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纳博科夫出版了他译注的普希金诗体小说《叶甫盖尼·奥涅金》，近1500页。威尔逊是纳博科夫的老友，但他看了纳博科夫的译本后，忍不住写了一篇严厉的批评文章，发表在《纽约书评》。威尔逊开门见山:
“这个译本虽然有某些价值，却颇令人失望。本文作者虽然是纳博科夫先生的朋友(他对纳博科夫先生怀着有时被恼火所泼冷的温暖感情)而且佩服他的大部分著作，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要遮掩他的失望……如果本文作者在尽量不去模仿他的粗劣文学态度的情况下仍毫不犹豫地指出他的弱点，纳博科夫先生也不应抱怨。
“纳博科夫先生在出版他自己的《奥涅金》译本前，先在本刊占了不少篇幅，谴责沃尔特·阿伦特教授早前的译本……阿伦特教授做了一项壮举，尝试译出《奥涅金》原文的抑扬格四音步和颇复杂的诗节形式。纳博科夫先生认为这样做绝对不能真正地忠实于原作的意义，于是采取‘逐字’直译。他的译本保留了抑扬格基础，却往往沦为散文，造成了比阿伦特的英雄式努力更灾难性的后果。它产生一种乏味而可怕的语言，与普希金毫无共同之处，也与纳博科夫平时的行文沾不上边。我们知道纳博科夫先生爱炫耀他玩弄英语的特技，也领教过他发明俏词丽语的绝艺。我们也深谙他的执拗，也即誓要用各种诡计震惊或刺痛读者，但我们怀疑他的执拗在这里反而有损他的才华，怀疑他——以他那种沙特敏锐地指出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施虐受虐倾向:想折磨读者和他本人，其办法是一方面把普希金砍平，一方面拒绝全面施展他自己的才能。”
接着，威尔逊开始从细节落手，挑出纳博科夫的各种毛病，包括使用威尔逊也不认识的生僻词和威尔逊认为错误的语法。这些细节的批评，占了大部分篇幅。我觉得威尔逊颇失策，没有从概括性、浅显的角度落手，也即从他已指出的纳博科夫“缺乏普通常识”落手。如果能够从这些层面落手，则不仅可让我们读到好评论，而且不会被纳博科夫抓住把柄。简言之，威尔逊文章观点，大局正确，但细节有对有错，另一些仍有争议余地。
纳博科夫在《纽约书评》和《文汇》杂志撰文反驳威尔逊。在《纽约书评》的文章中，纳博科夫同样不留情面:
“一如威尔逊先生在《普希金和纳博科夫的怪事》一文开头所恰当地宣称的，我们确是老朋友。我完全认同他所说的他对我‘怀着有时被恼火所泼冷的温暖感情’。在40年代我到美国的最初十年间，他在各类事情上对我都是最友善的，尽管不一定与他的职业有关。我一直都感激他在避免评论我任何一部小说时所显示的圆通。我们有过很多热烈的谈话，通了很多坦率的书信。作为他长期绝望地热恋俄语的耐心密友，我一直都竭尽所能向他解释他在发音、语法和理解等方面的错误。近至1957年，在我们最后几次会晤中，有一次我们彼此都带着几分惊讶和沮丧，明白到尽管我一再向他解释俄语诗的格律，可他依然不得其门而入。在接受大声朗读《奥涅金》的挑战时，他以极大的兴致迎战，每念到第二个字就口齿不清，把普希金的抑扬格诗行变成某种痉挛式的抑扬格，夹杂着众多扭曲上下巴的呃呃声和挺逗的低吠声，彻底把节奏给搞乱了，很快使我们彼此都笑不出声。”
接着纳博科夫充分发挥他的俄语以至英语优势，但并非逐一反驳威尔逊，而只是抽样而已。因为他还要更详尽地给予威尔逊的文章足够的“友善关注”。他又在《文汇》写了一篇长文《回答我的批评者们》。从这篇文章可以看出，纳博科夫的译本可谓劣评如潮。他的反驳主要是聚焦于细节，在反驳威尔逊的部分更是如此。这些细节尽管有说服力，但大局上往往是错的。纳博科夫援引拜伦和丁尼生诗歌中相似的用法来反驳威尔逊，这也是对的，但从翻译常识看，却是错的。例如我们在现代汉语中使用古语或成语，必是对普通读者不构成障碍的。但若在翻译中试图复制这种构词或造句，则肯定是别扭的。即使原文使用古语对普通读者构成问题，需要查大词典，你在译文中却不可使用要求读者也去查大词典的词语。
《纽约书评》的读者作出热烈反应。一位读者说，纳博科夫的英语(几近)完美，但不足以翻译普希金；威尔逊的俄语则只能算是过得去。另一位读者说，这是一个骗局，威尔逊的文章是纳博科夫假威尔逊之手写的，用来作纳博科夫小说《微暗的火》的附录，以回报威尔逊在文章开头所说的温暖友情。
至于两人的友情，不用说变成了微暗的火，很快就熄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