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到英伦退休书商莫尔夫人的圣诞贺片，空白处写了密密麻麻两页信，说的尽是乡居读书生活。七十年代认识她是孀居的四十出头蓝袜子，在伦敦西南区开一丬旧书店，满身富泰，慈蔼得要命，博学得要命，什么书都读过似的。九二年结业，搬了好几箱好书到乡间养老，跟一位在外交部做过事的老妪相依为命。我去看过她，还跟她买了一本Brian Moore《TheDoctor’s Wife》的签名本。
莫尔夫人信上问我记不记得Henry Green那本《Party Going》，说是她近来重读，笔触细腻，逗得她直想哭。我不记得那本书，只记得格林这个富家子弟写的那本《活》（Living）。那是写他家族工厂的工人生活，说他们一心顾家而又自由自在，像他们养在鸽房的那群鸽子。鸽子在整部小说飞来飞去。我在我的老笔记簿找到几页「战争文学」的条目，头《Party Going》书名下面只写一句话：「老妪在车站月台上看到一只鸽子死了，用报纸细心把牠包起来」。我的读书笔记一向紊乱，只为写稿的时候拿来补一补记忆。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是我读英文书读得最用功的十几二十年。先是进了香港的美国新闻处编译美国书，上头说：「你没住过美国，赶紧追读美国书报，免得误了前程！」我憋了一肚子怨气夜夜恶补，边读边，边边学，学出半个脑子的美式文化。后来放洋蹲在伦敦，处处情致一新，彷佛掉进文化深渊，陌生、刺激而亲切。学院正规重头书的魅力经不起三两年温存就淡了，反而那些杂书恒常是路边的闲花异草，每次走过忍不住要驻足瞧上几眼。
英国人天生内向，一辈子拿书做幌子：说的话尽是书中珠玉，不说话的时候也会装看书避免寒暄，日子一久，腹中难免饱藏万言，人也眼空一切了。我不甘心自我矮化半截，铁了心肠钻进仇家眼皮底下的字行间看个究竟。好胜如此，险中求得一知加半解，倒也划算。匆匆八十年代了，我回香港主编那本高眉月刊，自觉书生编给书生看的读物最怕迂腐，最怕孔夫子情意结清炖义和团头巾气，取胜之道在于洋为中用，西湖边上多找苏姗桑塔来聊天。我于是不敢一日不洋化，翻遍西书西报化解心国学内伤的瘀血。
都说学外文难，我也觉得实在难。这十几二十年尽量摆脱文字法规的枷锁，一心只求弄懂文字传递的信息，不去深究句法、文采，果然舒服。学外文不一定是为了让自己学会用外文表达自己，那是下一步的境界。学外文先是让自己读懂外文，那样才能享受本文（text）的乐趣：「看书是为了消受知的快乐，不是为了上进。」莫尔夫人说。「那等于结婚是为了两个人在一起快乐，不是为了生孩子。」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凯尔泰兹前几天才说，有了孩子就不得不追求比较像样的营生，多包袱，要迁就（”Iwouldhavetolivebetter,andtodothat,Iwouldhavemadecommitmentsandconcess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