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铁凝的《笨花》
在2006年的春天，那些喜爱铁凝的读者或者研究者，读到长达550页的厚重沉甸的《笨花》可能都会困扰不安。这与铁凝过去的风格相去甚远，一部遑遑历史巨著，一部中国现代性的革命史和乡村史，这是铁凝扛得住的吗？铁凝曾经写得那么青春（《没有纽扣的红衬衫》）；曾经写得那么淡雅（《哦，香雪》）；曾经写得那么明媚（《玫瑰门》）；曾经写得那么清醇（《永远有多远》）；曾经写得那么自我（《大浴女》）……；现在，一部《笨花》，一部浓缩的现代史，客观化的外在的宏大历史，那么多的人和事，纷至沓来，令人目不睱接。铁凝，这是何苦来着？要跟谁过不去？跟自己吗？跟文学吗？这是一种命，这是一种写作的命运，是她的写作的命运。她终究是要证明，她能够写历史。而写作历史，被注定了是我们的文学的正宗和主流。然而，问题并没有这么简单，这不是结论，毋宁说这只是问题的提出，这只是开头。不要那么世俗地去理解铁凝，也不要那么简单地去阐释铁凝。铁凝给出的问题，经常是当代写作的症结性的问题，是当代文学的难题，是一种缩命论式的难题。
一、历史之书：现代性的民族国家传奇
不用说，《笨花》以它的鸿篇巨制写出了中国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变迁，也可以说是中国现代性历史的风云录。通过一个人命运，准确地说，就是一个农民卷入中国历史暴力、革命和民族国家危机的命运，来写出中国现代性历史苦难进程。
自从现代以来，乡土中国再也没有自己的历史，再也没有自己的平静和纯粹，它被推向了现代的革命史。从这个意义上来看，铁凝别无选择，逃都逃不脱历史的俘获。不是她要抓住历史，而是她的潜意识被历史抓住。逃不出历史掌心，这是中国作家的缩命，这是这种文学写作的命运。多年前，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杰姆逊就用第三世界的寓言性写作来描述中国以鲁迅为代表的作家群的写作，在这种写作中，关于个人的命运总是被打上民族国家的烙印。杰姆逊的理论遭致了汉学圈的一些非议，认为他以偏概全，杰姆逊对中国文学了解不多，立即就被吓回去了。事实上，杰姆逊算命式的妄发议论还是有一定道理，只是他的理论没有更多的内涵作为依托，还是显得表面化和空洞。但这确实是给中国现代文学算了一卦，真就让他算住了；直到今天，这个命运还在中国作家身上显灵。
《笨花》从讲述冀南平原笨花村西贝家与向家的故事开始，蹊跷的是，在小说中西贝家的故事却被讲丢了，这个作为乡村开始的故事，典型的中国乡土的耕种的故事，只讲了几页就被向家的故事取代了，随后就围绕向喜的故事展开了长久的叙事。在这个叙事中，西贝家的故事只是偶尔才浮现出来，并且是以西贝梅阁这个病态怪诞的女人的故事才给人以些许印象。表征着乡土中国最典型的农业生活的西贝家退居到幕后，让位给卷入历史的向家。这是一个充满了中国现代性想象的家族，随着向喜参加袁世凯的新军，卷入到早期中国现代革命的各个环节，这部乡村中国的历史转向了宏大的普遍化的中国现代史。向喜家的故事才代表着中国近现代的主流历史，代表着历史的剧烈冲突、断裂和变异。从向喜本人，到他的兄弟向桂，他的儿子向文成，他的孙子武备，这个家族的故事就可以在乡土中国和现代中国之间自由出入，就可以使乡土气息与历史变革的氛围相融合。
无庸置疑，《笨花》写出了中国乡村历史是如何卷入现代中国革命的详尽过程，写出它无可逃脱的现代命运。向喜与孙传芳为伍的那些兵戎生涯无疑也充满了戏剧性，显示出了铁凝具有驾驭历史的能力。但是，这个无可逃脱的历史却是铁凝在叙事中要反复摆脱的力量，这条从晚清新军到军伐混战，从国民革命到抗日战争的历史主线固然非常清晰地贯穿在这部小说中，从向喜从军到向喜隐退，直到向喜拉响手中的炸药与日本兵同归于尽，向喜的故事顺应着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裂变和民族国家的命运而变化，这在小说中勾勒得非常明晰。一部中国现代的社会动荡，现代民族国家的危机，特别是抗日战争的历史尽可展现于其中。
二、乡村之传：乡土生活的精致画卷
不用说，《笨花》同时是一部乡村史，小说从开头到终结都是在写中国乡村，然而，乡村的故事不再只是农耕种殖、节庆习俗，婚嫁丧葬，风土人情；而是一个人的遭遇，一个家庭的命运，一个村庄的盛衰。
