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初的2006北京图书订货会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召开新闻发布会推介一本书，是一本散文集。这应该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敲锣打鼓推荐这本书的人是陈丹青，书的作者则是他的老师木心。前者声名响亮，而木心的名字却极为陌生，他是谁？
陈丹青对他言必称“师尊”，阿城称之“先生”，陈村阅其文“如遭雷击”，何立伟感慨于邂逅汉语的一个“标高”……木心终究来了。这位“文学鲁滨逊”79岁了，在内地出版的第一本散文集名曰：《哥伦比亚的倒影》。这本散文集一经问世，就理所当然成为2006年最令人关注的出版大事。
木心是谁？
“木心可能是我们时代惟一一位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陈丹青认为。木心，原名孙牧心，1927年2月14日生于浙江乌镇，是当地一个富商家庭的独生子。木心从小受到良好的私塾教育，十几岁的时候，又在离家不远的“茅盾书屋”，接触到大量西方经典著作。1946年，他离开家乡，进入了由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专”学习油画，没过多久，又转到了与他的理念更为接近的林风眠门下，入“杭州国立艺专”，继续研习中西绘画。解放后，木心长期默默无闻地在上海一家工艺品店工作，并坚持着自己的艺术创作。文革时他被囚禁一年半，作品皆被烧毁。平反后，曾任上海市工艺美术协会秘书长。木心形容中年“正是开怀畅饮的嘉年华”，而在人生的列车到达“开怀畅饮站”时，下来买酒，一回头，车开走了……1982年他移居纽约，那年，他已55岁。到国外后，他把主要精力放在写作上，自1984年至2000年，出版了12本小说、散文和诗集，据说他曾用文言文将一本充满人间情愫的《诗经》译得至纯如水。木心接受过良好的传统文化的熏陶，又受到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现在，木心在台湾和纽约的华人圈中被视为深解中国传统文化的代表人物，有一批人会定期到他的居所听他授课。一批当代著名的画家、文学家深受其艺术影响。
木心的出现是极富戏剧性的，人们最先阅读到的不是他的作品，而是许多优秀的作家、文化圈里的高人在谈到他时景仰如滔滔江水般的文字，如同武侠小说里强中自有强中手，他们几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来形容木心，仿佛任何高昂的文字都不嫌夸大，这实在是前所未有的奇观，而这些读来让人瞠目结舌的文字也理所当然成为木心作品最好的广告。
作家何立伟在与另一位作家的通信中，谈到读木心文章的感受时说：木心“文字极精到，极讲究，亦极典雅，是汉语言文字的水准的一个标高”；文中“见地非同一般，有居高声自远的境界。随便道来，掷地有声。他是一个有文化根基的人，且是有赤子之心的人”。但“大陆文人，晓得木心的没有几个人”。
陈村在《关于木心》中说，“我这辈子读过无数中文，结识许多作家，至于业余爱好写作的文友更知道得无边无际。毫不夸张地说，木心先生的文章在我见到的依然活着的中文作家中最是优美、深刻、广博。真正热爱中文的朋友，读读木心吧。”
陈丹青在文章中说，“我的所见所知是：小说、诗、戏剧，达到伟大的境界，屡见不鲜；散文达到伟大的境界，还未见过。而木心的散文，例如《哥伦比亚的倒影》等篇，无疑是达到了这样的境界。”陈丹青是木心的学生，1982年，他与木心在纽约结识，24年来，他目睹木心先生持续书写大量散文、小说、诗、杂论；上世纪90年代初，他与其他朋友听取木心开讲《世界文学史》课程，历时长达五年。课程结束后畅谈感想，陈丹青说：“我可以想象不出国，但无法想象出国之后我不曾结识木心先生。”看陈丹青随后关于木心的演讲，会觉得他尚未尽兴。他也表示时候尚早，自己先侧出身子，让大家看书。
