛一毛。他们极有可能串通起来再次逮捕我，封我的口。针对深圳警方一贯无赖、流氓、强盗的行为，在此我郑重昭告天下：我在出狱后，做了全面体检，没有任何重大疾病。此文公开后，在中国大陆任何地方，如果哪天我的生命突然消失，或者遭遇意外车祸，或者被不明身份人残害，或者第五次被逮捕，那一定是深圳市政法委书记兼深圳市公安局局长李锋，指使深圳市公安局一处（内保处）特工廖秀平（广东人，40多岁）、赖晓宇（湖北人，38岁左右）等人所为。
七
井：作为作家，您认为牢狱生活给创作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吗？
刘：起码入狱打断了生活的秩序，陷入生活困顿。写作需要基本的生存保障。截止今天所跋涉的路途，都是我自愿选择的，我从不后悔。几次牢狱之灾，让我失去了母亲、妻子，包括亲人对我维系的最后一丝期望。我还有什么可在乎的？秉持自由作家写作立场，为中国大陆言论自由呐喊，是我毕生的圣经。过去我总是在坐牢的地方出来，之后就离开那座城市到别的城市谋生。但是，这次不会，我还会回到深圳，并不会离开深圳半步。
既然深圳警方让我“随叫随到”，他们就该为我的人身安全负全部责任。在深圳，你会发现街头每个岗亭上都写着：“有困难找警察”——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我从来不敢低估深圳警察、中国警察的能耐。
我期望有一个闹中取静、贴近对手、生命安全、环境优美、女人漂亮的城市，潜心记录我见证的罪恶和苦难。深圳，正符合这些特征，是唯一让我心仪的城市。
井：您对坐过牢的地方是不是特别敏感？是不是感到厌恶？
刘：那倒不是。专制独裁国家，一定是警察国家。这是专制国家普遍的特征，是维护暴力政权必须的一道屏障——公民的自由度是由警察界定的，而不是法律。哪个城市的警察特务都忙碌着，即使你在
拉萨那么偏远的地方，照样掌握你的一言一行，照样能抓到你。王炳章在越南都能被中国特务绑架回国，他们还有什么想不到、做不到的？什么都可以怀疑，但中国大陆警察的能力千万不要有丝毫怀疑。独裁国家还有一个特征，即全面实行国家恐怖主义。它象魔鬼手里挥舞的一张罗网，铺天盖地，任何人，任何一个角落，都被完整地罩在里面。我们所做的就是，象一个人那样站起来，在这张网上捅几个大窟窿，让尽量多的人透透气，免得被窒息呛死。你敏感和厌恶有什么用？
我喜欢灯红酒绿的城市。可能小时侯随父下放农村，见识太多贫穷的缘故。我在兰州、上海、海口、深圳等地都工作生活过，在其中三座城市坐过牢。兰州，是我人生第一次走进的大城市。我记得兰州街头到处都是高楼大厦和漂亮女孩。它为我打开了关于自我价值、关于民主自由的第一道大门。主要大道上有我游行示威的足迹，市中心的东方红广场留下我青春的呐喊和悲号，还有红古区那个叫平安台我曾坐牢的地方。兰州，也是我作为一个半桶水诗人，初试身手的舞台。也有留在五泉山雪地的初恋。也伤害了一个朋友，让我至今不敢面对他。相隔十年再去兰州，一切如斯，都化为一捧风干的泪。如果我是一个经济动物，那比较喜欢上海，上海市场比较规范。也正是种种规范，不再适合我长久盘踞。我在海口的时候，还是一个很荒凉的地方，离开整整十年了。希望在恰当的时机，返回我在兰州、海口坐牢的地方，旧地重游。深圳，前面提到过，不再重复了。
井：您说过“总是在受伤之后才回家疗伤”。您认为甘肃最让您怀念的是什么？
刘：我这次回庆阳，最主要的原因是出狱之后，身心虚脱，需要一段时间安静调养。其次，我九年没回来了，非常想念家人。还有一个不是原因的原因，即使我释放了，深圳警方还经常骚扰深圳的一些朋友和他们的家人，我希望我的离开，能够避免这样的事情发生，减轻朋友们的压力。可能这个想法非常的幼稚，总之我必须选择离开。
井：狱中有没写文学作品？带出来了吗？
