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余的人和摩罗的精神气质
就当代中国的文学产量而言，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相提并论，小说家多如牛毛，新人的换代和崛起快到令我瞠目结舌的程度。用乱轰轰你方唱罢我登场来形容一下当代文坛也许并不十分过分，随手翻一本现现当代文学史，作品的质量限制了史实成立的条件，文学的退化已经是个不争的事实，在这样的前提下，提笔做史勇气可嘉，可是书写的眼光不得不照顾我们精神贫瘠的创作事实。拘谨的史家笔法在书写文学这块需要时间来检验的芳草地时，常常有大刀阔斧的魄力。我想问，20世纪的文学真值得作史记之吗？这不是一个挂一漏万的问题，泥沙具下，林林总总的现当代文学作品还没有在大浪中淘沙见金，因为我始终不相信，这样一个民族不能催生照耀人类走出暗夜的上乘之作。在这片土地上，有多少行尸衬托着那凤毛麟角般的良知，有多少人以自己的血拯救过人类的暗昧？难道这些都是空谷足音？
当然，我的视野里，并没有出现这样的作品，但是这不意味着没有，我可以感觉到这个民族的精神生活一定以一种隐秘的方式运转，鲁迅之后，海子的写作就是一种神秘的运转，他的神性写作在民族的精神史上有着里程碑的意义。谁可以怀疑海子写作的真诚，他是彻底走向超验的写作，并以死来证明大地的黑暗，那些微薄的尘世幸福满足不了人最终极的需要，精神的需要。同时，我也觉得海子走的太快了，太人类了，从鲁迅的虚无和绝望，到天空才可以赐予给我们的安慰，这是一个巨大的断层，把鲁迅和海子的裂缝粘加起来，我相信这一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精神耕作。摩罗的新著，其意义也许就在这里。
《六道悲伤》历时5年，我刚刚看到初稿时应该是今年年初，读了之后我心痒难耐，急着要给这部作品定论。我所肯定的，也是令我兴奋的，是文本中的叙事方式，因为作品中的提问自然，而且直逼我们的生命本身，是我们这个民族，这片积郁了重重苦难的土地上终于开始一个高贵的萌芽，当时摩罗先生说：“还没改完，改了好。”我于是按耐住自己的急性子，9月29号，我从《十月》上看到了已经出炉的《六道悲伤》，细读两遍之后，我忽然意识到，自己可能还没有评论这本小说的能力。我隐隐的感觉到这部作品在宏观上的匠心，无论是从叙事结构还是人物命运，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启示。它的迷团在作品本身，作者以十足的艺术耐心把自己的体验，把最最复杂的人性投入到国家命运、社会生活、个体生存这样广阔的天地去试炼。这样的结果只能是迷团，但是这是一个必要的迷团，因为先前我们就没有迷团般的人性景观。这样的叙事迷团与先锋文学的叙事迷宫大异其趣，马原之后的叙事迷宫给了个体化的写作空间，可是先锋文学在文体上的尝试离开了个体的充实的体验，这实际上是对国家意识形态背景下宏大叙事的造反，有其内在的，以反叛开始的启蒙色彩。我还想指出的是，韩少功先生《马桥词典》的写作无论是从文体还是从内容上，都显示了作家深厚的学养和创作的真诚，但是我微微感到遗憾的是，作家是一种俯视的视角来提炼民族性的，是一种纯启蒙写作，这种批判是作家洞悉了他的族体生存真相之后发出的喟叹，作家并没有把生命本身的价值给凸显出来。我在韩先生的力作《马桥词典》中触摸的中国世界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世界，是被黑暗附着无力超脱之后带着反讽的谴责。这是不够的，无论先锋文学，还是韩少功、刘震云等人的作品，前者试图把艺术交给个体，交给人，可是艺术最终交给的艺术；后者试图以艺术完成国民性更常识化的文本解读，结果艺术交给了社会本身，因为无路可走的批判只能是无论可走。
