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很多西方思想家的眼里，知识分子是一个具有很强道德色彩的角色，按照葛兰西和赛义德先生的见解，知识分子是一种永远对权力说“不”的角色，是一群永远的反对派和批评者。这些在普通人看来自以为是的人，总喜欢在人家权力者盛世狂欢对酒当歌的时候，稀洋怪气地跳出来往人家头上泼冷水，说怪话，让人家卡拉OK唱不成，烛光晚餐也吃不成，实在晦气得很。想当年，人家曹操先生就是在唱卡拉OK《短歌行》的时候，当着那么多臣僚和迎宾小姐的面，那个不知深浅的刘馥老夫子不好好享用自己的汉堡和威士忌，居然要跳出来说什么：“大军相当之际，将士用命之时，丞相何故出此不吉之言？”让人家阿瞒着实没有面子，趁着酒意，不槊死你还槊死谁！因此，在古今中外的统治者眼里，知识分子就是这么一群喜欢哗众取宠的不安定分子，本来这个世界好端端地没有事体，莺歌燕舞，其乐融融的，他们却硬要捣蛋，硬要弄出乌鸦的声音来，破坏这安定团结的局面，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因此，翻开历史，知识分子总是运命多舛的，有些人甚至毕生奔竞，颠沛流离，至死不能返乡，最后将一把老骨头也葬身异邦了。
当然，刘馥算不算知识分子，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话题，倘若大而化之，倒算得上一个吧。揆诸历史，勾稽掌故，我们不难发现，在传统的知识分子的定义中，知识分子和权力总是处于一个二元对立的局面的，他们是一群永远的批评者，有些在体制内，有些在体制外，平时读读书，喝喝酒，食色性也，这些倒也罢了。但是统治者倘若做了什么不地道的事，他们就要呜呼一声，起兴发作，叉起腰来开始骂人了。倘若实在不听，就一头撞在大殿的柱子或者台阶上，血流成河，脑震荡甚至一命呜呼也在所不惜，反正下一朝写史的人，也是咱知识分子，你皇帝老儿肯定逃不过这一笔了。因此，几千年来，知识分子们着实在各种史籍记录上拉风的很。这些人从头到脚每一个毛孔都流着儒家纯种的血，精通经典，还会写诗，更擅弄风月。更有甚者，甚至模仿起中世纪的两把剑理论来，好像也象模像样地握了一把剑，代表着正义与道德，批评起君主的得失来，一点面子也不给。但是殊不知在君主专制的统治之下，人家皇帝先生掌握了所有的铁制品，心情好的时候还跟你玩玩，尊称你什么老，纳了你几回谏，和了你几回诗，甚至延邀你到御书房讲了几趟课，这很正常。但是倘若你却把客气当做福气，很自信很膨胀很发起高烧来，这就不对了。因为等人家心情不好的时候，保管你们兼你们九族都玩完，这种结局，毋论体制内的知识分子和体制外的知识分子，概莫能外，都是一条线上的蚱蜢矣。
这是古代知识分子的命运，也是专制制度的产物，倒也不提了。新的时代已经是走向宪政的时代了，知识分子的思想和行为从此有了宪法的制度保障，学术与言论从此自由了。传统的知识分子和国家之间的关系好像已经融合了。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的一部分，成为了国家的领导阶级。这是千年未有之局面，值得大书特书。但是，倘若我们深究下去，不难发现。当前国家官僚体制的遴选机制，必然导致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局面，即传统的知识分子与国家之间二元关系，已经日益转化成了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与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国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由活生生的人组成，正是这些具体的权力行使者在无微不至地实施着管理。但是，与古代国家不同，现代国家掌握权力者绝非行伍出身或者身份继承产生的，而是通过严格的官员遴选机制产生的，这些进入体制的知识分子并非浪得虚名，大率都是如假包换的名牌大学的硕士和博士，著作等身，身怀绝技，乃是地地道道的知识分子。这些人一旦进入体制，就是体制内的知识分子了，就要进行政策研究以及对策研究了，就要注重经世致用了，就要提倡建设性研究反对发牢骚了。真个是“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什么书籍不能出版啊，什么文字应该删除啊，什么课题没有意义啊，什么演讲必须取消啊，什么报纸必须停顿整改啊。指到哪里，打到哪里。因为他们都是打知识分子堆里出身的，因此一旦办起事来，比起古代的那些大老粗来，着实又高明了许多，都是行家里手，深谙门道，熟悉知识分子的心肝脾肺肾，一旦出手，招招击中要害。体制外的知识分子们只能服气。
当然，这种体制外和体制内的知识分子的分野也不一定科学。记得以前看到过一本书（很早以前的事了，书名暂时想不起），里面介绍了澳大利亚一个学者，名字叫托尼?本尼特，这位学者提出了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的模式。按照本尼特的观点，我们现在大量的知识分子的角色理论，如葛兰西或者赛义德之类，都是一种把知识分子和政府看作二元对立的模式，这种模式已经过时了。譬如按照赛义德的理论，知识分子被视作一个在社会内部表达反抗之声、指引反抗之路、提供反抗方向的人，一个被别人视作同时也被他们自己视作站在压迫者立场上对权力说不的人。正是这种说“不”的角色，让知识分子头上闪烁着道德光环（赛义德：《知识分子论》）。本尼特认为这种模式已经不足以说明当代知识分子与政府之间的复杂关系了。他认为，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态环境和生存条件并不赋予他们完全超越于政府的独立空间和批评舞台。这就意味着，如果说在自然经济的情况下，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自己种地织布啃玉米来获得独立的经济地位和独立骂人的资格的话，现代国家的知识分子无论如何理解，都或多或少介入了政府的领域。在有些国家里，知识分子通过在国立大学上课养家活口，通过国家置办的报纸来发表文章获得稿费，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说明知识分子无论如何，都是体制内的或者一只脚踏在体制内的，要想真正独立起来，实在是一个梦想。
按照本尼特的观点，当代的知识分子的主要命题不是知识分子和政府的关系，而是政府内部不同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问题，是一群知识分子和另一群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是一群掌握权力和资源的知识分子统治另一群知识分子的问题：制作小鞋的是知识分子，穿小鞋的也是知识分子，写文章的是知识分子，删文章的也是知识分子，要演讲的是知识分子，禁止演讲的也是知识分子，凡此种种，实在让人看了伤心。因此，这种对于现代社会的知识分子角色的认识，实在是入木三分力透纸背的。这种认识虽然不一定是科学的客观的，但还是能够较为完满地解释当前发生的很多奇怪的现象，于是很值得每一个人深以为戒并念兹在兹了。
2006年3月11日晨随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