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说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中国每年耗费在公车消费上的人民币，竟超过了每年的国防经费。2002年不下于3000亿！
看过不止一个关于西方文明国家这样的报道了：某某部长在非工作时间使用了公车，终致辞职、丢官。这在中国简直是天方夜谭。曾经看到一则报道：东北一个贫困县的县府数年内欠账使用一个体煤店的燃煤，弄得个体户身负重债、关门大吉。可是这个县官员的车型倒是换了一茬又一茬，有的豪华车高达百万元。这个县的贫困根由与不断升级的官车有很大关系，说官车碾压在民众身体筑成的道路上，应当是经济学的事实吧！
据2003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提交的调查数据显示，“八五”期间，全国公车耗资720亿元，年递增27%，大约是GDP增长速度的3.5倍。到了20世纪1990年代后期，全国约有350万辆公车，耗用约为3000亿元人民币。而1999年全国的教育经费总额也只有3,349.04亿元。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官员，一碰到自己的事情钱多的是，个个好似福布斯排行榜上的人物，一碰到人民的需要就这里没钱那里没钱了。2003年中央给安徽、湖南、陕西洪涝灾区灾民的越冬救急款，也不过区区亿元而已！
吴戈先生和他的同事郭增荣先生曾撰文对1998年反腐大事作了一回顾，记有十五项：⑴政府改革、机构重组；⑵反走私、打击逃套骗汇犯罪；⑶军队、武警、政法机关禁止经商；⑷机关经济实体脱钩；⑸整顿教育政法队伍；⑹稽察特派员出征国企；⑺收支落实“两条线”；⑻建立有形建筑市场；⑼权力监督，村务、厂务公开；⑽离任采用审计制；⑾会计实行委派制；⑿领导干部亲属经商有规定；⒀金融管理体制动手术；⒁党风廉政责任制；⒂清理通信工具。吴郭二先生这篇大事记的正题是“从源头遏制腐败”。如果将腐败看作一水系的话，那么，上述举措也可以看作是竭源性的。但这源不是干流意义上的，至多只是支流意义上的，且有的硬，有的软；有的易行，有的不易行；有的老祖宗就用过，有的则是新时代的（如“清理通信工具”）。有的甚至算不上竭源性举措，例如“离任审计”。
顺便说一句：朱总理履任一年来，出台的“新政”措施，多于前此10年的总和。尽管经济学家们对其部分举措例如粮食购销体制改革，有不同的看法（事实证明朱总理错了），尽管“中国凯恩斯”与西方凯恩斯有没有共同点还是问题，尽管作为被党领导的政府，“新政”不可能有什么根本的“新”，但它无疑将为进一步前进提供了有益的积累，哪怕积累的是教训。
“屁股腐败”是中国老百姓最熟悉的一种腐败。“屁股决定头脑”则是中国思想界最熟悉的一句共和国谚语。由社会集团公款购买、使用的轿车，在中国小车消费中曾占到98%的绝对优势。公车无限膨胀，形成一个可怕的“怪圈”：国家一只手投资建造轿车厂，一只手掏钱把轿车几乎全部买下；随着公车数量的激增、档次的攀升，国家日益不堪重负。
据报道，截至1998年中国官用轿车已达到160万辆，原价值约4000亿元。以1993年为例，当年为购官车支出400多亿元，年使用费300多亿元，两项共计约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2.5%（约略相当于投入教育的总量）；还有160万名司机的工资、福利、住房等费用支出在300亿元以上。有专家预测，到2000年官用轿车保有量约400万辆，每年购车支出和使用费两项将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5%。
看来科教兴国得让位于官车兴国了！
公款吃喝，一年吃掉国家1000个亿，老百姓便视为过街老鼠一样，对公款吃喝深恶痛绝。而公车消费，一年“滚”掉1000多个亿，这可以帮助1000万贫困人口脱贫啊！而2003年的公车消费竟高达将近4000亿元！
尽管中央三令五申禁止超标购车，但一些地方、一些“公仆”仍然变着法子超标购买，有的甚至明目张胆违规购买。据悉，迄今（1999年）全国已查处违反规定购买的进口豪华小汽车就有13800多辆。就是贫困边远山区的“七品芝麻官”也配上了甚至是“奥迪”、“桑塔纳”一档的公车；名义上是公车，而实际上是专车。有的头儿们住宿地距上班地不到一公里，也得车接车送。而在公车使用上，称其为私车也未尝不可。孩子上学、夫人上街、闲来垂钓、三朋四友婚丧嫁娶乃至“洗头泡澡”，都用公车。一个单位里，一般干部职工公务用车与领导公车私用碰头时，即使是重要工作，也只能让领导用，心里纵有不平衡，也得挤公共汽车赶紧去办事或索性把事搁着。