从人性的深度讲，人的本质没有区别，罪性是最基本的人性，但是人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即便是天性也可以证明人与人之间有多么大的不同。在基督教文化背景下理解人，个体的差异性高贵就难见一斑，但是芸芸众生的精神质量是有着品质差别的，江登兴评摩罗时写过《能绝望的是高贵》。摩罗是高贵的，因为他执著生命本身，他的变化都是生命日益逼进真实的变化。
体验是一个人的精神触角，如果不是高贵的精神血液在他身上流传，摩罗那些不断更新的体验也就无法显露自己的真实，那些早年的呐喊是多么的愤激沉郁，裹胁着遗世独立的孤绝和崇高。为了单纯的社会理想，他放弃伦常责任，心因为不被理解而骄傲，苦苦徘徊在底层流浪时，他以带血的嗓子咀嚼耻辱的锁链。到他声名雀起，欣然被知识分子、社会精英纳入他们一员时，他终于闻到知识分子整体腐烂的气息，他所渴望的知识分子形象哗啦啦似大厦倾。终于，他在社会层面结束了自己梦一样的人格游弋，困在绝望的门槛上，还有什么可以支撑一个人摇望灵魂之意义和归宿的力气？在危娜女士对他的访谈中，摩罗进行了这样的文学定义：“文学表达的就是对理想人性的愿望，就是为实现这些愿望发出的呼告。在黑暗中创造一点光明，是寒冷中创造一点温暖，在荒谬中创造一点意义——文学就是这样一种精神努力。”当年他为自己起下摩罗的笔名时，是多么血气喷张。今天，退守在文学的城堡中，你能体谅到命运对高贵生命的嘲笑无情，和他生命本身伤痕累累之后应该蕴积的力量吗？这样的心灵轨迹，我确信，他是一个多余的人，是毕巧林在中国的文化现实中一个投影，或者说是俯就文化沙漠而来的一次错误的投胎，因为多余人的痛苦是——“那些对已然存在已然价值感到绝望，对未然存在未然价值尚不明了尚不确信，因而迷惘着无从起步，并彻底丧失了行动能力，只好在历史的真空地带抑郁地漂浮徘徊的人。”
以因果书写暴力
《六道悲伤》在暴力场景的描写上着墨最多。和传统的叙事内容不同，摩罗在小说中对暴力的场景展示并不限于人本身。在他那里，动物的地位和人有着同等的高度。如果仅仅展示动物与动物世界的暴力场面，任何描写都无法让我们触目惊心，如果仅仅停留在屠夫对动物的冷血和残忍，暴力场面还不足以使我们反思自己的生存，可是人类放在动物脖颈的屠刀在通过小说的叙事加工之后，我们发现，这把屠刀是一脉单传！从吃蚊子到杀蛤蟆、杀狗、杀鸡、杀猪到杀人，这其中有着必然的思维联系。
暴力与人类的愚昧暗弱相辅相成，作者在文本中不但关注日常生活中一切与暴力思维相左证的各色人等的行为举止，而且成功的刻画了暴力实施过程中那种震撼人心的血腥场面，以及在这样的场面下众人对暴力感染所反映出来的心理亢奋。这种变态的心理像非典一样传染着乡村老少的心，难能有明智的人对暴力行为进行劝止，而劝止的人又被理解成他们的变态。对生命的尊重在人们的主流意识中成了被嘲笑的话柄。当小若雨，就是屠夫张孔秀的女儿对哥哥小石头杀杀狗进行忧戚的叫喊时，惹来一大群孩子的哈哈大笑，特别是她那只鸡要被一个婶婶拿走祭奠死者的时候，面对她的苦苦哀求，她母亲的反应竟然是：“痴婆子胡说什么，待我找根鞭子来，看你还听不听话。”