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济部长先生：
我作为一个公民和一位孩子的父亲，于凌晨五时在南方的夜雨里给你写信，是想表达一点自己粗浅的看法。这些看法或许不合潮流，或许不入你的法眼，甚至会让你不高兴，请你先包涵。如果我表达得不够成熟，或者表达得不够理性和周全，那是我的能力问题，但并不因此丧失批评你及政府的天然权利。你应该知道——如果你此前不清楚，从今天开始你应该知道，因为在我看来教育部长首先应该学会自我学习、终身学习——政府及像你这样的高官，都不是拿来供着的，既然你们本该是公共利益的托管者，而且你们是我们纳税人所养，那么接受纳税人的批评和公民的责问，乃是天经地义之事。你是我们纳税人养的政府高官，是一位本应该替纳税人服务的公务员，但在你领导的教育部之下，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的确令我这样的公民和父亲心寒。所以我不得不斗胆略成鄙见，以表达一位纳税人和公民对你及所领导的教育部的意见和异见。倘若识者讥我，说我这样给你写信，似乎是上疏奏表，在下期期以为不可。抱歉，我是一位公民和纳税人，不是你的臣民，所以只能平等地写信给你，不会给你上条陈。
每次我写信予你，都不会与你谈空洞的东西如八荣八耻，因为在我看来，荣耻止乎自身，公开拿来作为对官员的要求，就像要求一个稍有文明经验的成年人不要随地吐痰一样可笑。虽然你们作为一个提倡文明执政的政府里的官员，在管理公共事务及治理国家上，与民主国家的官员相比，的确像一个刚发蒙的小学生，但重要的是，你们得学会尊重你们国家的每个人的权利，而不是被偷换概念又空洞无比的“人民”。我们不需要你们成天讲八荣八耻，这就像我们不需要你们自我阉割，我们只需要你们尊重别人不做太监的权利。换言之，你们也用不着拿“三个代表”、“八荣八耻”来挥刀自宫，但更要的是，你们不能把纳税人和公民，当作太监一样来管理，他们有在宪法范围内随意自我娱乐、自由生活之权利。一个真有法治理念的国家如美国，一切运转如恒，对官员的泛道德化要求反而是对官员权利的伤害，因为官员没有承担被最高领袖像小学生一样来教训的义务；同理，在一个没有真正法治的国家如我国，泛道德化的要求，往往是对法治理念坚持不够的结果，是对法治丧失信心的表现。更为恶劣的是，这样的泛道德化，造就了许多作秀的表演大师，假道学伪道德泛滥成灾，这是对道德的真正伤害。一个官员上午还在讲三个代表、八荣八耻、作反贪廉政报告，下午就被双规——双规其实都是违法的，犯了法一切按法律来办，而你们只是用党的纪律来代替法律，这其实是对法律的不尊重。作为执政党带头不尊重法律，这个坏榜样的力量真是无穷的——已是司空见惯的事。这样滑稽的事，你们演起来，真是得心应手，一点也不恶心，但请你们考虑一下民众的生理反应，以及他们应有的智商。所以我不要求你在道德上像尧舜，这样的要求是一种非份要求，我只要求你及你的属下一切依法办事，哪怕我们现在的法律还很不完善，执法过程中还疮百孔，总比空谈“三个代表”、“八荣八耻”要强百倍。
以我生活在这个国家四十年的经验，重视常识，务实理性最为重要。执政党这五十七年加起来所使用的各种讲话及指示，标示的各种标语，所提的各种口号，所讲的诸种“道德”，因此而印成的各种书籍及宣传小册子，如果有人统计的话，一定不是个小数目。以册数论会上万亿计，以吨数论，也会有上亿吨。如《毛泽东选集》发行多少册（这里面的购买者大多是公款消费，所以常说的毛泽东的稿费，其实是变向把纳税人的钱变成自己的钱而已，这只是一种“高雅的腐败”），学过造纸、印刷及统计学的人，一定能算出多少吨数，并且由此可以换算出需要砍伐多数树木才能印成如此多的，据说在地球上仅次于《圣经》发行量的“毛选”。老实说，这些讲话、指示、标语、口号等，只不过是愚民工具，对于稍有常识的人来说，真可谓一钱不值。但是为什么许多中国人都没有这样的常识呢，当然这都是拜你执掌的教育部忠实贯彻执行“党的教育事业”所赐——真正的教育是中立的，独立于党派之外的——但教育是千秋万代之基业，非是一党一派之私利。我们的教育不是培养忠于一党一派的驯服工具，而是培养有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的大写的人。他们会说负责任的话，做负责任的事，但更会维护自己的权益而不被他人侵犯。
