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本是1921年生人，但他是胡适的学生，到美国留学，还是胡适最后拍的板。把夏志清归到胡适一代人，肯定不妥，因此只能将他的学术代际延后到30年代。事实上，夏先生与治历史的余英时等人的确为同一代人，他们之间有着某种共同的内在特质。
除了中国大陆，夏志清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已经引起世界汉学的轰动，并成为一代大师，可怜大陆当时一片癫狂，是没有人读得懂夏先生的。这样的局面到80年代还没有改变，我上大学的时候，也一直不知道夏志清这个名字，我读到的关于中国现代文学史最权威的教材是唐弢的东西，并把鲁迅、郭沫若、茅盾以及延安文艺座谈会作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圭臬。
夏先生的《中国现代小说史》让我恍然大悟。即使到今天，如何看待夏志清先生的研究成果，在大陆文学界都是有争论的，带有主流意识形态色彩的教科书始终不愿意承认其文学视角的逼仄和功利，当然便对夏先生抱有某种不认可的心态。但众人都发现，夏先生的体系在这些年中正在缓慢进入人们的心中，他所阐释的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渐渐被真正有文学趣味的人完全接受，同时，教科书也开始有限吸纳夏志清的观点，有人正在对正统的教材进行局部修改，有人则试图另起炉灶，在唐弢和夏志清之外，再弄一部折中的文学现代史。
这一切，都是夏志清学术的推动。这个时候，怎么看待夏志清，便成为一件大事。我知道我个人对夏先生的推崇是到了极端的程度的，很长一段时间，我甚至情绪冲动的四处呼喊，别读唐弢，那是谎言，那是非文学，那是愚昧，那是党文化，是工具。我对所有喜欢文学的我的朋友们竭力推荐夏志清的著作，遇到夏先生的著作，我经常买下许多本，然后一本一本的送给我的朋友们。
夏志清的一些观点足够我们心思澎湃。比如：“我渐发觉诗赋词曲古文，其最吸引人的地方还是辞藻优美，对人生问题倒并没有作多少深入的探索。李白真想吃了药草成仙，谈不上有什么关怀人类的宗教感。王维几首禅诗，主要也是自得其乐式的个人享受，看不出什么伟大的胸襟和抱负。”
这段话导致我终于抛弃满手的形容词，从平面的词汇中脱离出来，开始关注人的命运这样本质性的主题。不论是写作，还是生活感受，我的这种审美转换最终带给我的，都是从此进入了一种真实、独立、悲剧和宗教的形态。
“中国传统小说的宗教信仰逃不出‘因果报应’，‘万恶淫为首’这类粗浅的观念，只能算是迷信。……《红楼梦》的倾向是逃避人生，并非正视人生。贾宝玉只是自归灭绝的懦夫。中国传统文学里并没有一个正视人生的宗教观。中国人的宗教不是迷信，就是逃避，或者是王维式怡然自得的个人享受。”这段话让我找到了我多年以来一直对《红楼梦》缺少兴趣的原因。
“正视人生，带有宗教感”，是夏志清非常重视的伟大小说的品质，而缺乏宗教感，正是中国文学的肤浅和不够伟大之处。夏说：“我总觉得‘同情’、‘讽刺’兼重的中国现代小说不够伟大，它处理人世道德问题比较粗鲁，也状不出多少人的精神面貌来。……现代中国文学之肤浅归根结底来说，实由其对‘原罪’之说，无意认识。……大多数作家，都以揭发和改革国家弊病为当前急务，相较起来，探索人类灵魂深处的工作就变得没有意思了。……当罪恶被视为可完全依赖人类的努力与决心来克服的时候，我们就无法体验到悲剧的境界了。”从这里，我们能够认识到中国文学缺少悲剧作品的原因。
现在，我至少可以在三个层面找到夏志清先生的重大价值：第一，在文学史方面，夏先生应该是真正坚持“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第一人，他在主流文学史几乎遮蔽了文学的局面之下，重新发掘出一条新的中国文学史通道，完成了我们对文学史的本质性解读，同时启蒙了自夏志清开始直至以后的所有文学史观。
第二，抽出鲁迅、郭沫若、茅盾等人的非文学价值，把本质的文学还给了钱钟书、张爱玲、沈从文等人。夏志清认为张爱玲的《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而钱钟书的《围城》是“中国近代文学中最有趣、最用心经营的小说，可能是最伟大的一部”。夏对沈从文的解读也是很有意思，称沈从文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
第三，夏先生的成功人生，再一次印证了中国人接受西学之后力量之不可限量。夏志清从小即入教会学校，在北京大学担任短暂助教之后，便去美国。这种经历恐怕是他学术成就巨大的主要原因。这里有一个视野问题，视野带来的是新的文明眼光；有一个方法问题，方法从单一的继承发展为比较；最后还有一个勇气问题，对一切既成知识的怀疑和重构，中国传统教育少有涉猎，西学的个人主义教育才能培养这方面的气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