刘：读书都受到限制，写作根本谈不上。幸好我收集了许多素材，都装在大脑里。我很后悔，在兰州、海口坐牢时没记录详细的素材，比如虐待我的警察的名字等等，所以发表在《民主论坛》的一些狱中回忆录，没有记录这些警察的名字。那些凶狠的狱警虽然是制度下的产物，但他们就可以不承担道德与法律的审判。那是不对的。未来是历史的答卷。杀害遇罗克、杀害林昭、杀害李九莲、杀害……共产制度残害了多少无辜的生命？我不知道文革杀戮跟南京大屠杀，本质上有什么区别？生命在任何屠刀下，都是等价的。坏制度固然邪恶，那么，坏制度都是由人操纵的。制度只是一张面具，承担杀戮责任的，必须是躲在面具后面的、一串有名有姓的个体。他们的名字必须跟死者一样记录下来。人之所以为人的底线，是跟野兽的本质区别，不管是何种原因、何种借口，都不能突破。一旦突破，就必须接受惩罚。当法律被独裁者玩弄于股掌之间，自然法则就该成为寻找正义的武器。对这些罪恶的记载是属于文学的责任。
我觉得，在中国大陆，文学的首要诉求是记录，不是拯救和复活。要面对真实，不是进入主流。最边缘化的作品，最有可能进入历史。被封杀的作品，最有价值。我们可以没有作品获诺贝尔文学奖，但绝对不能没有对杀戮和苦难的记载！以“养家糊口”、“工作需要”、“执行命令”为由去作恶的人，同样应该受到制裁。在谎言世界，可以选择沉默，而不把谎言作为工具；在暴行肇行时，可以枪口向下，而不把枪口对准人民。对中共意识形态语言，寻找对立语言，往往得到的是真理。文学首先是关于人的记述。在民间口语（地下）文学中，保留着真实中国的原色。文学的出路，就在这里。我把自己定位为一个记录者，不是写作者。生命需要质感，文学也同样需要。
记得有位诗人写过这样的诗句：“我喜欢看流血的伤口，因为它是真实的。”中国大陆的现实生态，给文学提供了太多太多的素材，就看我们有没有胆识去触摸。我们挑战专制的高度有多高，那么我们获得的自由度就有多大。
井：您出版了诗集《走上街头》，是否给自己定位为诗人？
刘：记得年少轻狂时，曾给自己印刷名片，上面写着：诗人 刘水。主要是吸引漂亮文学女青年的眼球。也获过几个诗歌奖。现在我写的诗比较少。挂什么招牌，并不重要，要靠实力说话。但是，诗人对于创新社会观念、开辟社会变革的导向性作用，我坚信不疑——普希金之于俄国，拜伦之于英国，海涅之于德国，北岛之于中国……我非常崇尚诗人张扬、纯净的气质，和对生命、自由无尽的歌吟！
井：当局明文严禁您出版书籍吗？
刘：即使有这样的红头文件，我也看不到——我不够资格。我很了解大陆出版业的运转机制。我那些政论时评文章，在中国大陆是不可能出版的。所以，我也没尝试出版。为了出版一本完全不涉政治的纪实文学《裸模风波》，让我差点发疯。如果我的那些文章能在中国大陆公开出版发行，除非有另外一个执政党上台，那我割肉卖血，也要自费印刷出来。我会站在天安门广场，免费向游人散发。
井：有没考虑过流亡？
刘：1996年从海口出狱后考虑过，可是，流亡就是逃离。失去母语环境的温润，随着年月日深，生涩和枯竭就会在字里行间、精神上凸显出来，让精神重心飘忽失重。流亡是给流亡者判精神死刑。作品不能进入大陆，只在圈子里流转，那是我们所有写作者的悲剧。或者弄一笔资金，搞个网站什么的，都是非常有限的手段。当然，我也有许多现实考虑。我要学会做一个现实主义者，我会坚守在大陆打阵地战、持久战。除非死亡向我逼近，并且我感觉到这种危险，那我选择逃离。
八
井：能否问您一个比较隐私的问题？您第二次入狱的时候，您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妻子，也因为您的株连被关起来。她现在呢？她可好？
