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傅国涌先生惠赐的《百年寻梦》，我首先看的是后记。在后记里，傅国涌先生回忆了他的幼年时光。在灯光昏暗的夜晚，仰望星空，他“歪歪扭扭”的写下一句诗：星星的思想，可以与太阳媲美。我一下子被这句诗抓住了。这句幼年时写下的诗，其精神内涵，在傅国涌先生身上一以贯之。他在谈话中、文章里，不止一次的说到，他全部的写作，全部的理想，只是为了做一个有尊严的普通人。作为一个普通的公民来发言，不正是“星星的思想”么？《生活之树常青》这一访谈里，他说：“我愿意将做一个合格的群众演员作为我的人生目标，将‘做一个公民’作为最高的理想，做一个有尊严的人，过一种人的生活，自由地思考、自由地写作，始终保持独立的批判，这是一个多么美好的梦，假如能实现的话。”
可以说，《百年寻梦》也是傅国涌先生在寻找自己的梦。这本书给我感受最深的有两点，一是他为我树立了一个评价报人，乃至整个知识分子群体的标尺。二是傅国涌先生一直在做这样的看起来似乎细碎微小的事情，但里面却包含着“精神上的革新”这种努力。这种努力看起来也许成效微小，但这是最基础也最重要的工作，我们缺少的就是这种脚踏实地的、从一点一滴做起的细微工作。就像傅老师说的，我们总希望毕其功于一役，殊不知，人类文明的进步，从来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
事实上，从我的理解而言，不止这本书，傅国涌先生几乎所有的写作，一直就有着这么一个标尺。《金庸传》有这样一个标尺，今年《书屋》第二期《偶像的黄昏：从金庸到“金庸酒”——兼谈金庸与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难产》一文，也有这么一个标尺。批胡鞍钢有这么一个标尺，评龙应台也有这么一个标尺。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标尺呢？我觉得，《偶像的黄昏》一文中，这段话值得注意：“什么是现代人格？或者说一个现代型的知识分子应该具备哪些条件？起码应该包括这样几点：一是不媚权/不媚俗，摆脱外在力量的束缚，做一个独立、自由的个人；二是有社会责任感，对历史、社会、人生负责，有直面现实的勇气，是者是之，非者非之，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苟且，不虚饰；三是有专业知识或者专门技艺所依托的独特创造能力，能在某个领域作出新的规范；四是始终不渝地追求真理，说真话，不说假话。”
这是傅国涌先生认为现代知识分子所应该具有的人格，也为我这样的读者树立了一个标尺。对我这样的读者而言，有这么一个参照标尺极为重要，就像林贤治先生的《五十年：散文与自由的一种观察》一文给我的帮助。范美忠说林贤治先生文章“剥皮见骨，洞烛幽微”，诚然不错，但是林文对我的意义却在于，为我树立了一个评价散文创作的尺度。
在《百年寻梦》里，傅老师研究了大量的一手资料，钩沉历史，于是，百年历史在这本并不厚却颇见份量的书中翻涌，那个时代的杰出人物，一度因为意识形态等原因淡出我们视野的人物，一个个在书中复活。并且，在这个标尺的观照之下，傅国涌先生给予了他们恰如其分的评价。
比如蔡锷跟袁世凯的关系。袁世凯一向对蔡锷不薄，戊戌变法以后，蔡锷要去东京找梁启超，没有钱，袁世凯慷慨解囊，借给他1000元，蔡锷才得以到日本读书。但是当袁世凯称帝，做出“凶国害家之举”的时候，蔡锷毅然起来反袁，为国民争人格而不再兼顾私情。傅国涌评价说这是“真英雄的本色”，因为蔡锷是个“有知识分子品质的人”，“共和观念早已渗入他的骨髓”。
在《沈曾植：不知何处是故乡》一文中，傅老师感叹，在一个剧烈变化的历史潮流面前，一个旧文化、旧学问的集大成者，也曾呼吸过近代文明的空气，但因为思想跟不上时代前进的步伐，最终被历史抛弃。而对被视为“守旧派”的文化怪杰辜鸿铭，傅老师则这样评价：“许多人将辜鸿铭看成一个守旧派，其实她保守而并不守旧，他只是反对无秩序的、一步登天式的变动，主张在保守传统基础上循序渐进，说他是保守主义者更为确切。”
傅国涌先生秉笔直书，而内在的一条理路卓然可见，这就是他要以一个现代知识分子的标准，来审视，复活历史。
对于我这样一个中学教师，傅老师对《现代评论》以及胡适、叶公超等人的研究有直接的帮助。
在“三。一八”惨案之后，鲁迅固然写出了《纪念刘和珍君》、《淡淡的血痕中》这样沉痛悲凉激越的文字，一直被语文教科书立为反面典型的陈西滢教授，也写出了这样的文字：“可是，卫兵无论怎样的残忍，无论怎样的仇视学生，没有身居高位的明令或暗示，我想他还没有胆量干出这种惨酷残暴的行动来。