但如果真要计算一下篇幅，小说写作更多的还是那些个人之间的生活情状，主要还是乡村的故事，乡村的那些民风习俗、日常琐事、人情世故。而铁凝真正写得有声有色的还是这些充满人情味的小故事，通读这部作品，不得不说，这是大历史，小故事；大写意，小情调；大气象，小细节。惟其如此，这部小说才显示出它的饱满和丰富。怀着历史冲动，又企图逃离它，就象铁凝在写作《大浴女》时，怀着个人的反思自省，却又割舍不了对历史的眷顾。那个历史真就是象幽灵一样附着于小说叙事，特别是长篇小说叙事的身上，它象吸血鬼一样，一定要吸走它身上的精华。然而，人们却总是指望历史象精灵一样给文学增添无穷的深度。长期以来，我们都乞灵于历史，都是为老祖宗那席话：“意识到的历史深度与充分的莎士比亚化的结合”，但我们没有仔细考究一下，那是马恩对资产阶级小说所的话，而资产阶级小说，那就是私人性的生活表现占据太充分的地位，用杰姆逊的话说，那就是个人力比多的内驱力构成小说的核心，那与中国的民族国家的历史占据叙事的深层底蕴截然不同。但我们的小说却总是要从历史那里获得精神深度，这使当代小说离开了历史就找不到通往深度的道路。
我说过，历史是一种幽灵化的存在，它总是附着于中国小说的叙事中，铁凝或许真的怀着一次历史冲动，但她对于要进入历史，特别是直接进入如此浩大的历史还是心存疑虑。聪明的她采取了迂回的策略，历史——那是摆脱不了的中国近现代的命运——作为主线，作为一种时间的必然线索在起作用，而小说并不过多地纠缠于那些大的历史事件和场面，小说实际大部分时间是在抗日战争，相当多的故事也与抗日有关，但小说并没有描写抗日的大场面，而是不断地退回到乡村，退回到人民的抗日活动中，退回到草民的日常生活的习性中，在那里找到铁凝拿手的叙述。
由此不难理解，小说刚写过一半，向喜就从军中退回到老家保定和笨花村。同样的情形也发生在向喜的儿子向文成身上，他一直就在乡村，也在县城开过药房。向喜的原配夫人同艾在笨花村，二房姨太太顺容在保定（保定不过是笨花村的临时空间变化而已）。甚至连参加八路军游击队的武备也还在冀南一带活动，不时地还“过来”笨花村。小说没有迷失在大历史中，而是不断地或者说始终以笨花村为中心，这既是地理的中心，也是故事和人物活动的中心。这个无法逃脱的历史，铁凝还是想方设法地逃脱。
回到乡村叙事，回到日常性叙事，铁凝的小说自然平和得多，那种松驰自在，娓娓道来还是透示出铁凝的灵气。这不管是那些在秋天季节女人到棉花地里钻窝棚的故事，还是向家的家长里短婚嫁迎娶，或是武备、取灯、时令参加八路抗日的故事……，这些只要发生在笨花村的故事，发生在冀南土地上的事，都沾着笨花的气息，都带着浓重的乡土味儿。这些小故事串在那条明确的大历史线索之上，鲜亮、活脱、明净，反倒是它们照亮了历史之幽暗。作为一部厚厚的长篇小说，我们当然无法细致地去分析那些小故事的情节原委，但可以看到，使这部小说生动起来的还是大量的有质感的生活细节和情趣，是那些对人性的更本真描写，是对性格棱角的细腻刻画。小说取名“笨花”，那是笨重的历史与花朵的结合，铁凝早有所料，这是一个不得不还的宿愿，这是终结和献祭。漫长的历史串着这么多的大珠小珠，也不得不让人眼花缭乱。都是历史惹的祸，要展开这么长的历史，要有那么多的人物出场，要有那么多的故事发生，历史终于变成一根细细的线绳，而横枝蔓逸，也看不清历史的真相。
当然，对历史的逃脱并没有远离历史，也不可能真正摆脱历史，或许这真的就是一种写作的命运，其内在意味，那些特别耐人琢磨的宿命的东西，还是依靠与历史的碰撞来建立起一种意味。向喜这样的人终究一事无成，他奇迹般地大动荡的时代当到少将旅长，最后却与日本人搏斗中掉进粪坑牺牲，这样结局细节有点匪夷所思。但却也暗含着对历史嘲弄。向喜在参加王士珍招募兵员，多次被提到他长得象刘备，都是乱世，都是乱世出枭雄，但向喜最后却没有这样命，他的一生不过是中国现代社会动乱的一个卒子，最终还是回到笨花村，甚至还是回到与土地相关的事务。这个历史给个人的命运留下什么呢？同样具有悲剧性的事件发生在年轻一辈身上。取灯、武备、时令都参加共产党八路军。取灯被小妖子出卖，这样的出卖显得很必然，小妖子觉得取灯对她最好，在日本人和金贵的威逼下，她就出卖了取灯。而时令为了执行任务，把正要与他相好的小妖子从背后开了枪，再往脑门上补了一枪。这些恩恩怨怨不再是乡土中国自己的家族世仇生发出来的事故，而是中国的大历史给定的劫难。在小妖子和时令之间，再也看不到她娘大花瓣与向桂钻窝棚的那种情调，那种人性之间的自然的亲密。生活与存在已经被历史劫难俘获，人的存在要从这里找到勇气和理由。来自西贝家的时令走出了乡土中国，他杀死了喜爱他的小妖子，这是对一种新的命运的选择。而他的姑姑，那个信仰西方基督教的疯疯颠颠的西贝梅阁，她的故事始终舒展不开，铁凝显然也拿不准要如何评判历史的宿命与信仰之间的关系，而这其中又夹杂着中国与西方，第三世界与帝国主义的复杂矛盾。梅阁的故事就是一个病态的可笑又可悲的故事，这或许也是来自西方的信仰在乡土中国的真实境遇写照。
三、闲来之笔：
铁凝既想去书写一部现代中国史，一部乡村卷入现代的非凡史，但她又不愿被历史压垮，她还是执着地回到她的乡村，回到那些活脱脱的小故事，这使《笨花》保持住它的乡土本色，保持住铁凝固有的纯真之气，乡村终究从历史中全部浮现出来，这是铁凝意想不到的结果，还是她烂熟于心的预谋？
2006-2-26于北京万柳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