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郁与我提了几次，让我写一写当年编辑《八面来风》、也即是《大陆》第三期的过程。对这种陈谷子烂芝麻的往事，我觉得当回子事去说把它并无多大趣味。但郁郁是老朋友了，情面难却，那就把陈年往事拿出来翻晒翻晒。
80年代初中期，在一些文学青年中开始盛行油印地下刊物，受此风气影响，85年的时候，我也产生了编一本诗歌刊物的想法。当时，有些青年诗人的作品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在阅读他们作品的时候，我还写过一些简短的评语。所以，最初我并不想简单地编一个诗歌合集，而是一个具有个人色彩的点评本。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是不自量力了，要点评这些才具颇高的诗歌作品，实非我当时的能力之所能及。
我当时找了郁郁，希望能得到他的支持。写诗的人里，郁郁是我第一个认识的朋友。郁郁当时在我的眼里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作风干练，自信、热情，而且黑白两道都吃得开，这就是郁郁当时给我的印象。
其时，郁郁正在编《大陆》第二期。听了我的想法，郁郁觉得点评本并不那么容易做好，而且吃力不讨好，他因为正在忙于第二期的编组工作，所以希望我能支持他把《大陆》第二期做了，然后我们再来做这本当时尚未定名的青年诗选。
那时候京不特刚从学校毕业，被分配在向东中学当数学老师。向东中学距我家甚近，所以我们的交往就开始密切起来，编诗集的事自然也就少不了他的参与。
《八面来风》这个题目是郁郁的贡献。我们最初选定的名单是八个人，所以郁郁说可以取名叫“八面来风”。不过，后来名单扩充了，尽管增加到12人，但叫它“八面来风”也未尝不可，所以这个名称就保留下来了，也为这本诗集增色不少。
在编《八面来风》之始，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是：一、上海地区没有一本集中展示本地区诗人实力的诗歌作品集，我编的这本东西应该能弥补这一缺憾；二、在确定作者的基础上进行组稿。这个想法，在与郁郁商量后被确定下来。
后来的事情就很简单了，我们分头去做各自的事情。这个“我们”指的是我、郁郁和京不特。在这本诗集中，差不多有三分之一的稿子是由京不特组来的，其余是我和郁郁各占三分之一。郁郁在编刊物方面很有经验，所以在这本诗集的整体把握方面，郁郁起了关键的作用，提出了许多有益的建议。比如在作者的安排和编次上，郁郁都给出了决定性的意见，然后经我们商讨后确定下来。另外在诗集的扉页插入12位作者的照片（复印），也是郁郁的创意。当然，这个不错的主意却给了我这个具体执行人的工作增加了难度。那时候，要找到一个复印的地方可不象现在这么容易。幸亏有一位在飞机制造厂工作的朋友帮我解决了这个难题，使这本诗集得以如期装订。
说到这儿，自然就说到这本诗集的封面上来了。本来这本诗集就叫《八面来风》，并没有和《大陆》沾上边，而且我一直觉得，我编这本东西是我的一个比较个人化的行为。真是因缘凑巧，郁郁在编《大陆》第二期的时候，多印了很多封面。郁郁说，干脆我就不要再去印封面了，就把那些没用完的封面拿来用了。虽然我不太情愿这么做，但郁郁力陈利弊，说服我接受了这个建议，使我无意中上了《大陆》这条船。为了与前两期《大陆》示别，我特地去刻了一枚印章，在封面的显要位置摁上了“特刊”两个字。而这本“特刊”最后被人们习惯地称为《大陆》第三期。
不过，在编辑这本诗集的过程中，我与郁郁的意见也有许多相左之处，但是郁郁的大部分意见最终还是被我采纳了。这一切都基于一点：这本集子越编到后来，越让我觉得这不是纯粹我个人的事，我不想让这本逐渐成型的诗集中途而废，于是个人的得失必须先放在一边。而事实上，最后证明在许多方面郁郁是对的。
不管怎么说，这本诗集在当时对于报道上海前卫诗人的整体实力来说，无疑是成功的。人们通过这本诗集，较为集中地看到了上海地区的诗歌面貌，同时为这些诗人日后获得更为广泛的声誉打下了基础。
到1986年底，诗集终于印出来，我与京不特一起来到了位于南市区的某誊印社，将飘着油墨香的诗集取回来。此时我的心情甚为复杂，我付出的劳动终于有了结果，大半年来一系列琐碎的工作所带来的疲累和繁闷终于还是被欢乐所取代……
民主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