至于屠夫张孔秀的形象，就更加值得玩味了，他可以把自己的孩子理解成善良，但是他把善良的原由归于胆小，也就是恐惧。这个屠夫面容慈祥，我们生活中就有这样的人置身其中，当他轮起屠刀的时候，就像作者形容的——“平时的声音就像蚊子一样叫，可是一到杀猪的时候，就声音洪亮犹如虎啸雷鸣”。杀猪和杀人在张孔秀那里迥然不同，这是促使他两副脸孔的直接原因，他的孔秀和内残的对比暗示了施暴者的愚弱。他的最后是毁灭，是崩溃后的毁灭，女儿溺水，儿子出家，前者以死谢过了这个蒙昧黑暗的人间，后者重生，远离是尘世的喧嚣和污垢。可是支持张孔秀的生存信念没有了，他在女儿死后疼的在地上打滚，那种嘶心裂肺的痛苦和生命的质量相辅相成。作者好象有意要安排很多的因果报应，大鸣山上数千年的冤魂要报应这个被仇恨添满的村庄，而且，只有仇恨无法消解，冤魂的哭声就永无宁日的回响在大鸣山畔。若雨的死报应了他那轮起屠刀的兴奋，在他那里，生命从来没有得到尊重，若雨的死刺激他在疯癫迷狂中找到了自我的真实。
张钟鸣在挨斗之后，从村支书章世松轿夫姥的“苦大”中总结出来的仇深来解释暴力的渊源，他说：“仇恨产生暴力，比如那个老郎；恐惧泯灭良知，比如那些欣喜的眼神。”接下来他的提问是：是什么产生仇恨呢？是什么产生恐惧呢？章的仇恨是苦，是世世代代被人屈辱的身份，所以他要报复，他要占有，可是这充分吗？那些动物从来没有人格意识，它们可能来屈辱人类吗？可是章认为好端端一个村庄跑掉一只猪是一次事关全村人面子的大事，是所有人脸上都挂不住的丑事，竟然爬上那个极具权威的广播台上号召全村的男女老少停工去捕杀那只逃跑了的猪。我们仇恨中更深层的原应是什么，在杀猪事件上，作者的铺垫非常成功，猪的奔逃放逐了整个村庄，这个极富象征意义生存空间的人类之良知，那条路就是千万年来消失在暴力思维中的冤魂和骸骨，就是在那样的放逐中，猪完成了对人类的一次审判——“那全是地狱里的生灵”，在猪的悲壮、孤独、绝望中，在猪的从容、清醒、勇气中，人们继续着此起彼伏的欢呼，猪这个上千年来被人们赋予的丑陋人格意向在这个叙事过程中全面转向，彻底的坦露了人类上千年来集体意识的单薄和脆弱。
作者描写暴力场景表现出来的众生相延伸了我们检讨暴力思维的广度。一个又一个血腥但是又平常的暴力场景在作者笔中高潮迭起，每一个人都可能在一种突然的情境下杀气冲天。在仇恨滋养下，爱情悲剧点燃了颜春生最后一把怒火，从无意识到有意识的怒火，“不可杀人、把刀放下”，无论许红兰，还是张钟鸣的嗓音多么尖锐，呼喊在被仇恨添满的躯体中都成了一种单相思似的的枉然——“你去看看他的死法吧，看那鸟还有没有——他下一世都没法操逼了——活该！”被复仇激活的快感完成了颜春山临终的巨大心理安慰和满足。
主人公张钟鸣很早就总结了他眼中生灵涂炭这一事实背后的逻辑，我们不防听听：“一个人死了，就变成遗体，为了安葬这个遗体，人们把那只鸡公也变成了遗体。为什么献上一个生命的遗体给死者就是对死者的尊重呢？如果死者是一个有身份的人，那就不只是将一只鸡变成遗体，而可能是将许许多人变成遗体。”杀人的逻辑和杀动物这样习以为常的行为有着内在的因果联系，把动物进行人格化叙事处理，这里显然有着佛家众生平等的思想影子。一个被佛教影响至深的民族，在暴力面前浸染如此的习以为常，这是中国思想史与中国上千年来的社会生活的一个悖论。这个悖论是如此真实，小说开篇就从血土写起，血这个字眼在小说中不断的出现，这是暴力意象的叠加，与血遥相呼应的是哭声，是数千年来数千万万冤魂的哀泣，是亡灵的怒吼，可是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这样的声音总是微乎其微，以其超长的冷静在血土中，在石头上，生长着那枯萎了的泪花。
