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今是一个小说的高产时代。据中国作协统计，20世纪80年代长篇小说的年产量不过100部，到了1997年和1998年，已渐升至800部左右，2000年以来，年产量高达1000部上下。来自互联网的调查更为惊人：2005年中国长篇小说的产量（含网络作品）至少可达3000部左右。这绝对不是夸张之辞。如果再加上中短篇小说，那将是一个骇
人的数字。在此，若以有限的篇幅企图综论2005年所有的中国小说，不但难度极大甚至是可笑的，然而，若想说说进入我的视野的较为重要的小说现象，梳理它们所呈现的某些特质与走向，却也不是不可能。在这里，我尝试着打破长、中、短篇小说的界线，依其精神价值和文学意象谈一些看法。
2005年的文坛，一个醒目的事实是，众多名家纷纷捧出了新作，且大都为长篇小说：王蒙有《尴尬风流》，阿来有《空山》，余华有《兄弟》，贾平凹有《秦腔》，刘醒龙有《圣天门口》，王安忆有《遍地枭雄》，毕飞宇有《平原》，北村有《愤怒》，东西有《后悔录》，杨志军有《藏獒》，刘兆林有《不悔录》，曹文轩有《天瓢》，张者有《零炮楼》等等。2005年岁末的最后一周，有关方面宣布，铁凝的《笨花》和莫言的《生死疲劳》，闫连科的《丁庄梦》和史铁生的《我的丁一之旅》几乎同时出版了——版权页上可能署着2006年，但它们均完成于2005年则毫无疑问。这一年，名家是如此集中地竞相投身长篇写作，这规模以前还没有过，至少从一个侧面说明了长篇小说的热度不减和市场一定的支持度。
众多作品的审美意向缤纷多样，实难归并，但细加寻绎将不难发现，其中相当一部分作品，力图穿越欲望话语的时尚，着力从家族、地域、乡土、政治文化和民族精神的角度，对民族灵魂状态进行多方位探究与考察，有的还试图寻求民族灵魂的强健之途。中短篇小说向来站在审美意识的前沿，最能体现中国作家新的美学追求；富有潜质的文学新人也往往首先从这一领域浮出。不少作品犹如战士手中的利刃，割开某种浮华的外衣，努力把生存中最深隐的痛楚和无奈展露给人们看。底层意识的强化是其明显特征。关注个体精神成长经验的“成长小说”依然占有重要位置，在“80后”作家那里，更有出色发挥。一些作品不约而同地由道德伦理层面进入了人性深层，这说明道德冲突在今天生活中是多么的不可回避。在我看来，这一切共同构成了2005年中国小说最显眼的风景。
突破欲望层面：由家族、乡土、政治文化进入民族灵魂
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叙事中的欲望话语空前膨胀，这与市场化商品化城市化的背景直接相关。文学能否不满足于描绘世相的喧嚣、人欲的横流，以相对澹定的心态进入对民族精神的考察，进入道德判断，进入终极关怀，始终是考量其精神维度的重要方面。我们不能说，2005年的小说突变了面孔——一个年度不会有那么大变化，却可以说，努力穿破欲望化层面，向更深更广的民族精神的层面突入，却是一个重要的事实。一批作品共同关注中国乡土的精神生态，共同思考民族精神的当代生长，这是个特点。作家们的眼光广泛地审视着苏北平原，阿坝草原，荆楚大野，陕南僻壤。有趣的是，很有几位作家特别注重社会学的方法和地方志式的框架，有的表示要为家乡“立个碑子”，有的决心为某一个难忘的年代留下启示录。
毕飞宇因《玉米》和《青衣》受到读者喜爱，其长篇《平原》以饱满的细节，精简的人物素描，青春的骚动，土地的热力，人性的张扬，再现了政治高压下的1976年苏北乡村的真实生存，有浓厚的社会学的地方史意味，作者志在写风俗史，写地方秘史。端方是主要人物，从小随母亲改嫁到王家庄，与继父关系紧张，备受欺侮，本想逃离此地，后经卓绝努力，显示了男子汉力量，在村里有了地位，受到混世魔王朝拜，甚至得到知青出身女支书吴曼玲的爱恋。作品不是纵向地而是横向地展开，呈现了由生活内在逻辑展开的乡村生活，情节和人物叙述转换自然，是一部扎实的长篇。但《平原》同不少乡土长篇一样，在人物人格精神的描写中，缺乏充足的现代意味，端方甚至没有超越高加林的思想高度。作者沿袭《玉米》那种权力对人心的腐蚀和扭曲，刻划端方的“崛起”，这种权力本身的运作带有封闭性和腐朽性。对于商品经济历来较活跃的江浙，理应瞩目于现代型的人格的诞生。阿来虽写藏区，但其《空山》与《秦腔》《平原》在精神生态的发现上有相近之处。阿来面对的是藏区神性变化之后的空山，人性灼伤之后的空山，是传统藏文化受到现代的以及异质的杂多文化影响之后人们无处安顿精神的文化之空山。正像现代人类无不苦苦寻觅精神家园一样，有着深厚宗教传统的民族同样面对灵魂归依的问题。
