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调查问卷”由博客中国网站发布，后来《南方周末》公布了调查结果，结论是“中国大学校长公众认同度不够理想”。比如，有69.87％的受访者认为，当下大学校长的总体形象更接近官员而不像个教育家。与此同时，受访者还推出了二十世纪最受推崇的十位大学校长，他们递次是“蔡元培、胡适、马寅初、梅贻琦、苏步青、茅以升、蒋梦麟、匡亚明、李达、吴玉章”。
把今天的大学校长和以蔡元培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大学校长以及以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为代表的第二代大学校长相比，落差是显而易见的。这个“差”在哪里？就那两代人而言，他们作为大学校长的综合素质，除了拥有自己的价值理念（包括教育理念）、自身的学术背景、教育行政的管理能力外，还有很重要的一条，即相当的“社会担当”。
在刻下大学校长官员化的现实格局中（每一个校长都能对上相应的行政级别），“社会担当”是谈不上的。因为校长的责任和官员不一样，后者说到底是向上负责，也只能向上负责。而大学，作为学术净土，作为一个国族的精神血脉传承之地（这里并不排斥大学的其他功能），它的校长，可以是名流，可以是社会贤达，当然也可以是专家，但不是也不应是官员。官员无以担当大学校长的担当。这个担当亦即受访者提出的“正义感和社会责任感”。它首先就在于，大学校长应尽力保证辖内的学术自由（说到底是精神自由），能够抵抗外在的不良干涉，能够保护自己的学生，甚至敢以去就相争。
胡适作为中国第二代大学校长的代表，无疑是自觉承领社会担当的佳例。还是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国民党一统天下，推行所谓专制性质的“训政”，和训政配套的国民党奴化教育经由教育部也向各个学校渗透。胡适时任上海私立性质的中国公学校长，在中国公学内，胡适进行了有效的抵制。据胡适弟子、当时的中公学生、后来的著名历史学家罗尔纲撰文：“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在胡适看来，大学是一块独立的精神领地，它不应接受任何性质的奴化教育，后者不但妨碍学术自由，也妨碍学生的精神成人。
胡适不仅在校内抵制“训政”，也在社会上公开反对。他的一系列批评文章在上海《新月》杂志发表，终于触怒了国民党。此时，中国公学尚未完成政府立案，这意味着学生的毕业证书将不能作为资格凭证。胡适既不愿妥协，也不愿因为自己牵累学校立案，他选择了去职。当时中国公学的学生出于对校长的爱戴，以全体学生大会作出决议：宁可不立案，也不能让胡校长辞职。但，胡适辞意甚坚，他也召开全体学生大会，从学生角度立陈利弊，最终说服了大家，以至很多学生当场就流下了眼泪。
40年代后期，从美国回来的胡适又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这期间，国民党政府鉴于胡适的声望，请他做考试院长，这是一个行政官职，胡适力辞，后又请他在北大校长任上兼职国府委员。胡适说：“国府委员而兼北大，尤为不可”。“依据大学组织法，我决不能自己解释国府委员不是官而不辞北大校长”。在胡适那里，大学校长非但不应官员化，更不应同时兼任行政官职。胡适长校期间，学运频仍，胡适首选反对学生读书期间卷入各种学潮和政潮，主张学生的任务就是读书；另外，当学生在学运中被国民党抓捕时，胡适又以北大校长身份将其赎保，以尽一个校长保护自己学生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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俱往矣，蔡元培胡适那个时代的大学校长的身影离今天越来越远，以至珍稀。人们对今天大学校长的不满和对那个时代大学校长的推崇，两者间的剪刀差正耐人寻味。这里有时代框架的因素，也有个人素质上的原因。就后者言，情形也正令人堪忧。现今大学校长的素质毕竟与他们的成长历程和教育背景有关。可以注意到的是，在上述十位校长的排名中，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等半数校长都有欧美留学背景，都受过英美自由主义的良好教育。今天的大学校长，既已受到先天影响，那么，后天的补课，即以蔡元培胡适为参照，补上人文素质这一课——尤其对奉持“工具理性”的理工校长们来说，则是相当必须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