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顶巨贾霍英东和那些华商大佬们的黄昏

10月28日,83岁的霍英东在北京去世,留下289亿元的资产,他的官方职务是全国政协副主席,隶属“党和国家领导人”。

二战后,叱咤风云的一代华裔商人很快都将被雨打风吹去了。东方海外的董浩云(1911-1982)、新鸿基的郭得胜(1891-1990)、环球航运的包玉刚(1918-1991),出生于1907年的邵逸夫,恒基的李兆基,永新的曹光彪,金利来的曾宪梓,连当年被称为“神奇小李”的李嘉诚到80岁的寿龄了。如若把视野再放到东南亚的半径,则可以看到,台湾台塑的“经营之神”王永庆,澳门的赌王何鸿,印度尼西亚首富、三林财团的林绍良,马来西亚首富、郭氏财团的郭鹤年。

跟绝大多数的东南亚华商一样,霍英东出身贫寒。在1920年代,香港还是一个偏冷的小渔港,霍英东出生在一艘逢雨必漏的小渔船上,父母终日捕捞为生。他幸运的是,13岁的时候被送进了当时香港英伦政府开办的第一间官立学校,在那里,他受到了全英式的教育。语言与文化的熏陶,使他成为第一批与西方思想对接的华人少年。

他的创业史也是从最底层开始的,他当过铲煤工、机场苦力、地下机车司机,稍稍有了一点积蓄以后,办起了一家名叫“有如”的杂货店。他赚到的第一桶金便与倒卖有关,抗战胜利后,政府拍卖战时剩余物资,霍英东借了100元参加投标,拍中一套1.8万元的机器,一转手就赚了2.2万元。从此,他的人生就与贸易勾黏在了一起。

霍英东崭露头角是在朝鲜战争时期。当时中美开战,在美国的主导下,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对中国实施全面封锁禁运的决议,内地物资空前短缺。香港作为比邻大陆的惟一自由港,尽管受到英国政府的严厉监控,但是仍然是一条最可能的管道。余绳武、刘蜀永在《二十世纪的香港》一书中记录道,“朝鲜战争给予香港人一个机会,就是暗中供应中国内地急需的物资,有些人就因走私而起家,今天可以跻身于上流社会之中。”1995年,霍英东在接受冷夏采访时,第一次亲口承认了当年的作为,他说自己最早是从贩卖柴油开始的,后来做过药品、胶管等等,但是,“绝对没有做军火生意。”那段历史至今笼罩在迷雾之中,一个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当年有众多东南亚华商都积极地从事过向中国大陆偷运物资的活动,印尼的林绍良是最大的肥皂和布匹贩运商,而香港的包玉刚和霍英东则因此被美国政府列入“黑名单”。

1950年代后期,香港步入繁荣期,人口急剧膨胀,商业超级发达,房市、股市“花繁叶茂”,老一辈的港九巨商,其起家大多与两市有关。新鸿基的创始人郭得胜在当年就有“工业楼宇之王”的称号,恒基的李兆基人称“百搭地王”,李嘉诚靠造楼神奇发达的故事更是广为人知。霍英东是最早入楼市的商人之一,他是第一个编印“售楼说明书”的地产商,也是“卖楼花”—-分期付款的发明者,正是有了这种销售方式,房地产才变成了一个普罗大众都可以参与的投资行业。在这个迅猛成长起来的大市场里,霍英东纵横跌宕,出入从容,成为盛极一时的“楼市大王”。据称,极盛之时,港九百分之七十的住宅房建设与霍家有关。

那是一个让人神往的“香港时代”。整个世界进入二百年以来最长的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呈现强大的引导力量,在东亚,中国大陆正陷入计划经济和“文化大革命”的泥潭之中,日本隆然崛起,韩国、新加坡及台湾地区等“亚洲四小龙”相继繁兴,在这种大格局中,香港以它绝佳的地理位置和微妙的政治角色,成为远东最具活力和成长性的自由港口和金融、物流中心。在这个时代里,一个商人的命运往往是水涨船高,而其事业的格局大小,则与他所从事的行业有很大的关系。在三十多年里,霍英东先后涉足香港房产、澳门娱乐业、船务运输等领域,胆大心细,敢于一搏,在水深洋大处造大船,谋大业,自然成就出一番旁人不及的事业。