油料费成了“无底洞”。湘南某县一临时机构只有一辆吉普车，一年用油量却高达30余吨，平均每天用油近100公斤，相当于每天跑500公里。用油量如此之高，主要原因是一些不便直接报账的费用用油料费的形式冲了账。
保养维修也成了“唐僧肉”。一大型汽车修理厂的技术员告诉记者，汽车保养无非就是换三滤和机油，成本不过就200元左右，在北京保养桑塔纳一次，费用也就是490元左右。可一到单位则变成上千元。
很多单位领导认为：“司机掌管着我的生命，我决不能让他分心。”尤其是少数领导心术不正，违法乱纪，所干勾当自然躲不过司机，有时甚至要靠司机牵线搭桥，自己的短处在人家手里捏拿着，怎能不特殊关照？于是，一些“司首长”也背靠大树好乘凉，甚至狐假虎威，为所欲为。上班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单位用车须专配BP机，甚至还要加上用车领导的密码，否则任你千呼万唤，他仍在外面悠哉游哉。家庭成员办事，甚至七姑八姨或者社会上的哥儿们弟兄一个口信，“司首长”照跑不误，那情景就像用单位信纸和信封一样随便。
在一些单位，所谓公车实际一半成了“司首长”的私车！人们还敢怒不敢言！
“司首长”们凭借接触领导机会多，信息来得快，往往深得领导信任的优势，在解决住房、子女就业、家属调动、个人去向时受到特殊照顾。同时，他们还有一笔可观的份外收入。他们常跟随领导公干，吃用“两头在外”；常“深入基层”，土特产、好烟、好酒之类“领导有份我也有份”；不时参加庆典和名目繁多的各种会议，纪念品和误餐费总是少不了。甚至打着领导的招牌向下属单位索拿卡要。
1997年底，重庆市在购买公务用车、燃油供应及车辆维修方面实行“政府采购制度”，一次购买了65辆公务用车，节约资金350万元，节约率达20%。
提到政府采购，就顺便再说几句。“政府集体采购”始于深圳，而后一些地方犹犹疑疑、半甘不愿地跟着试了。本来就用不着试，干脆普遍推行便得──西方人早用实践证明过了，用不着迁就什么国情人为拖延地试几年。据1998年11月3日《海南日报》报道，海南省的政府采购采用招标方式运作，首批采购预计拨款是680万元，实际中标货款为391.28万元，直接节省人民币288.72万元。“公车改革”（购买和使用上作统一安排）对老百姓、对一直好像很严肃强调的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都百利而无一害，人们知道后，无不佩服“朱新政”高招迭出。这样大的于国于民有利的好事，本来说是1999年元旦开始实行的，可后来又突然宣布“暂停”了——一直停到了2004年的现在——中国人的时间与生命真是不值钱，因为官僚们的偏好太坚硬了，什么改革难、国情特殊、西方文明不服中国水土，还不都是权力集团冥顽不化嘛！
据《经济消息报》记者陈晓凤的采访报道，搁浅的重要原因就是车改意见稿的改革方案受到相当一部分利益被触及者的强烈反对。最强烈的反对者便是中直机关的司机们。这是一个十分特殊的阶层，他们虽然是蓝领阶层，可是长期相当优越的待遇使他们成为养尊处优的工人贵族，连那些处长们平时用车都要看他们的眼色。从这样的社会角色一下子还原为一个普通劳动者，对他们来说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压力，还有心理上的压力。有位从事车改的干部说：“分流机关司机的难度要比分流企业下岗职工难得多，因为机关司机与领导干部有着盘根错节的关系，他们的意见对于决策层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
中直机关的干部们虽然大体上赞成车改，可是对于交通费的补贴发放却意见不小。主要是反映补贴发放的差别太大。他们说：“在机关里日常工作都是依靠一般干部来干，一般干部出行的频率不比领导干部低，可是交通费的补贴却要相差几百元上千元，这样不合理。如果这样发放交通费，那么以后干部们办事是不是要从个人经济上考虑，而不是从社会效益上考虑？”
“社会效益”，看，说得多堂皇！谁的“社会”与“效益”？难怪“社会主义”常常盗用人民的名义！知识分子们重道理，可在堂皇的假话面前，道理真也难说清爽的。如果权力上层对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是叶公好龙而是真正加以利用的话，官车制度还怕改不成？不服的自然请走！你说补贴发放不合理，老百姓还不同意发呢！凭什么发？合理的开支实报实销不就得了！有钱还是补给下岗工人吧。