中国历史上绵延不绝的杀人现象在摩罗的小说中第一次有了人性内部的检讨，他在小说中写道：“每一种内在的需要，都让人变得无限脆弱，无论精神的需要还是肉体的需要。”暴力的循环往复，杀人的习以为常，在这平静的人性中心论中都找到了坚实的逻辑起点，人性的需要和人的脆弱，这样去理解人，理解人性，然后在回头检省我们的生活，我们的文化，是否可以从自己身上弹一下千年来铁血横飞的历史烟尘？完整的暴力叙事场面不断的启示我们，这是一块被仇恨充斥千年的土地，无法数记的冤魂弥漫在我们这些生长于斯的人们身上，而人的本性又是多么脆弱可怜，只有对这冷硬荒寒的土地投向那悲悯的一瞥，仇恨才能有一条释放的通道，不然，我们永远也走不出集体暴力的因果循环，我们只能在跌倒的地方摔进更深的山渊！
扣问虚无的个体承担
敏感的神经是作家的先决条件，因为敏感，作家触摸到更真实的世界，超越此在的世界。中国的文化格局中，超越此在，体验生命中更浑厚的欢喜，应该是庄子的逍遥精神。庄子的逍遥精神并非绝对意义上的虚无，在他那里，并非仅仅停留在洞穿社会政治的无意义的精神境界，而是一个复活的过程，是生命与自然美和谐共振产生的精神安慰，是向善之彼岸的一种高贵的努力。老子洞穿社会政治的无意义之后，他的哲学多了一层社会生存技巧，而庄子在洞穿人世之真相后，努力向着生命本身走去，这是一个方向性的问题。魏晋名士的精神气质更接近老子，他们的狂狷依然逃不出真我的无奈，依然没有把生命投向生命，而是朝向社会政治中的英雄，所以他们的似傻如狂不过是以假我之酒浆浇真我之块垒罢了，假我是狂狷，真我是政治英雄。只有到了陶潜那里，庄子的精神才在中国的文化传统中得以确立。田园对中国知识分子是一次真正的精神救赎，在自然那里，生命被尊重，在体验自然的奇伟和谐中，生命凝练出沉静的欢喜，这是美的复出。
在摩罗的小说中，自然、美、与张钟鸣的身份关系应该是微妙的。张钟鸣是知识分子，而且是一个与文学打交道的知识分子，也就是说是一个人文知识分子，那么他的归乡是否可以建立在归隐田园的庄子精神的传承呢？
从文本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张钟鸣是为了躲避北京更加复杂的政治斗争才回乡的，可是章世松对他进行恶斗，算不算复杂紧张的政治气氛呢？他意识到的“那一天早晚要来”，他意识到自己“是一只狗，无论流落在村野跟流落在城市没有什么两样”，我不禁要追问，他固执的留在村野的真实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张钟鸣的身份与摩罗的精神气质联系起来，作为一个人文知识分子，在经历种种幻灭之后，张钟鸣的意义究竟何在？
显然，张钟鸣身上有摩罗的影子，当他发出对另外一个变节的知识分子常修文的悲悯之声时，摩罗自己就在作品中出现了。