东南亚华商的崛起,一个非常显赫的特点是“政商特征”。菲律宾首富陈永栽靠与政府合办卷烟公司而一时发达,印尼的林绍良更是“红顶商人”的典范,他在印尼独立战争期间,把一个名叫哈山·丁的独立军领导人在家里藏囤了一年多,而此人正是印尼共和国第一任总统苏加诺的岳父。凭借这层关系,林绍良获得了丁香进口专利权,继而垄断了全国面粉、水泥等行业的专营权。林家资产一度高达184亿美元,在1995年名列《福布斯》全球富豪的第六位。新中国建立后,东南亚巨商千方百计与北京拉近关系,当年便有不少商人将子弟送到北京少数几家高干子弟云集的学校读书,试图以此埋下人脉的伏笔。印尼第二大财团金光集团董事长黄奕聪便曾将次子黄鸿年送到积水潭中学读书,此人在1992年组建中策公司,依靠当年积下的同学人脉,大面积收购国营企业,形成了轰动一时的“中策现象”。

跟林、郭等人相比,香港商人因为血脉的浓密及地缘的特殊,其紧密度则有过之而无不及。1978年,中国陡开国门,政府希望借助外来资本改造近乎瘫痪的国民经济,然而欧洲国家受经济危机影响自顾不暇,美国资本高调而缓行,日本公司只肯提供二手设备,几乎都不能指望,惟一可以借重的便只有近在眼前的香港商人们了。

霍英东们的时代在此刻展开新的翅膀。

1978年10月1日,香港首富李嘉诚出现在天安门的国庆典礼上。他是受到邓小平的亲自邀请,来参加国庆观礼的。美联社的记者观察到,李嘉诚穿着一件紧身的蓝色中山装,不无局促地站在一大堆也同样穿着中山装的中央干部身边,天安门广场是那么的大,让这个从小岛上来的潮汕人很有点不习惯。从11岁离开大陆,这是他四十年来第一次回国,在几年前,他还是一个被大陆媒体批评的万恶的资本家,现在已经成了被尊重的客人。回到香港,李嘉诚当即决定,在家乡潮州市捐建14栋“群众公寓”。两年后,“群众公寓”建成,搬进新房的人们将一副自撰的春联贴在了门上,曰:“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李嘉诚。”此联很快被记者写成“内参”上报到中央,引起了一场不小的震动。

大佬乘鹤去,黄昏与谁看。

记得十余年前,第一次去香港。导游带我游历港九各地,常常指着一个建筑物告诉我,这是某某人的别墅,这是某某人的大厦,这是某某人投资的楼盘等等。在这些名字中,霍英东被数次提及,在太平山腰的某处小楼前,导游神秘地说,这是霍某人当年存放武器的仓库云云。

我每每感慨,这些名字和传说垒堆在一起,便赫然叠成了一部厚重而又充满了神奇气息的香港史。就在这一介弹丸渔村之上,因时势因缘际会,无数平凡人等,从草根崛起,遇光而生,随风见长,平空造出一段轰天大传奇,至今仍余音缭绕,绵绵不绝。

霍英东平生读书无多。有一回,他问传记作者冷夏,“《厚黑学》是不是一本书?”还有一次,冷夏告诉他,毛泽东偏爱古书,特别是《资治通鉴》。霍问,“这本书讲什么的?”从这两个细节可知,霍英东基本不读书。这一辈人从贫贱和战火中赤脚走来,从来鄙弃文人,信仰勇武和权力。早年搏命钻营,纵横政商,铁腕弄权,无所不用其极,晚年看淡贫富
,祈望以善名留世。

近一两年来,霍英东很喜欢听写于1991年的《沧海一声笑》:“沧海笑,滔滔两岸潮,浮沉随浪记今朝。苍天笑,纷纷世上潮,谁负谁胜天知晓。”这首歌用粤语唱来,别有一分难掩的沧桑,特别是在落日时分,独对婉约而寂寥的维多利亚港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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