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业入关被拒事件是一起政治迫害事件。作为独立的人道救援项目负责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道主义者，被剥夺回国的公民权利，这表明胡温政权将对民运人士，政治反对派，维权律师、独立知识分子和法轮功人士的政治迫害正在进一步扩大化。江泽民时代尚允许我归国为父奔丧，胡锦涛时代竟不让我回家探母，这个体制在政治上的急剧左转和倒退，使人们预感到毛泽东时代的极权政治和政治迫害正在回归。
伯兰特•罗素将毋须人民认可的权力称之为“赤裸的权力”。不经人民委托的权力，大都经由革命暴力或军事征服夺取政权，之后又继续使用暴力这一野蛮的方式维持政权，并毫无二致地都演变成赤裸的权力。罗素又称其为“屠夫对羊羔”的权力。虽然，一个专制会以欺骗的手段诱使人民象羊羔般温顺地暂时服从，但是，更为普遍的是这个专制会更赤裸地使用暴力迫使不愿服从的人们长期地服从下去，以达到一个专制的政权所需要的“稳定”。
赤裸的权力都是非正义的，非正义的权力也都是赤裸的。政治迫害作为“赤裸的权力”的标志，习惯以非正义的手段制造假案冤案，捏造莫须有的罪名，轻则限制自由，重则逮捕入狱；或放逐海外，或禁止入境，或制造丑闻，或致死地而后快，以政治暴力制造恐怖环境和恐惧心理，以此扑灭政治和思想上的异见者和反对派的抗争。近期，中国政府为陈光诚律师安上莫须有的罪名，对高智晟律师进行政治诽谤，为郭飞雄律师制造一个假案，从限制他们的自由到将其逮捕，都是赤裸的权力制造的赤裸裸的政治迫害。
在一个民主法制的社会里，政治迫害少有所闻，即便有，也是非常态；但是，在一个专制和极权的国度，政治迫害却是常态，政治宽容反而是非常之态。一个坐在火山口上的政权，不使用镇压和迫害是无法维持的。他们总是习惯把政治宽松与他们的末日联系在一起，他们预感到一松即乱，一松则必垮无疑。於是，宁压勿放，宁紧勿松，宁严勿宽，沿着政治迫害的惯性，不断地扩大化。他们利用手中拥有的无限权力，残酷无情肆意妄为地从精神到肉体上对人民进行绑架和迫害，不仅仅对政治反对派，而且对维权律师；不仅仅对自由知识分子而且对普通的人道主义者，都一一不予放过。
政治迫害的不断扩大，一定是当权者面临巨大政治危机而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毛泽东或是为了扫清其走向权力的障碍，或是为了他的权力免于受到政敌的挑战，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就拉开了对政治异见者实行政治迫害和血腥大清洗的序幕。毛泽东在面临政治危机时使用政治迫害的技巧十分娴熟，不论是对党内的政敌高岗、彭德怀、刘少奇和林彪的清洗，还是对党外政治异见者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梁漱冥的肃清，都毫不例外地使用政治迫害的手法。文化大革命中更是将政治迫害扩大到了全民，波及工人、农民、教师、职工、普通市民，低级军官，这个时期的政治迫害和全民清洗可谓登峰造极。
在共产党的权力交替中，一方面，野心家和诽谤者不断地制造着惨烈的令人惊心动魄的政治迫害；另一方面，不断的政治迫害又造就出新的蠢蠢欲动的野心家和诽谤者。共产党的权力就是这样在政治迫害中完成传递的。从毛泽东 、邓小平、江泽民到胡锦涛，政治迫害的传统一脉相承。他们之所以热衷于政治迫害，因为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拒绝与他人分享权力，因为他们毫无例外地都是政治迫害的得益者。在政治迫害中高度集中个人权力，在政治迫害中巩固极权制度。毛泽东对刘少奇、林彪和周恩来的政治迫害，邓小平是得益者；邓小平对民主墙运动和六四的镇压以及对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迫害，江泽民是得益者；江泽民对后六四时代知识精英的肃清和对法轮功的镇压，胡锦涛是得益者。如今，胡锦涛正沿着政治迫害扩大化的道路走下去，一手在党内清洗政敌，如陈良宇，黄菊；一手扩大对民运、维权和法轮功的镇压，大有回归极权政治不可遏制之势。
政治迫害的不断扩大，标志着当权者的政治道德开始全面堕落和沦丧。政治迫害的规模越大，权力的政治道德就沦丧得越深；权力的政治道德沦丧得越深，政治迫害的规模就更为扩大。当人们批判一个专制的时候，通常是重点批判其权力缺乏合法资源，而不是批判它的政治道德，比如对於后极权主义，乃至对於权威主义亦如此。只有当这个专制丢掉道德的面纱滥用权力实行政治迫害时，人们才批判它作为极权政治特徵的政治道德的堕落和卑劣。政治迫害作为一种极权文化已深深镶嵌在共产党的机体内。腐败的权力不得不依靠滥施政治迫害来维持时，道德制约已变得无效，换句话说，它的道德资源已完全丧失。
罗素指出“赤裸权力的时期一般是短暂的”。共产主义没有征服欧洲却被欧洲和平地征服，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深信中国回归极权政治无论结果如何也将是短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