《秦腔》的“密实的流年式的原生态写法”遭到质疑是不奇怪的，“硬着头皮读秦腔”也非无稽之谈，但也不排除有人读得津津有味。问题在于，从《废都》到《秦腔》有何重大变化。我以为贾平凹从欲望的骚动、生命的颓唐渐归于生存的沉思、文化的根蒂。他所描写的那块底蕴深厚的乡土在某种意义上成全了他。《秦腔》当然是一种“发现”——发现传统的乡土中国正在消亡，它影响着民族灵魂。有的批评家认为夏风是作者的替身，而我认为，引生于贾平凹更有渊源，夏风是外在理性文明的替身，引生则是作者内心隐秘和本能之根的存在象征。秦腔更是一个象征，是秦人之声，民族传统之声，作者对它热爱、对它的式微惋叹。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他要刻一个碑，为了害怕消逝而写作。这部作品不妨看作是新一轮的文化寻根之旅。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寻根偏重于批判国民性，新世纪的文化寻根，我以为应是在新的历史视野和精神视野之下，对实际上已进入世界一体化进程的中国，做新的发掘。
也许，李伯勇的《恍惚远行》是至今尚未得到正视的一部重要作品。作者身处赣南县城，沉默而坚韧地写作着，已出版《轮回》、《寂寞欢爱》等多部长篇小说，以命意独特，思考深邃，风格沉静，内涵丰厚见长。《恍惚远行》塑造了几位乡村父亲的形象，对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部贫困山乡的生存，有深切的精神审视。父亲凌维森在半个世纪的磨洗与锻造中，荜路蓝缕的创业奋争，感人至深。作品表达了尊重人，尊重人格与心灵的人文情怀，被誉为当代乡土的“罪与罚”、“父与子”。小说实际将现代性的地平线放到20世纪初，呼唤一种有尊严的健康的现代人格的出现。钟晶晶的《家谱》只是一部中篇小说，但文本内涵较丰厚。它表面上写一个执意要修家谱的长辈回归故里所引发的一系列家族事件，但从中可发现许多相互纠缠的意义：受难、死亡、拯救、信仰、亲情、历史等等，作者把这一切不着痕迹地熔化在《家谱》中了。“我们活下来的人，都有内疚”，小说中“父亲”的这句话分明是在言说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活着，就有内疚，这是个有罪的世界。这篇小说犹如霍普特曼的“沉钟”，不需人敲打，只要一想起它，就会用巨响来拷问你的心灵。作品对人的精神考察是通过家族完成的。
2004年的《狼图腾》和2005年的《藏獒》都是抢眼的存在。我曾戏言，作家对民族性和人性的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找不到，失望之余只好转向动物。无论揄扬狼性还是褒扬狗性，都是人的文化理想的折射。暂且抛开某些偏执的甚至是反文化反科学的文明观不谈，作者们寻觅民族精神的强健之途的一番苦心，却也值得肯定。如果我们跟着作者陷入了狼好狗好还是羊好老虎好的争论怪圈，就有可能让商业运作遮蔽了文学的价值。值得一提的还有冉平的《蒙古往事》。这是一部关于历史写作中风格独具的书。成吉思汗的故事过去写得很多，各有建树，显示了文化阐释的多样性，但这本书完全不同，它在寻求蒙古文化精神的本原。它的特点是，删繁就简，忠于《蒙古秘史》，把历史的气息、本质、感觉甚至历史的空气都恨不得传达出来，尽可能地脱掉汉语阐述的重负。作者沉浸在对历史风尘和韵味的怀想中，试图开辟另一种文学的空间。
穿越群体话语：个体精神成长的独特性与丰富性
在今天，健康的、个人化的、丰富的个体精神——理性精神，正是一个健全的现代社会所需要的。也许只有个体的精神史、心灵史才足以显示精神建构的差异与特色。然而，对文学来说，这里有个多大程度上体现民族精神的问题。个体人的个体不仅属于自己，也非一种偶然，每个人之所以成为他自己，是历史、文化、民族、社会等众多因素合力的结果。既是可选择的，又是无可选择的。换句话说，一个人在他的精神成长过程中，不可避免地要与历史构成一种密切关联，哪怕这个人在社会上是多么地渺小甚至微不足道。这些不但构成我们时代的精神史，而且构成了文学的丰厚资源。许多表现个体精神成长的小说有理由引起我们的关注。
