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因为《失败之书》、《时间的玫瑰》，很多年轻人是从你的散文开始了解你的，可能进而去读你的诗歌，你怎么看这个过程？
北岛：这当然是个逆向的过程，因为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过来的人基本上都是从诗歌开始的。其实我的书，包括诗集在内，都是这两三年才问世的，其间有十五年的空白，这十五年就是一代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年轻人从哪儿进入都无所谓。
《生活》：这两本书在你所有的出版物里，占据什么样的位置？
北岛：一个作家就像歌手，要设法发展自己不同的音域，这两本书就可以看作扩大音域的尝试。从这一点上来说，它们之间有某种互动或互补关系。比如，《时间的玫瑰》是对诗歌的一种审视和反思。
《生活》：你觉得自己的散文中最动人的是什么？自己不喜欢的又什么？
北岛：“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其实作家对自己的作品是没有什么判断力的。他也许能做到的是尽快从中摆脱出来，进入新的创作阶段。
《生活》：写散文的最快乐之处是什么？你说最初写散文是为了生计，现在这种目的改变了吗？
北岛：写散文由于直接处理往事，其快乐之处是你常常被回忆之光照亮，尤其是那些再现的某些细节，会让你激动不已。还有就是写散文与中年心境有一种和谐关系，用不着跟自己过不去。至于生计问题，总是有的，但对我近年的写作已并不那么重要了。
《生活》：你说不喜欢和朋友谈论诗歌，写作和交谈——或者接受采访——之间存在着冲突吗？
北岛：没有冲突。写作是写作，交谈是交谈，接受采访是接受采访，完全是在不同层面上展开的。写作大概是世界上最孤独的行业，很难通过交谈或接受采访与他人分享这一秘密。
《生活》：你谈了很多关于翻译的问题，在中国，你最欣赏的翻译家是谁？
北岛：我最欣赏的还是戴望舒，他译的《洛尔迦诗钞》让人叫绝，无人望其项背。在我看来，他是通过对洛尔迦的翻译展现了他的创造性才能，对于一个诗人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戴望舒译的《洛尔迦诗钞》无疑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大事，特别是对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初的地下文学有着不可估量的影响。由他和其他翻译家所创造的“翻译文体”成为一种流离于官方话语以外的边缘化文体，最后成为地下文学的载体，并由此为汉语文学拓展了一个新的向度。在这个意义上，戴望舒对现代汉语所做的贡献，应该说怎么说都是不过分的。
和戴望舒所代表的老一代相比，九十年代以后的文学（特别是诗歌）翻译的问题很大。那些粗制滥造的译作不仅误导读者，也伤及汉语。我在《时间的玫瑰》中对此提出了批评。我陆续看到了个别译者的反驳文章。当他们自我辩解时，至少得对自己的译本有个重新审视的过程。这是个喧嚣的时代。我要不大声喊的话，他们能听得到吗？
《生活》：在你的诗中，四字语是很常见的——不复存在、视而不见——这给予你的诗简洁的雄性的力度，但是也很容易陷入平常，就像大多数成语一样，已经失去弹性。古汉语中四字语很丰富，但是已经大多数被遗忘，我们今天还有没有可能在古汉语中寻溯到现代汉语的新源泉？
北岛：这还是我头一次听人这样说。就我记忆所及，我从来没用过你所说的“不复存在”、“视而不见”这样的四字语。故我怀疑你是否认真地读过我的诗。不过，你提出了个很有意思的问题。“世上好语书说尽”，一般来说，四字成语确实有用旧用滥的问题，但这也并非必然。在现代诗歌中成语若运用得当，反而能推陈出新。柏桦的诗《在清朝》、《苏州纪事一年》就是很好的例子，他通过戏仿使某些成语重新获得力度和弹性。