常修文可以说是一个搞文学的，而且他所写的一定是那些不被世俗接受的阳春白雪。在大鸣山，只有常修文可以和张钟鸣进行交流，那样一个热血的青年，在现实的压力下最后开始了他那放弃人格的命运。常修文在张钟鸣归乡之后的一次长谈中认识到：“一个人的屈辱和痛苦不可能得到另一个人的理解，他终于越来越清楚这一点。”张钟鸣与他的距离使其走上荒诞的，拒绝价值支撑的虚无主义者，他发出了一通气势磅礴的皇皇大论：“我直白的跟你说吧，我厌恶人类，我憎恨整个世界。无论是我的遭际还是我的见闻，都让我恶心得不行。无论是生命还是生活，都让我受够了，做一个人成了我的负担。有时候我真羡慕一只狗，做一只狗可以不面对人的丑恶，可以奔跑在人的习俗和规矩之外——”
此刻的张钟鸣的确无法理解常修文，也就是理解人文知识分子这个土色的群体为什么把良知早早的淹没在自己的出道之前，得志之前，当常修文把冤死的何幸之，同样有着知识分子身份色彩的一个人物颠倒黑白的报道出去后，张钟鸣走向了悲悯的澄明，悲悯的澄明，我觉得这个说法应该可以概括摩罗现在的精神位置。一个人会无耻到这样的地步吗？用张钟鸣自己的话说：“他一定是经历了我们不可想象的绝望和毁灭，才突然产生了这么大的变化。他内心可怜成这样，我们惟有哀怜他才是。”
张钟鸣从常修文的报道中置疑写作的真实，他理不出头绪的困境证明人生的真实无从确立，谁可以完整的走进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常修文的变化固定了我们这个国家知识分子的际遇——变节。对自己知心朋友恶毒一击，这种内心的凄楚可以被他现实中越来越丑陋的嘴脸泯灭吗？不会的，知识分子的悲剧就是他在恶毒的时候内心有着不可，也无可告人的心理压力。这种压力也许可以缩小，但是不会消失，良心的啃嗜不会停止，当他只能以内心憎恶回应人间的时候，当他又不得像一条狗在复杂的生存斗争中低级的学乖的时候，这是多么大的悲剧？
张钟鸣无法承担自己内心的罪责，他不想被章世松那一炮，那以打着建设正义事业的旗号荼毒生灵的一炮，炸的他失去了灵魂。因为在是非颠倒的恶人面前，在血淋淋的暴力面前，他没有足够的道德勇气。只有事实成立之后，良心的巨大反弹酝酿出他的道义勇气。于是他想起了常修文，求助的时候，常修文恰恰从反面书写了他所求助的正义。他在反复的心理折磨中好不容易认同了的正义原则终于在常修文的书写中失败了。也只有悲悯，尽管这是没有世俗人格支撑的悲悯。
“我已经不能容忍自己，我不能活得如此卑怯和丑陋。我对章世松没有仇恨，他做过许多坏事，我一直尽量站在他的立场为他着想，可是他这样无缘无故地杀人，我再也没法为他着想。我只能通过追求他的责任，来拯救我自己。这样做其实也很卑鄙，可这符合正义原则的，因为他确实杀人了，他应该承担责任”
从要求章世松承担责任，到从常修文的变节引发的博大悲悯，还有别的什么支持张钟鸣的生存信念呢？
女性美也是小说一个主题，作者在许红兰这个女性美的化身上弄了很多细腻的描写，张钟鸣渴望在女性美的打击下寿终正寝，但是必须是黄昏。张钟鸣对许红兰的依赖是微妙的，他无法离开，准确的说应该是需要，因为许红兰的美就是一种超越，是“灵魂与肉体的双重进去”，可是许红兰的女性美无法安慰他那不安的灵魂，相反，张钟鸣早已经意识到，美是个邪恶的东西。两性之爱在寒冷中互相温暖，相濡以沫的真情真的能度过茫茫暗夜吗？
“张钟鸣心里充满了蒙受爱抚的喜悦和痛快，温暖的感觉像阳光一样照遍全身，甜蜜的滋味从他的舌尖、从他的心里、从他的每一片皮肤上一遍一遍幸福的漫过可是，痛苦的感觉越强烈，内心的渴望却越多，好像已经得的的每一缕幸福，都需要成千上万倍的幸福来陪伴，否则心里就更加寒冷，更加疼痛和绝望。当那成千上万的幸福来到的时候，渴望的空间又会膨胀得更加宽广，使得一个人的内心被渴望挤压的无法承受，只能倾跌进冥冥虚无之中无望的漂浮”