罗伟章的《我们的成长》写一个美丽的乡村女孩、好学生许朝晖，怎样在其乡村校长父亲粗暴的管教下，在环境的冷漠中，竟然一蹶不振，成了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成了一个被人蔑称为“娼妇”的人。究竟是谁毁灭了这个年轻的生命，究竟是谁在蔑视人，损害人？小说让人意识到一个重要问题，物质的贫穷固然可怕，精神上的贫乏更为可惧，它会摧残原本健康的人性，使其向着堕落的方向逆转。裘山山的《少女七一在1973年》中的少女七一，李铁的《冰雪荔枝》中的少女荔枝，都是在特殊年代里成长的少女，她们的精神成长道路上伴随着他人的伤害、历史的纷乱。历史在一定的层次上支配了个体和由个体所组成的一代人的成长。一个少女成长过程中经历的不幸其实也就是少女所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不幸
“80后”的写作尤其与精神成长的主题密切有关。春树写于2005年的长篇新作《2条命》，即是典型的“成长”小说。作品主要描写的两个主人公——遇断和好孩子楠楠。由于她们关于爱、关于人生的想法与追求过于理想化，在现实生活中不断地被折损、被阻遏，初涉人生的她们才感受到了人生的严峻与现实的严酷，并走向失望与绝望。从作品看，作者并没有给遇断和好孩子楠楠提供自我拯救的良方，而是如实地描述了他们如何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这种写法反倒给人以极大震撼，让人去寻思人文环境问题。涉及成长的“80后”作品还有彭杨的《天黑了，我们去那儿？》、麻宁的《年华，恍然》、孙睿的《活不明白》等等。这些不尽相同的成长故事，既状写了成长之苦涩，又抒发了成长之快乐，喜忧并举、爱怨交加。
站在底层的呼喊：沉重的“农民工”小说
我们注意到，2005年的一些中短篇小说——陈应松、迟子建，罗伟章，刘庆邦、荆永鸣、白连春们的作品，之引起较强烈反响，是与他们揭示了一个特有的社会问题，即“农民工”问题有关。此前，有人用“打工文学”来概括这一类作品。应该看到，由打工者和一些作家所创作的这类作品也许与知青文学一样是一个过渡性的阶段性现象，但是，“打工文学”在现代转型和城市化进程中的中国社会是极其重要的，这个方向的文学可以包含现阶段中国社会几乎所有的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矛盾，充满了劳动与资本，生存与灵魂，金钱与尊严，人性与兽性的冲突，表现了农民突然遭遇城市环境引发的紧张感，异化感，漂泊感，因而不容忽视。我想，也可以把这类作品称为“农民工”问题小说。正如“五四”时期的“问题小说”提出问题以引起社会关注与疗救，这类小说大多也是“只问病源，不开药方”。它们有两个特征不容忽视：其一是一旦成为“农民工”，那就意味着永远成为无根的漂泊者和异乡人，为了改变生活处境由农村进入城市，城市对他们来说是陌生的有距离的；而当他们要归乡时，其难度却并不亚于进入城市。于是，他们只能长期漂泊“在路上”。其二是“农民工”的苦难源于两个层面：物质的贫困与精神的贫困。后者尤为突出。从农民的终结——乡土社会的蜕变角度，即从社会发展的角度，作家应该有新的体验新的发现。
罗伟章的大部分小说都用第一人称叙述，有亲历感。《我们的路》中的主人公，打工多年，已忘了妻儿模样，回家无车票，只能以冷水泡一包方便面度过除夕之夜。终于归家了，年轻的妻子老得可怕，五岁的女儿已懂得掩饰感情。整个情景有夜阑更秉烛、相对如梦寐之感。事实上，在主人公心里，城市与乡下像两把刀子，一把硬，一把软，都不是归宿，他只能长期仿徨在“出门”与“归根”之间。在他的《大嫂谣》中，为了供小儿子上学的大嫂，以56岁的年龄进城开始她的打工生涯。此外，白连春的《静脉血管》、荆永鸣的《北京候鸟》、迟子建的《世上所有的夜晚》都对“农民工”的精神矛盾作了有力的揭示。