更有趣的是，陈丹青引用一位记者的话，“陈老师啊，我原先以为你写得好，现在读了木心先生的书，你在他面前变成一只小赤佬！”陈丹青把小赤佬“译”成小瘪三，高兴地讲给来自四方的记者、读者听。他说，“我写书，出书，就是妄图建立一点点可疑的知名度，借此勾引大家有朝一日来读木心先生的书。”
陈丹青几时曾如此这般？看来，他为师尊真的不惜一切了。木心的文字当真如此炫目，高妙到“惊为天人”的地步？这当然要读了他的书后才能得知。不过相对于一众人的高调热捧，也已经有冷静者觉得“不要神化抬高，不要结论在先，不要以这一个压倒每一个，不要好像又是什么革命性颠覆性的时刻到来了，总之不要太高调”。的确，时间才是真正的评论家。
“文学鲁滨逊”
木心散文，作为惟一的中国人作品，与福克纳、海明威作品一起编在美国大学文学史课程范文读物中。但是这位作家的名字对于大多数国内读者而言，却非常陌生。据悉，木心的写作生涯超过六十年，早期作品全部散失，上世纪80年代再度写作后，台湾为其出版了多达十余种文集。文学界人士早在上世纪80年代开始“发现”这位“文学鲁滨逊”。陈丹青表示，就他所知，阿城、何立伟、陈子善及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最早在内地“传说”木心先生；第一个将他的文章逐字逐句全文打入电脑，发布在网站上的，是上海作家陈村。他读到《上海赋》，“如遭雷击”，在文章中宣告“不告诉读书人木心先生的消息，是我的冷血，是对美好中文的亵渎，小子于心不安。”他指出，“企图中文写作的人，早点读到木心，会对自己有个度量。”因为，“木心是中文写作的标高。”
据说，木心的名字初次出现大约在2001年，陈子善在《上海文学》杂志主持一个栏目，发了木心《上海赋》等文字，很多人便是在此间惊讶地“发现”了他。
阅读木心
陈丹青说，很多人初次读到木心先生，惊异、赞美者有之，不习惯、不懂得而茫然漠然者也有之。他认为，木心有“惟一性”。他说，70年代末迄今，我们目击了被长期遗忘的“老作家”如何在中国陆续“出土”的过程，这份名单包括周作人、徐志摩、沈从文、钱锺书、张爱玲、汪曾祺、废名……乃至辜鸿铭、陈寅恪、梁漱溟、钱穆等等。木心先生不属于这份名单。他在海外获得迟来的声誉是在上世纪80年代，而他被内地读者认识、阅读的过程，今天才刚刚开始。
陈丹青认为，将木心先生与以上任何一位曾经被淹没的“老作家”相比拟，都不可比，都不恰当。在他身上没有断层。如果将周氏兄弟定义在五四时代，将沈从文张爱玲定义在三四十年代，将建国后的著名作家分别归入五六十年代、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然后据此规范他们的文学观、时代性与写作立场，相信不会遭遇太大的异议。可是我们如何定义木心先生的文学归属？
木心先生开始写作，是在四五十年代，恢复密集写作，是在八九十年代；横向比较，同时期国内的文学写作无论从哪一面向看，均与他不在一个时间的纬度——这本散文集的首篇《九月初九》，写在1985年左右，可是在文字上给我们“五四”的、“老派”的、非常“中国”的错觉，而以叹自然而审视历史、在域外而回望家国，在五四时期并没有人取用这样的角度与写法。再看《明天不散步了》和《哥伦比亚的倒影》，用粗俗的话说，则显得异常“洋派”、“新派”而“现代”，至于《上海赋》，不但上海不曾被这样写过，更重要的是，读者遭遇了一种异常丰沛而娴熟、但全然陌生的文体。
陈丹青说，木心可能是我们时代极少的完整衔接古典汉语传统与五四传统的文学作者，同时，在五四一代以及40年代作者群中，无法找到与木心先生相近似的书写者——他是一个大异数，是一位五四文化的“遗腹子”，他与后来的传统的关系，是彼此遗弃的关系。阿城为此说过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他说：木心先生其实是在为五四文学那代人“背过”。
陈丹青说，可能这就是为什么今天的读者骤然遭遇木心先生的文学、文字、文句、文体，都会极度好奇：他是谁？怎么会有这样一位作家？
木心说，他像对待书一样对待人，像对待人一样对待书。他的写作秘诀则是——读者观念。他说，“它比我高明十倍，我抱着敬畏之心来写给它看，惟恐失言失态失礼，它则百般挑剔，从来不满意，与它朝夕相处四十年，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