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8日草堂读书会演讲:争取新闻自由是最大的责任

尊敬的朋友们：
大家好！我的演讲题目是《争取新闻自由是最大的责任》。由于这个演讲用不着见报，不存在党棍的道德审查，所以说起来比较随心所欲，希望大家能够接受。
我觉得作为一个新闻人，在谈责任之前，首先应该明白一份报纸的基本权利。报纸的基本权利是什么呢？那就是新闻自由。如果没有这个前提，我觉得谈知责守责与负责，无疑是痛苦的。某种意义上说，你越负责，就越可能是不负责任。有人反对我说：世界上哪有什么绝对的言论自由？这是你这个极左分子的狂妄想法而已。首先我要告诉你，我不是极左分子，假如现在又闹学潮，我躲都来不及；我也没说绝对的言论自由，因为我知道世界上没有绝对的东西，就好像世界上并不存在绝对的黄金、绝对的圆一样。我所说的言论自由，是指肯定人的价值的言论自由，是指可以参政议政的言论自由。——试问：这种要求难道真的过分吗？
有人又会反问我，这恐怕是乌托邦吧！现在是党棍的天下，是戈培尔的天下，哪里有什么新闻自由！问得好！但你首先要明白一个道理，新闻自由不是党棍赐给你的，而是要你不懈努力甚至流血掉脑袋去争取的，如果有那么容易，我今天何苦站在这里喋喋不休呢？！
我们该怎样去争取新闻自由呢？首先：我决不主张匹夫之勇。帕斯卡有句很有名的话，他说：有两种狂妄的表现，排斥理性，或只承认理性。他的这句话，可以很好的指导我们去争取新闻自由。所谓新闻自由，首先要敢去想，如果你想都不敢想，那你就是排斥理性；但另一方面，你若一味追求新闻自由，不断用一些非常过火的话来刺激戈培尔同志，那你就是只承认理性。这两种情形，都是帕斯卡所说的“狂妄的表现”。下面举几个例子：
一是《新周报》，主编叫赵世龙，就是那个被黑社会追杀的揭黑记者。它的创刊号就有一个很猛的新闻：揭露南京艺术学院要求女生为中央部级高官陪舞，这可不得了，因为你得罪的不是县长市长之类的土皇帝，你得罪的是中央的大官！更要命的是，他们做了一个是关于东北问题的一个深度调查，明知道要牵扯中央政治局常委的一个二奶，可他们还要做，这下完了，彻底玩完了！你想想，政治局常委的情妇能让你随便搞吗？你就是有十个胆子，也不要冲动啊！果然，《新周刊》被迫停刊，赵世龙不知去向。一个追求责任的报纸，就这样不负责任的死掉了。
另外一个是《武汉晨报》，它的老总也是一个只承认理性的极左分子。前段时间，这个报纸做了一个整版的宣传，鼓动中小学生去湖北黄冈的林彪故居游玩，本来这也没什么，但更要命的是，他还给这种旅游定性为“红色旅游”。这下可捅马蜂窝了，中宣部来查，要停它的刊，现在还不知怎么办。
上面两个例子说明，新闻自由不是你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的。你一定要讲策略。我们可以把党棍比喻成一只老虎，我们追求新闻自由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如何猎杀这只老虎的过程。你一上来就摸它屁股，那十有八九会丧身虎口。最好的办法就是不紧不慢盯着它，不断用小石头逗引他，用小竹竿骚扰他，老虎肯定不高兴啊，但又拿你没办法，渐渐地，老虎的精神肯定要崩溃了，这时，你不但可以摸老虎屁股了，你甚至还可以割下虎鞭泡酒壮阳呢。相反，如果你连丢个石头也不敢，捅捅小竹竿也不敢，那你不但摸不到老虎屁股，吃虎鞭更别想了。我始终坚信，一群不敢思索的奴才，办不出一份有品格的报纸。
回过头来看看，现在有很多编辑记者，基本上没有了新闻的理想和激情，更谈不上把自己相对独立的思想，写出来给戈培尔们看看，这些人的理由永远是，写了没用啊，戈培尔同志会不高兴啊。我要说的是，如果你的东西足够让戈培尔先生亮出黄牌，你就赶紧暂停，如果还不至于吃牌，那就勇敢的写吧！这里又可以举个例子：
前段时间，晚报的头版头条发了一条很猛的新闻：200多个警察深夜包围“超音速”酒吧，抓了170多个涉嫌吸毒人员。毫无疑问，这是一个爆炸性新闻。但一旦发出去，上头肯定要不高兴，但话又说回来，就算发稿了也不至于吃黄牌。所以，晚报就发了。事实上，见报之后确实让上头不高兴了，但那又怎么样呢？读者高兴不就OK了吗？我们现在不一样可以坐在这里，继续办报吗？大不了这段时间我老实点，等老虎息怒了，到时又给他捅一竹竿！我觉得，只有这样，才可以叫做争取新闻自由！如果处理这个新闻的编辑鼠目寸光，前怕狼后怕虎，这样的好新闻肯定早就要葬身“虎口”了。有人跟我抬杠，说你怎么把握这个“老虎发飙”的底线呢？答曰：如果你是奴才，告诉你底线在哪里也没用，因为你终究是个奴才；如果你不是奴才，不说你也自然会知道，因为你根本不是奴才。
有人说我这样打游击，是土匪逻辑，是乌龟风格。我可以告诉你，古往今来，无论中外，凡跟政府要权利的，从来都没有什么坦途，有的只是一条充满荆棘甚至是死亡的道路。作为一份报纸，作为一个报纸的编辑记者，我们首先要学会保存自己，把饭碗端牢，才能去争取饭碗里的鱼和熊掌！——这，才是最有价值的——责任！
谢谢大家！
演讲人： 晚报文体中心 谭 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