这主谋是谁，下令的是谁，行凶的是谁？他们都负有杀人的罪，一个都不能轻轻放过。我们希望特别法庭即日成立，彻底的调查案情，严正的执行各罪犯应得的惩罚。“
这有助于我在课堂上还原一个真实的陈西滢，屏弃以往教科书那种有意的曲解，不再单纯给陈西滢贴上一个反面人物的标签。可以说是一剂祛毒药，同时，也有助于我更全面的认识鲁迅。
而胡适、叶公超在鲁迅去世以后的表现，更让我们了解了一个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本色。
鲁迅去世后，苏雪林在给胡适的信中大肆攻击鲁迅。而曾被鲁迅骂为“焦大”的胡适，则复信责备了苏雪林，认为“鲁迅自有他的长处”。胡适在接到许广平请求“鼎力设法”促成出版《鲁迅全集》的信后，亲笔给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写信，全力促成了《鲁迅全集》的出版。
叶公超在天津的《益世报》增刊发表文章《关于非战士的鲁迅》，说道：“我有时读他的杂感文字，一方面感到他的文字好，同时又感到他所‘瞄准’（鲁迅最爱用各种军事名词）的对象实在不值得一粒子弹。骂他的人和被他骂的人实在没有一个在任何方面是与他同等的。”
胡适和叶公超的所为，显示了自由主义者的底色。他们服膺伏尔泰那句，“我不赞成你说的话，但我拼死命拥护你说你的话的自由”。傅国涌先生这样评价：“对他们而言，对意见的宽容，对异己的宽容，都是正常的，也是他们所追求和捍卫的。”
在《1933年：“新年的梦想”》一文里，有一段话我认为直中要害。这也是我读此书深有感受的另一处，读到这里，我废卷而叹。抄录如下：“其实，从‘大同世界’梦到这些山水田园梦，我们不难看出，中国知识分子心中有一个解不开的乌托邦情结（倒不是为了‘吃饭’这么简单），使他们很少愿意去梦想费事的、烦琐的法治，对做公民的兴趣微之又微，桃花源里做隐士的志趣却千年不灭；他们虽不满现状，却普遍向往着大同世界，总想一劳永逸地解决一切社会问题，一步到位，毕其功于一役。要么逃避、退隐，要么就追求宏大的大同空想，或者两者兼而有之，而对渐进式的社会改革、对点点滴滴的进步，向来就缺少足够的耐心，甚至不屑一顾。殊不知人类文明的每一进步都不是一夜之间完成的。1933年‘新年的梦想’从一个侧面暴露了出了中国知识分子致命的缺陷，那是传统农业社会造成的先天不足。”（《百年寻梦》第26页）
从1840年以来，我们不断的寻觅，五四高举德先生赛先生大旗，似乎找到了启蒙这条道路。但是终究“救亡压倒启蒙”，在启蒙还没有来得及展开，陈独秀等人就匆忙走上组党的道路，共产主义的乌托邦对中国知识分子的吸引，不是偶然的，而是植根在文化传统内部。而胡适所说“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句话，对我而言，也就获得了更加深刻的理解。
既然社会进步从来不是一朝一夕之间完成的，那么我们当下所要做的，便是立足于自己的实际工作，做一些扎扎实实的事情，这需要恒心和耐力，要有持之以恒的底气。这样再来看《百年寻梦》第一篇，梁启超1912年从日本回国，在各地演讲，国人万人空巷争睹梁启超之风采，但梁启超却担忧国内“人心、风俗之微”。梁启超认为国人的“堕力性”十分严重，“轻躁喜动，乏抉择之力，一也；暂动又止，不能为继续秩序之进行，二也”。一次伟大的运动，开始自然会对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社会、政府不会在一夕之间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所以要先立一个目标，“日之不足，继之以月，月之不足，继之以年”，这样才能获得社会的进步。梁启超实在是一个伟大的先知先觉者，这些话就像是对我们当前说的。而傅国涌先生在本书的第一篇就谈梁启超的担忧，又何尝不是面对着当下呢？
zhoura兄在《一个有尊严感的现代公民——傅国涌》一文的前面，写道：“这是一个在现代中国特殊政治下，褒有人文精神和民主思想的优秀知识分子写下的有尊严的文字，而为了这种尊严，傅国涌先生经历了人世无数风雨沧桑。因此在这则文字的开头，我首先向傅老师表示我深深的尊敬和爱戴。”我在给他的回帖中摘出了这段文字，因为这也是我的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