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王小东、黄纪苏、杨帆三人痛批李大同与袁伟时二人的“事件”，我本无心说话，因为不管“扣（新右）帽儿”还是“打左转向”，那都是体制内的事，所以我说“一张好报不如一部好法”（见《民主论坛》或独立中文作家网），也就是说：在法处说话，中国的基本问题才有说法。
尽管我无权把李袁从“泛自由主义”这边推出去，但王黄杨三人一通烂仔般的言论，实在让我觉得他们全然超过了学者（编辑人）的界限。深思熟虑变成了焦躁不安，出口成章变成了信口雌黄。检索20世纪末以来的新左名单，这些人不说如过江之鲫，也总给人以不绝如缕之感觉。再看其学术功底，真能让我用心读一下文章的人不过崔之元、王绍光、旷新年三人而已，其他人等实在不甚了了。
我不是实行蓄意的“人身攻击”，就看黄纪苏那篇《革命及相关词语》一文（《思潮——中国“新左派”及其影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P121－128），就看得出那种文革版的挑战姿势：把反对围攻美国大使馆的人称为乡勇民团，指斥其扞卫美国人的利益；把自由主义者“一勺儿烩”地说成是的联防队员，自觉地保卫美国使馆。
如此，也就不难印证笑蜀先生的论断，其文曰：《中国部分“新左派”人士选择与恐怖主义站在一起》（同上，P364－375）。当然，不管搞新文革或支持恐怖主义都与发言的形式无关。问题是，为了一个既定的“为批判而批判”的目的，显然不是学问人所为，更像是学术烂仔行经。学术烂仔的典型特征是，以学问人的身份或口吻饰政论以学术，绰笔便写、开口便骂。其他如否定全民公决现代意义者，更是如此。
首先说，攻击李袁（一块裹挟自由主义者）时，说什么坚持自由民主与普通人无关。这实在是连常识都不顾的“厥词”！
如果全中国10多亿农民都能享受上真正的村民选举之民主，行使依法监督村政之自由，恐怕中国上访的人会少一半。村民选举之民主——这个常识被温家宝在中欧第八次峰会上“不适当地”提及，并称若干年内可等比扩大，云云。显然，自由民主与多数普通人有关。如果挂牌的工会转变为工人自由选举的工会，他们的民主也会更有保障，也不至于被红色权贵资本强权扫地出门后找不着工会的大门了。这就是最基本的案例，也是大多数普通人的利益之所在。
任何人都有言论自由的权利，不同观点之间也当遵守“伏尔泰原则”乃至于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但是总不能达到胡说八道的状况。比如，一个强奸犯对被害人说：“因为你漂亮（且弱势），所以我得强奸你！”这可能在个体逻辑上成立，但不能成为普适逻辑，连集团逻辑也不成。比如1998年的印尼骚乱时，极端穆斯林对华人妇女高叫：“因为你是华裔，所以我得强奸你。”－－这种宗教狂热，遭到了全世界正义的指斥。
如果王黄杨三人如先知般地认定自由民主与普通人无关，那实在等于强奸了仍不得民主自由之阳光的农民、工人（弱势们）的价值观念。如此，他们实在是以新左之名行极右之实。严重而论，想制造一件新的“国会纵火案”，而李袁就成了替罪羊！
其次，攻击李袁（也就等同地说自由主义）是与资本家站在一起的，更是“贼喊捉贼”了。
李袁及“新历史观念主义者”的出发点，无非是走出狭隘的孤岛史观，让中国文化进行基因改造，怎么能与资本家扯在一起呢？对于“资本家”这个词，三位学者故意不做明指。依我意度，是指国际资本，如卫美的乡勇民团、联防队员之性质界定。换言之，自由主义者就是现代的洋奴买办。且不论哪个自由主义者或团体委身于了国际资本，但问：“新左们就不委身于资本家吗？”——似乎这要“秘闻”、“小道消息”来证明！然而，毫无疑问地是，新左的民族主义声言、情绪恰是红色权贵资本们所需要的灶王爷，虽然，这灶王爷办不了什么大事，总也是一种心理安慰的来源。一旦国际资与中国的红色权贵资本在利益分配上出了问题，那么红色资本绝对会“放人（不是狗）咬人”。
在私有化问题上，新左虽然时不时提个“如何”之问，就其本质来说，面对“民主私有化”与“权贵私有化”的选项，他们还是坚定地选择了后者。所以，在坚称自由民主与普通人无关的同时，态度明显地反对国际资本。
再次，关于义和团主义，新左们只抽象出了它的运动象征（从运动到主义）而全然不顾史实。
稍有历史常识的人都知道义和团运动的合法化是官方政治博弈的结果，即后党体系占了主流而帝党意见被压抑。所以，义和团在进入体制内的前夜，喜不自禁，声称要拿“一龙二虎”之头。这“龙”当然是指变法失败而被禁的光绪皇帝了。
义和团在合法化之前与合法化之后，维护的都是所谓的天朝尊严与不计成本的朝贡体系，行为上的“为排外而排外”也就自然而然。这是中华帝国朝贡体系对民众最深刻影响的表现。
此前的朝鲜问题，无非老帝国（中国）与新帝国（日本）的地区主导力量的交替，这与英国荷兰在大西洋上的力量交替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所以说新左在义和团问题上的发言不是一个什么学术问题，而是一个心态问题。
这个非学术而心态的状况成了学术烂仔时代到来的标志。引新左学术实力人物旷新年先生的话来说：“尽管90年代倒腾的是假学问，但我们需要面对的却是真问题”。（《风与旗：90年代的阅读》，同前书，P127－141，在P127）
所谓的真问题只是基本问题的一个子集，正如自由主义的权利主张也是基本问题的一个子集一样。这个基本问题就是“自由民主与多数人密切相关。”这个相关的“现场诠释”就是：把新左的学术烂仔情绪表达“新文革化”诉求合法化转为全民公决的一部分，把新右也即自由主义者的边缘化抵抗转化成议会行为的一部分。
还好，在民主自由被新左们霸道地界定为“与普通（多数）人无关”的情况下，自由主义者们所企盼的威斯特敏斯特式议会语言表达可以在被逼仄的网络上发表。而且，今天的新左与新右的网际“交谈”也等于是威斯特敏斯特体制的沙盘推演。
如此，我们就要整体非调侃地变化思维方式：“狼狈为奸”必然面临中性化评判，因为它可更贴切描述新左与红色权贵资本的双赢合作前景，新左也可从灶王爷的地位蜕变成未来政治企业的大股东；“树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也不再为讥语，而是准确地描述了我们这个社会自旷新年之“90年代定论”以来的学术生态，即允许自由主义为一时显学，就得允许学术烂仔们有表演空间。
2006年3月10日写于小城运河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