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听到有人说，在我们这个年龄是阅读最好的时间，是接受知识最好的时期。在我们这个时候，要读的伟大作家的作品实在太多了。大多数人都特别喜欢西方的一些伟人，博尔赫斯、卡尔唯诺、米兰昆德拉、哈唯尔……这些名字都是响当当的，这些伟大作家的作品都是著作，但也都不是这么好懂的。我想是我自己还没有到可以完全明白这些著作的时候，读起来还真有那么点累。相比之下，我喜欢看一些简单明了的文字。
原来在林贤治的书[1]中看到过有关于“知识人”这么个概念：“知识是一个元概念，可以由此衍生出一个概念群：知识人、知识分子、知识主义、知识社会学，等等。……由自由、民主、科学凝聚而成的知识分子精神，成了知识分子的标志。”而在我比较肤浅地看来，一个知识人是总在一旁默默地、源源不断地写着一些振奋人心、发人深省的思想性文字的人，他常常出现在别人面前的是他的文字，他的文字是他的一切，而不是常常抛头露面出现在各种媒体前，他被人所记住的应该是他的文字，而不是“脸”，不然他就变成了只拥有华丽外表的明星了，而不是知识人。
王怡，就是这样的人。我们总是先闻其“文”，然后才可以看到他的庐山真面目。他太不商业了，他隐藏地太好了，又或者说是他的文字具有太强的吸引力了。以至于我一直都以为王怡是个女的，说来真的很可笑，可能就因为我们的名字很类似的关系，所以一直到我拿到《不服从的江湖》[2]这本书，我一直不知道原来王怡这样一个胖嘟嘟，那么有书生气的人，这和他的文字给人那种犀利、直接的感觉真的差好多。不过这样才是我理想中的“知识人”，神秘、自由、独立，然后只专心于雕刻他的文字。
“社会斗争往往通过知识人的内战进行。只要知识人存在一天，内战不会停止。”[3]王怡的文字犀利、到位，正是在其雕刻刀般的笔下，才引起了这一场场“内战”。王怡结集出版的书真的不多，有很多都是被封杀了的。而想要顺利买到他的书也真是难上家难，我所有的也只有《不服从的江湖》（这还是向别人借的）和《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4].我始终记得我跑了几家书店，问若干个看上去十分知识渊博的书店老板，是否有王怡的《不服从的江湖》，他们都只是对我摇摇头而已。“物以稀为贵”。正是因为他的书难买，所以才越发使人对他产生兴趣。网上很有名的“王怡的麦克风”已经换了4代了，其中的原因不言而喻。正如他自己说的，“有麦克风就有窃听器。有窃听器就有麦克风。网络就是麦克风加窃听器。”玩麦克风的王怡其实跟摇滚歌手没有本质上的差别，宣泄是他们共同的主题，只不过一个是在感情上，一个是在理性上。并且手握麦克风就不可能一个人私语，而是要面向广大观众表达。虽然自知是博客杀手，走到哪里哪里黑，但和出版书刊来说，网络还是一个比较自由的平台了，所以王怡的作品都是通过这样的渠道面向大众的。不同与另外一些常常在网络上发表文学作品的人来说，王怡的文字是理性批判型的，事实上，像王怡这种类型的作家，在1949年之后的五十年里，几乎是不可能出现的，所以他是前无古人的，至于是否能有一个“来者”来超越他，我们不得而知，但至少很难。
王怡的文章绝对是一种另类，他所涉及的面太广了。金庸和古龙的武侠小说、名著、电影，又或是社会制度、国际时政，总之包罗万象。但无论是武侠小说、电影、国际时政，这些都只不过是一些符号而已，是一些我们读解世界记忆世界之中国的假借而已，最重要的是王怡通过叙说他看的电影、小说、时事的感观，把他对世界以及世界中的中国的一些思索穿插其中。他究竟看过哪些电影、小说并不重要，即便他看的是另外一部电影、小说，他也可以从中引发出类似的思想。而这些思想是在“惯于长夜过春时”的中国思想界弥足珍贵的。我就特别喜欢他这种强烈“隐射”的手法，他以其极其敏锐的嗅觉和独到的手笔向揭露普通
表层现象下所隐含的不一般的社会现象。
还记得初二的时候在那个昏暗的教室里看完《The Truman Show》的时候，全班一片哗然，电影里的楚门发现自己的家乡是一个巨无霸的摄影牛棚，而自己是一部24小时直播的电视节目的主角。我们全班都为这个被传媒操纵着的楚门感到可怜。不过敏锐的王怡除了看到这些我们大众的通感外，还将这本电影和当时盛为流行的电影《骇客帝国》联系在一起，将注意力放在了虚假本身，得出一个结论：上帝就是高科技。世俗带来了什么，带来的是意味着“宗教世界对于世俗化的拒绝和反抗”[1]的911，至今纽约的居民都无法明白劫机分子的动机，一个人怎么会那样不把自己的生命当一回事呢？而超越性的尚未去魅的宗教文化，究竟是世俗社会的敌人，还是救星？这是王怡在最后提出的疑问。同样是在世俗意义上，特别是在中国人的眼里，在《桂河大桥》中的英国俘虏尼古尔森一定不配称为一个爱国者。但是当我们失去自由时，当我们被征服而被破要去造一座桥的时候，你甘愿如同一个奴隶般地去服从命令，还是选择主动从而维护了一个主动者的尊严和自由的选择？