刘：哦，我们已经离异十年了，现在应该说是我的前妻了。她现在已经过上正常的生活。我这次出狱后特意把《监狱手记》里描写她的那部分给她看了，算是给我们曾经的感情划上一个凄美的句号。像我们这样的人，本来就应该有心理准备 ――说不定，哪天就会失去自由。政治犯的妻子，都是非常伟大的女性。我非常敬佩她们！
井：我看到很多异议人士的妻子都在自己的丈夫入狱的时候向他们提出离婚的决定。包括这位被重判10年的记者师涛。我个人一直相信《诗经》里“执子之手，与子偕老。”的诗句。您是否认为中国现代的女性，在道德品性上有所欠缺？
刘：怎么说呢，在感性上，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但在理性上，我不大认同。有人说：因为不了解而相爱，因为理解而分手。没有人天生就是一个政治犯，有成长觉醒的过程，说不定婚姻就诞生在这个时候。尤其象在中国大陆这样非常严酷的专制社会，发生了许多对知识分子的集体屠杀事件，只是近年互连网的出现，将所有政治案件公开化了。实际上，新中国56年，中共从来没有停止对政治异见者的镇压。所有中国
人都有对恐怖的惊惧记忆。六四屠杀之前，你不会看到太多的政治犯（文革除外，右派严格讲不算政治犯，那是对他们人格的集体阉割）。知识分子都是先投降然后被招安进共产体制。可以说他们都很风光，多少革命美女追求他们，他们的婚姻恪于政治上的保障，都显得特别稳固。但是，有多少是出于爱情呢？
独立知识分子向来在中国是稀缺的，甚至比大熊猫都宝贝。知识分子边缘化，是一个健全社会需要的，也是常态。但是大陆还没有多少人自愿边缘化。我说的是自愿，不是被迫。近年来，发生在政治异端身上的婚姻悲剧，数不胜数。每个人都有对监狱和死亡的恐惧。谁若说他（她）不怕，除非大脑有故障。她们没有义务为我们过上那种担惊受怕的生活。对于她们的选择，我能够理解。生活就是宽容、和解、提高的过程。即使对待自己的敌人，也要有宽容的预设心态，但是绝不宽恕他们的恶行。对婚姻，或者说家庭我没有多少体验。我觉得婚姻的实质是爱。如果没有了爱，让她们尽道德义务，对双方都没有意义。如果从道德品性上高标准要求她们，我觉得太苛刻了。
从另一层面上说，中国大陆现实社会生态，杂草丛生，人们普遍没有公民意识，没有对信仰的敬仰和尊重，而且大部分国民的人格都是卑微的、顺从的、分裂的。这是威权政治长期恐怖统治的结果，也是独立知识分子严重缺席的后果。知识分子占有各种优势资源，做旗手是他们的义务。我坚信一旦有火苗点燃，象八九年六四，人民会马上跟进。我还是固执地认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希望蕴藏在草根民间。在这个金钱可以购买爱情婚姻的社会，晓义跟随、献身信仰、博爱无畏、感恩敬畏都是国人稀缺的质素，许多婚姻都屈从迷失在暴民文化和商品文化里，政治犯的婚姻难道能够例外？我渴望爱情，但绝不亵渎爱情。我的爱人叫自由。
井：可是，您知道，一个人坐牢已经是悲惨的事情了，为什么要在丈夫失去自由的时候向他提出离婚？这个时候他最需要的就是亲人的安慰、鼓励和支持。我不理解，我认为那是自私的行为。
刘：但是，那种恐惧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受我牵连，她也坐了牢。对23 岁的她，已经做到极限。我在狱中的时候，她给我写了关于离婚的信，我当时不相信，我还以为她在跟我开玩笑。我出狱后，尽力挽救我们脆弱的婚姻，但是，爱情都变质了，放弃是对双方的解放。办完绿皮离婚证，我们两个都笑了。这就是我4年的爱情婚姻（其中两年在牢狱）。每个人都有自私的一面，何况爱情呢？有机会我要写一部《政治犯是怎样炼成的》书，开导美女们把爱情献给中国最伟大、最可爱的人——异议人士。这让我想起了政治犯也有甜蜜的死亡爱情：俄国十二党人那些美丽高贵的夫人们，追随他们的丈夫远涉荒凉、饥饿、死亡的西伯利亚流放地。她们每天三五成群坐在井台、马车上，打扮得花枝招展，遥望自己的丈夫饥寒交迫、衣衫褴褛，在寒光闪闪的刺刀下干苦力活；暴风雪中，她们眼睁睁看着自己亲爱的丈夫被推向绞刑架。这一刻，他们的眼神扑捉到了对方，我相信彼此传递的是炽烈的爱情。她们不怕不哭，他们不怕不哭。那是何等伟大纯真、浪漫美丽的死亡爱情！我渴望一次这样的爱情。