陈应松的《太平狗》令人动容。“太平”是神农架一只出色的赶山狗，对主人忠心耿耿，跟着打工的主人程大种进了城，因带着它找不到工作，它被主人一次次地抛弃，甚至被卖给专门杀狗的范家一。太平凭其智慧历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折磨，一次次地回到主人身边，当一样历尽了苦难的主人在城里冤屈地死去后，太平睁着唯一的一只眼，千里迢迢回家了。与作者去年发表的《马嘶岭血案》一样，人与人之间的无法沟通触目惊心：城里人总是冷酷无情，审美是病态的，让农村人进城后也会染上这种病态。在城里受到任何折磨从不流泪的太平，回家见到女主人时眼里滚出了滴滴泪珠。《鸽子》较刘庆邦之前短篇有变化，他不再仅仅写无声的死亡，而是给我们讲述了矿工汤小明宁可失业也不肯把自己养的鸽子给突然驾到的派出所长当“野味”吃。牛矿长只好当着王所长的面让汤小明“卷铺盖回家”。但是，当王所长离开后，牛矿长并没有解雇汤小明，而是让他赶紧“把鸽子放开，免得把鸽子闷坏了”。这篇小说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在一个阴暗的下午洒下了一束人性的光芒。真正的好作品就应该这样：能让人在几近绝望的时候看到希望。
尽管这类小说中有些作品存在罗列苦难、堆积苦难的不足，或者只是注意到“问题”未能上升到对人本身的关怀，但总体看来，作家们对“农民工”怀有的不仅仅是简单的同情，而是怀着良知与责任，主动站在底层“农民工”的立场上，通过自己的笔，对整个社会发出了呼唤。这声音是很有价值的。
超越写实或仿真层面：道德的重建与伦理的焦虑
毫无疑问，我们的生活面临着极其繁重的道德继承与重建的问题。这个问题在小说创作中同样突出，它是社会生活中道德问题、乃至道德危机的反映。新道德的重建该从哪能里起步，平空而起吗？一味地认同西方个体主义的价值观吗？生硬地搬用革命道德、传统道德或其他什么道德吗？问题极其复杂。道德伦理以及人性问题向来是现当代文学的不绝主题，今后其分量会越来越重。2005年的一批小说注意从家庭、校园、社会等不同的角度关照一主题。
张翎的《空巢》和方方的《中北路空无一人》都注目于当下社会的“空巢”现象。在这两部小说中，孤独的老人竟然都娶了保姆为妻，而他们的子女对此并不理解，两代至亲的人之间一如陌生人一般隔膜，老人安享天年的时代似乎一去不返，含饴弄孙的天伦之乐难以寻觅，这一切是否社会发展所付出的代价。方方的《出门寻死》表明，大部分人在这个世界上是平凡乃至平庸的，他们更真实的生存状况就是绕着琐屑的芝麻蒜皮，并不是大起大落的悲壮绚丽。何汉晴就是这样的代表。她为了小事想去寻死，却在寻死的过程中救下另一个要寻死的人，这本身就具有强烈的带有讽刺性的戏剧效果，而她最后又回家的原因却是家里的琐事离不开她。
邱华栋的《离同居》所展现的情节引人深思：一对幸福和谐的夫妻搬了新家后因心里向着各自的家人而产生矛盾，随后是离婚，离婚后由于各种原因还住在一起。想不到的是，他们因为离婚后没有了原来的责任感和压力，忽然相处得极为融洽，甚至幸福度超过了离婚前。当双方家人都劝他们复婚时，他们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恐惧，打算把这种“离同居”的幸福继续下去。这篇小说带给我的是震惊，作家通过不正常的“离同居”揭示出了现代都市人的病态心理，这是有一定的价值的，但是在揭示出问题后，我们又将如何？
还有一些作家通过描写校园生活来表达自己的社会道德伦理思考，孙春平的《老师本是解惑人》、《怕羞木头》是典型例子。在传统社会中，被看作“传道授业解惑”者的老师在这时代也难以固守传统的道德观念，大学教师廖柏木（《老师本是解惑人》）出于对一个美丽女生的怜爱坠入了世俗的红尘，并且阴差阳错地因为“嫖娼”遭受了治安罚款。小说《怕羞的木头》中的女研究生赵小穗是这个欲望时代的一块“怕羞木头”，内心纯洁善良，注重道德自律，在遭遇了舍友、男友的背叛后，她仍然拒绝别人为她准备的好工作岗位，只因她非常珍视自已的尊严，不愿生活在阴暗的道德和人与人的算计之中。迟子建的《雪窗帘》以“我”的视角讲述了“我”在一次乘火车途中未给一位老大娘让座的歉疚之情。小说告诉我们，心上的霜雪如果不用心灵去暖化，是送不走的。在这个欲望时代，我们很需要这样的具有道德激情的作品。
文学界人士普遍认为，2005年的小说显现了较强的前进势头和较整齐的艺术水准。于是我的这篇文章也着重从肯定的方向评说了我眼中2005年中国小说的主要特征。我们并不满足，而是清醒地看到，中国小说的精神能力亟待提高，中国作家的心灵资源，思想资源，灵魂资源亟待补充，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缺钙症状”。那将是我另一篇文章的要谈论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