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副主席、香港的红色资本家霍英东于10月28日在北京逝世。这以前的10月3日，香港区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邬维庸也患血癌逝世。邬的地位虽然远不如霍，但是由于他在政治上非常活跃，常有“警句”出现，因此也有相当的影响。
中国人的“死者为大”，因此他们死后一片善颂善祷之声。因此即使邬维庸常有怪论出现，也被认为“正直敢言”，连民主派人士也分不清延安与西安的区别。例如他的两个警句，一个是认为香港人明知一定要被（中共）强奸，何不干脆合作来享受乐趣；另一个是认为香港人被狗饼喂坏了。敢言的确敢言，但是能说他“正直”吗？
至于霍英东，中共对他的评价是：“杰出的社会活动家，著名的爱国人士，香港知名实业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最令人感兴趣的是何谓“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但是至少与前国家副主席荣毅仁的“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个距离是贡献的距离，恐怕也是意识形态与组织归属的差别。然而到了“亲密”程度，应该也是“党外布尔什维克”。
从政治立场来说，霍英东与中共完全一致是没有问题的。在香港来说，他的“爱国”可说是经得起考验，不但资格老，而且没有动摇过。当然，对他的“爱国”，不同立场有不同认识。例如他的发家是从抗美援朝开始，当时包括香港在内的联合国（主要是西方国家）对中国实行禁运，霍英东就以走私向中国输入共产党极需的物品，例如当时最迫切需要的药品。因此中共认为他爱国，给他一大堆头衔，并且许多商业利益上的回报；港英则认为他违法，所以一直没有给他香港的荣誉名衔。
然而同样是“亲密朋友”，霍英东与其他爱国的红色肥猫还有不同。因为其他许多红色肥猫多是后来“忽然爱国”而变红的。此外，在作风方面，霍英东与其他爱国人士也有不同。这个不同在于，霍英东很少发表政治言论，只有在关键时候才讲两句。比如中共要董建华连任特首时，他率先出来。也很少发表攻击他人的言论，包括指责所谓“反中乱港”人士。但是其他爱国人士，不分场合喜欢发表爱国叫嚣，唯恐主子不知道他们的爱国。因此人们会说霍英东“左”，但是不会说他“极左”，也不会对他表示厌恶。这点，与那个领带人大大有不同。也许将来评价那位领带人大时，可以称他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带朋友”。
中共要真正认识香港，治理好香港，需要的是霍英东这样的爱国人士，而不是现在那一大堆的爱国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