在与你谈实质性问题，并且真正切入正题之前，请允许我向你谈一点常识。我刚才说了，批评政府及像你这样的高官，是公民和纳税人的权利，而不需要你们的允许。不特此也，你们执政者也应该有较强的自我反省能力，而不是成天形势一派大好，自欺欺人。想必你会知道，美国教育部（这个提法不准确，他们不会有像你所领导的中央集权制度下的教育部，因为他们的教育权利分散给各州，联邦教育的权力是非常小的。但姑且如此称，因为我暂且找不到更准确的提法）一九八三年曾组织过权威的美国教育专家编写过一个关于美国教育的报告，报告的名字叫《国家在危机中》。当然要你承认中国的教育在危机中，国家在危机中，是困难的。因为这样对你们宣传了五十多年的“伟大、光荣、正确”的欺罔之辞，极有消解作用。但既然“伟大、光荣、正确”不是事实，消解这一观念又何妨呢？一个国家应以务实的态度来面对一切，而不能把党派利益置于民族及国家利益之上。实事求是，务实理性，虽然可能对贵党的利益有损，但国家、对民族却有百利而无一害，所以我们应该坚持对中国教育反躬自省，并增加改革的力度。
胡适、蒋梦麟二先生，都是二十世纪有名的教育家及学者，也是有成就的教育行政官员，我想你对他们二人之间的交往应该有所了解。他们二人之间的友谊，也是很深的。1929至1930年，胡适批判蒋介石、孙中山，国民党上海市党部奉宣传部密令焚毁发表有胡适《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一文的《新月》杂志2卷6、7号合刊，接着查禁《人权论集》，各地党部纷纷发表宣言，骂胡适为“反动文孽”、“莫不欲得胡适以谢天下”。时任教育部长的蒋梦麟用部令函告上峰的命令（恕不抄送，请周济先生在网络上查找。你如果来敝博客查看，可从跟帖里看到看到国民党的训令）给胡适，胡适先生以“该令殊属不合，原件退还”，其具体回答如下：
梦麟部长先生：
十月四日的“该校长言论不合，奉令警告”的部令，已读了。
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
又该令文中引了六件公文，其中我的罪名殊不一致，我看了完全不懂得此令用意所在。究竟我是为了言论“悖谬”应受警告呢？还是仅仅为了言论“不合”呢？
还是为了“头脑之顽旧”“思想没有进境”呢？还是为了“放言空论”呢？还是为了“语侵个人”呢？（ 既为“空论”，则不得为“语侵个人”；既为“语侵个人”，则不得为“空论”。） 若云“误解党义”，则应指出误解那一点；若云“语侵个人”，则应指出我的文字得罪了什么人。
贵部下次来文，干万明白指示。若下次来文仍是这样含糊笼统，则不得谓为“警告”，更不得谓为“纠正”，我只好依旧退还贵部。
又该令文所引文件中有别字二处，又误称我为“国立学校之校长”一处，皆应校改。
胡适
胡适先生这样处理“中央文件”，蒋部长当然没制裁他，尽管他是中国公学校长，同时“反动的”国民党蒋总裁虽然不高兴，也没说把他抓起来。我在给写你信时提到他们，非是我敢自比胡适先生，你的水平和能力与蒋梦麟先生自然也不能比，只是希望你在倾听不同意见时，学一点他的雅量和气度。当然要是你没有这雅量和气度，也没关系，我并不乞求。你如果有雅量给我来个“部令”的话，也请你仔细、认真、说理，不过以我们公民对贵党及你们这样的官员一惯的观察来看，你们是不屑的。不管你们屑还是不屑，我都希望你们足够光明正大，公民的言论自由，以及表达自己的权利，是任何人都不能剥夺的。
从第二封信开始，我会每封信会就一两个教育问题，提出自己理性的看法，并给出相关的建议和解决方案。将来有可能的话，我会以《与教育部长周济谈教育》的总题结集出版，以俾更多的中国公民关注教育，以使中国的教育得到良好而健康的发展。
冉云飞于四川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