至少在我看那本电影时，我完全没有想到过这个问题，或者说我的敏锐度还让我无法从这本影片中透析到这个问题。伟大的人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他看问题的角度和方式总是与众不同的，现在电影院里一直在热映的电影《东京审判》被很多国人都奉为爱国表现的电影，在买回来的碟片上是这样写的：著名导演谢晋：“这是十年来少见的佳片，每一个尊重历史真实的中国人都不能错过。”但是这样一本为大多数人都叫好的电影，在王怡看来却是“视野狭窄得令人失望”。[2]一直被称为民族英雄的梅汝璈法官，却被王怡称做“宁愿做法庭上最后一名士大夫，而不做第一名法官”。王怡有些悲哀的说道：国人普遍不理解“东京审判”的意义，国人爱把他渲染成一种民族气节。60年前梅汝璈法官是如此，如今的高群书导演亦如此。殊不知他本身应该是一场以自然法为前提的另人敬畏的审判，而不是战胜国对战败国的掳掠，不是一切以中国为中心、以“我们受害最深”为中心。梅汝璈自始便决意以民族立场牺牲法律立场。而现在的我们，仍然把这样一个日子当作一个快意恩仇的节日，这就是王怡所说的普通人至始至终都无法理解“东京审判”的含义。如果没有看过王怡的文章，我们能理解吗？我想，我们仍然是这茫茫“快意恩仇”的大多数中的一员吧。
王怡的文字就是这样，让你在看之前和看之后会有完全不同的两种思想。他的这些思想结晶是迥异于别人的，具有鲜明的王怡式风格。符号是具有两面功能的双刃剑，既可以遮蔽对象，也可以打开对象。王怡的这些关于电影符号的文字符号，其意图是打开对象，更打开遮蔽对象的符号。当然除了电影这些“符号”，王怡的隐射功能在他别的文章中，也体现地十分彻底。
最为明显的应该是在他的《一个自由主义者的饮食习惯》。自由主义者喜欢吃配合菜，特别是小吃、点心、夜宵，这样才显其“自由”。而席菜最与自由主义精神相悖，尤其是它的等级制。其中他对于烟酒还有一记特别的“假借”。他说：如果权衡利弊，（在烟酒中）非要选一种“最不坏的”的，那么自由主义者宁愿抽烟，而不愿饮酒。他是这样解释的：酒是一种天然的集体主义的媒质，是独乐乐万万不如众乐万万的，常有“劝君更饮一杯酒”的举动。而烟的吞吐之间全凭自在，节奏自己把握，所以烟是个人主义的。“生活在别处”，美妙的饮食享受，永远在离开人群最远的地方。这样的假借实在精彩，显然王怡是在推崇自由主义者，而批判专制主义者，脱离了饮食这个话题，他依然可以讲他的“自由、专制”，而且同样精彩，只是有了这些符号，才会使文章更加吸引人。而我个人非常喜欢的是他的那篇《在作弊中慢慢成长》，“作弊”这个被老师、家长十分鄙视的名字，却是王怡所推崇的，他反而批判的是那“毁人无数”的教条式教育体制，从背诵成篇的套话到考试作弊本身成为积弊，讲真话的习惯和勇气荡然无存，一个个孩子唯唯诺诺、充满奴性。而王怡他用他自己的亲身体验告诉我们：从一个作弊者到一个教育者，我通过自己的努力证明了一件事，就是生在大粪中，你依然可以开出鲜花。一朵有臭气、但是会思想的花。就连这样的结尾，王怡还是不忘略带嘲讽地“假借”自己一把。
思想，是穿过人生与世相的一道幽光，能让昏昧的心灵豁然开朗。思想者的文字，是社会大幕下一道刺目的闪电，能映照出思想者卓然挺立的身姿。有人为其无思想而烦恼，有人为其有思想而不知如何表达而烦恼。原来说过“电影、书、音乐是使自己变得有思想的最有效的方法”，而看了王怡的文章后我确信了，同时我更明白我们还需要寻找“符号”，寻找“喻体”来使你的思想通俗化，使你的文字简单明了化，而不费解。不会为你泉涌的思想而无人与你分享而担忧，虽然思想深刻，可无人理解这也是一种悲哀。“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这是原来初中的时候贴在隔壁班后面的一句话，而现在觉得形容王怡再恰当不过了，他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爱抽烟，会思想，懂表达，或许还带着些“臭气”，总之在我眼里，他是个语言大师，是个万分伟大的知识人。
[1] 林贤治《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午夜的幽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王怡《不服从的江湖》 上海三联书店[3]出自林贤治《关于知识分子的札记——午夜的幽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4]王怡《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 湖南美术出版社[1]出自王怡《载满鹅的火车——我看电影》中的“楚门的世界：世俗带来什么”
[2]出自王怡“现在正是拯救的日子：电影《东京审判》和《日本沉没》”2006-9-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