这是多么悲切而又真实的生命体验，有力的昭示着我们生存的内部的羸弱。
精神界战士，这是摩罗早年对自己的期许和定位，他身上显然有着鲁迅的影子，他的精神走向自然和鲁迅的精神走向有着价值上的一致性。鲁迅最后的精神面貌是虚无，鲁迅的虚无是对虚无的一种抗争，可以说他用过各种方法尝试过这种抗争，躲进会馆用孤独本身去抗争，然后以必无和可有的模糊关系进行呐喊，然后奔走于中华大地，灵台最终还是被神矢射中，他留局上海，只能在荒诞中争取生命的真实，以抚摩自己的伤口来获得生命真实的满足。他一直是反抗绝望，可是他不渴望绝望到底，希望就像梦一样罩住了鲁迅和他的彷徨的人生。而在摩罗的小说中，虚无体验成了彻底的虚无，坦白的虚无，既包涵了对人性幽暗的确信，有继续着对人性高贵的个体性追求。所以在他直面虚无的勇气中给虚无本身抹上了一层温情的色彩，既然虚无无法逃避，真实的生命选择就只有在虚无中确立。虚无的生命也不担当是局外人的选择，一头扎进荒诞的选择。
虚无面临着多重选择，荒诞的人生不是生存意义的价值担当，摩罗被基督教文化影响很深，但是他无信仰。一方面有着对人罪性的认知，一方面没有绝对的信仰，如何理解他的选择呢？
文学作品是一个民族精神生活的升华，作为一个多余的人，他的精神出路往往象征着一个民族未来充满生机的精神走向。也许我们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传统的力量，张钟鸣的归乡与中国知识分子的田园精神是否有其一致性？以悲悯精神的拯救撞击田园的诗意生存，我微微从文本中看到这种可能。作品中对村野的美景描写的确用的是田园笔法。而且此时的田园还有很多暴力场景在穿梭，一方面是田园自然风光的秀美，一方面是荼毒生灵习以为常的情态，这两种不同方向的描写给了田园精神新的精神意向，是作者放逐自己灵魂后的一次大彻大悟，是以知识分子这一古老的精神传统扣问虚无后暗示给个体的价值担当。
附记：通过叙事技操纵来获得价值的文学作品，一个层次上是语言和美的，比如民国的张爱铃和萧红，一个层次上是人性和思想，比如鲁迅，陀氏等等，任何一部杰出的作品都以自己复杂的形式蕴涵于文本之中，比如红楼梦。小说是以语言作为价值存在的，语言作为一种传统，最能解释人的存在。我所理解的语言作为传统是语言本身，而不是语言的工具性，比如，从时态上理解中西方人的差异性，语言关涉到我们最初的存在。但是小说作品的语言在于工具性的使用，所以要锤炼的精当，但是最美的语言应该是个体性的，是与作家自己的体验直接相关的，在摩罗先生的小说里，语言的锤炼很精道，但是我看不到非常个性化的语言，这或许是遗憾之一。此外，这部小说的结构很有匠心，在宏大叙事上的隐喻非常明显，但是我已经没有力气解读。这部小说对当代中国文学来说，应该是一种创见式的启示，现代意义的写作充满了超越生活的可能，可是眼下的中国文学作品的确是摩罗所批评的——复制生活。
一开始，我读这部作品的时候，以为叙事上不是很成功，因为毕竟摩罗已经很长时间不写小说了，而且也没有驾驭过长篇。现在看来我错了，我读的并不好，尤其是傻子留给我思考，我还无法认识傻子这一独特的人物在作品中所承载的精神信息，我只是隐隐的感觉到他的重要。我喜欢摩罗，强烈的感情色彩难免有失公允，说到底，真正了解一部作品，读懂作者本身都不是件容易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