社会主义这个词，几十年来就是供作报告用的，这样的压在官车轮下的社会主义，连泥菩萨都不如！为什么同在中国，大庆市的车改据说就能够比较顺利地实施呢？难道就因为大庆贫油了吗？有记者说，大庆与中国其它地方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靠的只是“想好了就做”的精神。
从交通管理与交通事故看，官车也是一个重灾区，如无证照车、无红灯车之类，1998年仅报端披露的官车恶性事故，撞（拖）死、撞（拖）伤无辜公民的就有十数例，说出现了“张金柱现象”也不为过，有酒色之余撞（死）人的，有外出渔猎撞（死）人的……等等。某官僚开车肇事，5人出来作伪证，从而“撞倒”6名党员；四川巴中市委书记驾车惹祸端，竟让司机当替罪羊（想必是愿打愿挨一类）；1999年1月17日，湖北省丹江口市蒿坪镇党委副书记闵政，酒后架车迎面撞向一群小学生，致使两名学生死亡，两人重伤……眼下，当官的考驾照成风——但愿不会是出于日后干坏事可以躲开司机的考虑。
据《陕西日报》1999年2月11日报道，春节前夕，省纪委、省监察厅、省公安厅联合组织四个检查组，对饮食娱乐高消费场所进行突击检查。查出的180辆次车辆中“陕U”占49%，“陕O”和警车牌号占51%，在登记的陕O和警车牌号中，西安市司法机关车辆有35辆，占其中的53%。说明党政机关干部和公检法系统到高消费场所的人数不少。有的公安车辆、警车半夜三更停在高消费场所。不少非公安系统甚至私人车辆挂公安、陕U车牌照，说明陕U、陕O车牌照发放混乱。2003年以来，各地频发宝马车撞人案，宝马成了一个阶层对于民众生命的道德符号。
都说改革难，难在哪里，难在既得利益者！！什么“补贴费标准”不公平啦，为什么“先试行再完善”的老套套在这里不见了？
一位县官对“公车改革”的忧虑就更不由我不慨叹“中国特色”真是“好好丰富”哇！这位县官说：北京的各部委先实行起来，部委及各司局有关领导下来用谁的车？还不得我们接送？原先用他自己的车，是他们掏钱，以后呢？不就成了基层掏钱了？
──（你们不接送不行吗？）那怎敢？他们下来是看得起我们，求之不得啊！他们不来，我们也得往北京跑。没准儿不用人家开口，我们还得连车带司机在北京候着。
——（如果地方上的公车也改革了，怎么办？）好办，用企业的车呗。低价把车卖给企业，名儿还挂在那儿，车还是我们用，我们还赚一笔卖车的钱呢。不瞒你说，前一阵儿清理手机，有的地方就是这么干的，还能趁机以旧换新。还有一招，就是干脆让企业派车，他们也求之不得，至少不敢拒绝。别说企业需要政府的扶持，就是政府部门，哪个没有下属企业？
——（哦，那样一来，岂不是“一枪两眼”：又拿着用车补贴，又有“专车”坐着？）嘿，在不少地方，估计是这么一回事儿。依着我，甭改啦！要不然，就是增加基层负担和企业负担、甚至农民负担（取自1998年12月4日《周末》）。
2005年各地终于断续开始公车改革。怎么改呢？不是像西方严格公车使用、严格办公开销——中国什么都可以严格唯独严格不了对官员的约束，于是所谓的公车改革成了按级别发放坐骑费，从办事员几百元到厅局级2000余元一个月不等。老百姓痛骂是大加薪。上面县官的担忧恐怕以后会出现，目前当官的拿了坐骑费，仍旧使用公车怎么付钱的人们不得而知。在改革的大帽子底下，暴发户团伙总是会有许多对付的办法。这些办法一定要把大帽子捅出大大小小的窟窿，使它顶不住腐败的风蚀雨淋。岂止是嚷了许多年的政企不分仍然悬而未决？如果权力者还是和企业、市场等搅在一锅粥里，这锅粥难免会煮出老鼠味来。
2006年8月27日，曾金燕女士报道了高智晟律师的家人与警察同居的故事。高律师三岁的儿子天宇完全是一幅“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童稚状。报道说到：有一次，格格和媽媽談起了爸爸的事情，娘倆都哭了，格格看著那些住在家裡的特務們，就把天宇叫到跟前問；“天宇，他們都是特務你知不知道？”天宇回答：“我知道呀！打死特務！先把特務的車車打死，然後把他們的屁股也打死，爸爸就可以出來了”。为轮子功鸣冤的小天宇的爸爸遭遇到异化的扬子鳄了。共产党喜欢把领导人的文字奉为经典，与轮子功信徒对待李先生的态度相若。只要有一丁点道德良心、一丁点实事求是之意，就得承认共产党的主义、思想、理论像“屁股腐败”这样的问题都解决不了，连高律师三岁儿子的一句戏言带给人的游戏性快感都没有。坦率说，我个人从《江泽民文选》看到的只有巨额稿费。其捞钱的不义连古代“有道”之“盗”公认的三条规矩都不见，简直就是明火执仗的仗势牟利了！或许用一种无形的轮子代替官员屁股下的车轮，不算是坏事，至少符合胡锦涛节约型社会的号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