井：您为了捍卫自由，竟失去了自由。您为了自己的理想，为了中国的前途而付出如此大的代价，是否觉得活着特别沉重？
刘：我虽然已经不是那个六四时代的热血青年了。可是，我仍然在坚持自己的信念，捍卫自己的立场。我小时候就开始怀疑这个政权，读初中时，给自己改了个名字，叫“刘愤世”。尽管那时我不知道要反抗什么，但是感到有太多的社会不公，利剑般悬在我、我父母、我家的头上。家庭遭遇让我过早体味了什么叫政治迫害。我倒要感谢共产党，让我早早明白了它所涵藏的死亡气息。
即使某一天我被中共政府迫害致死，我在自由天堂也会咬着牙齿瞑目，因为，我曾经用生命反抗过黑暗时代。
井：正如您在文章引用的“对抗是知识分子最感舒服的姿态”？
刘：对。这是中国大陆所有独立知识者都应该践行的。为了我们自己。我今天不怕说一句极端的话：在中共暴政的天空下，从异见人士坐牢与否，可以判断你反抗的强度有多大、韧度有多持久。
井：出来后如何面对生活？还会继续从事传媒工作吗？
刘：不是我愿意不愿意的问题。这次警方是盯死我了。广东那些有名的媒体我几乎都进去过了。发达的网络传媒，让我虚得大名。恐怕再没有机会从事我热爱的新闻业了，但会继续坚持做独立记录者。假如我能等到民主制度在中国大陆发芽的那一天，我一定会办一份自由独立立场的《自由中国报》。
九
井：最后，我想知道您是否支持台湾独立？您认为西藏问题的突破口在哪里？
刘：西藏问题太复杂，我没深入研究过，不好说。
我在牢狱里，也跟管教辩论过台湾问题。不管承认中华民国与否，台湾事实上具备一个主权国家的所有要件——有独立的外交和军事，有自己的民选总统等等制度框架。大陆盲目地去强调“国土统一论”是毫无意义的。极有可能造成台海真正的分裂。许多人没有看清这一点。武力收复台湾，没有任何道义优势，我们且不去想象日美武力介入会是什么样的结果。就算收回一个焦土岛屿，中共会为无辜死亡在炮火之下的台湾民众负责吗?假如中共有足够的自信，就该向全世界承诺：决不武力攻台，用民主统一台湾。中共在现代文明社会，居然用暴力征服一再威慑台湾人民，从来没有考量台湾人民的真实意愿。根本上是反文明反人民反民主的。我有一个基本观点：独裁向民主宣战，是对人类文明的践踏。我们还需要警惕的是：中共极有可能借口收复台湾，转嫁日益迫近的执政危机，以维持“万岁”独裁统治。我赞同台湾的民主模型，尽管还在初步阶段。不管陈水扁如何，他毕竟是台湾民众自己选出来的。这是民主操练必须付出的代价。民主政治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它的及时纠错功能，独裁政治则屏蔽这种优势功能。台湾蒋家王朝时代，也有像雷震、李敖、柏杨那样的政治犯，但是，他们一路走过来了。布什总统这次访华，说了一句很中肯很有份量的话：“台湾是未来中国大陆民主政治的范本。”。一语点中中共的死穴。
不能否认，大陆体制内也有很多政治精英、文化精英、经济精英、技术精英，但是，他们都被收买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一分子，不愿意站出来说真话，推动中国大陆朝民主转向。说一句俗话：屁股决定大脑。中国大陆，第一步需要摧毁的就是言论禁锢，那么，台湾的今天，就是大陆的明天。
井：非常感谢。您要保重身体。
刘：谢谢，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