《失败之书》
北岛/著
汕头大学出版社
2004年10月 《时间的玫瑰》
北岛/著
中国文史出版社
2005年8月
《生活》：你对长诗的怀疑态度，觉得长诗很容易失去张力，我非常赞同。但是我相信这是很受争议的看法，你和朋友们是如何讨论这个话题的？
北岛：我们刚才说过了，我和朋友是不谈诗歌的。
《生活》：博尔赫斯认为，诗只有在读第一遍的时候才是最真实的，此后的重复阅读中，我们只是在欺骗自己，相信自己在重复获得当时的感觉、当时的印象。你怎么看，你重读了你最喜欢的诗人？
北岛：我想博尔赫斯的意思是，读诗靠的是直觉，这点没错。但一个人的直觉在生命的不同阶段是会变的。比如，人在年轻的时候很容易接受洛尔迦，恐怕要到了中年才会对里尔克和策兰有感悟。比如，我现在站在——至少对我来说到目前为止——人生的制高点上，重读我年轻时代喜欢过的诗人，我会有一些新的体验和理解。这不能说是一种欺骗。
《生活》：写诗是否也是如此？有没有可能重写一首诗？
北岛：当然可以重写一首诗。帕斯捷尔纳克几乎一辈子都在修改他的早期诗作，有的等于就是重写。
《生活》：圣·奥古斯丁说，时间是什么，如果你不问我，我知道它是什么；如果你问我，我就不知道它是什么了。博尔赫斯认为，诗也是如此。那么，在理解世界和写诗之间有什么样的关系呢？如果我认为我理解了世界，我还能够写诗吗？
北岛：这个问题你应该去问奥古斯丁和博尔赫斯，再说他们已经做出回答了。如今的风气是我们太喜欢引用西方的正统理论（或经典），博尔赫斯刚刚被这个正统收编。我猜想如果他还活着的话，一定会抗议的。
《生活》：除了诗之外，还有什么东西最能让你感受到永恒？
北岛：现在该我反过来问你了：永恒是什么？
《生活》：少年时你在北京胡同到白洋淀游荡，后来世界游荡，你现在的身份焦虑感增强了还是减弱了？
北岛：你这个词用得好——游荡，比永恒实在多了。高尔泰的夫人小雨有一次无意中把“丧家犬”转意成“流浪狗”了，倒赋予这个词以新意。在我的经历中，最早应该追溯到文革中的“大串连”，然后就是“上山下乡”。可以说，我们就是“游荡的一代”。我从青少年时代就开始创南走北，那叫“经风雨见世面”。只不过后来走得远了点儿而已。其实打我们年轻的时候，家的概念就不那么重要了。这种游荡使我们这代人偏离正统，偏离中国主流文化的传统，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生活》：在多年的漂泊之后，你对汉语的理解改变了多少。你对这个国家感情的变化是什么？
北岛：我一直认为汉语是世界上最美的语言，最富于诗意的语言。而现代汉语却饱经意识形态和商业化的残害，千疮百孔。作为汉语作家，我们必须对此有清醒的认识，保持必要的警惕。
《生活》：你喜欢读报吗？看什么电影？
北岛：我喜欢读报，可惜在海外的中文报纸太少了，即使有质量也很差。我有时候读读《纽约时报》。现在我主要看的是外国电影，最喜欢的是惊险片、警匪片。
《生活》：你的创造力的主要源头是什么？是那种焦虑感吗？
北岛：别把什么都归入“影响的焦虑”之类的西
方理论框架。如果创造力的主要源头是焦虑感的话，就非得神经病不可。创造力其实就是一种沉潜的生命力，在黑暗中寻找光明，在迷惘中把握方向，穿越七情六欲而获得一种俯视尘世的精神高度。
（原载于《生活》杂志2005年12月）
北岛：
原名赵振开，祖籍浙江湖州，生于北京。1980年代末移居国外。北岛的诗歌创作开始于十年动乱后期，反映了从迷惘到觉醒的一代青年的心声，十年动乱的荒诞现实，造成了诗人独特的“冷抒情”的方式——出奇的冷静和深刻的思辨性。著有诗集《太阳城札记》、《北岛顾城诗选》、《北岛诗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