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伦斯1885 年出生，到今年9月11日，是他120 周年冥寿。作为劳伦斯译者，很想做点什么来纪念他，恰巧有出版社约一本他的散文随笔集，相信这是天意了。便欣然裒辑了其若干文艺随笔并补译几篇，聊作纪念，同时藉此机会梳理一下劳伦斯文艺随笔写作和出笼的背景故事，与读者分享。
劳伦斯的文艺随笔内容不外乎冯亦代先生当年一本书名的四个字，即“书人书事”。但劳伦斯与众不同处在于，他自幼习画，绘画才能十分了得，日后一边在意大利写作《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边激情作画并在伦敦轰轰烈烈举办了画展，堂而皇之出版自己的绘画集，但其画展和小说一样命运多舛，惨遭封杀。因此他的文艺随笔除了书人书事，还有一类文字谈画，既谈他个人的作画经历和心得，也褒贬国内外的专业画家，且以针砭为主。
劳伦斯早期写有一本长篇文艺随笔《哈代研究》，拖到身后的1932 年才出版。这次没有节译汇入，不仅因为那是一部长篇，与独立成篇的短文合并一册难成“体统”，还因为特殊遭遇的影响，劳伦斯在写作中离题，把这本书写成了一部他自称的“我心灵的告白”甚至是“我心灵的故事”，几乎“除了哈代”，广为涉及：哲学，社会，政治，宗教，艺术等汪洋恣肆地展开去，一发而不可收，可说是一部奇书，必得独立出版方能彰显其非凡。而这样的长篇随笔却因为曲高和寡而难有独立出版的机会，摘译则有断章取义之嫌，所以暂付阙如也不失为良策，但有必要在此说明这部长篇随笔的重要价值。
话说1914 年夏天，劳伦斯从意大利回到伦敦与他“终生难遇”的德国女人弗里达成婚。此行的另一目的是与出版社接洽他自以为是创作上颇具突破性的长篇小说《结婚戒指》（后改写为《虹》）出版，果真是劳伦斯最具艺术水准的名著）。这时的劳伦斯刚刚因为新作《儿子与情人》的出版享誉文坛，正踌躇满志甚至是志得意满，前途一片灿烂。有出版社慕名约稿，请劳伦斯加盟一套名家作品鉴赏书系，写一本关于哈代的小书，书系的特点是当代青年名家论当代老名家。这种小小的约稿对一个声誉正隆的作家和诗人来说易如反掌，劳伦斯欣然接受，开始系统阅读哈代作品，准备一挥而就交差了事。但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节约纸张，大战期间出版社半年内不再出版新书，小说遭到退稿，劳伦斯无法得到预期的版税，立时陷入贫困境地，靠朋友捐助维持生活。对这次物质主义加帝国主义的战争，劳伦斯和许多文学艺术家一样持反对态度。但他此时却因身无分文及意大利可能卷入战争而无法离开英国回意大利。战争及由于战争衍生出来的社会问题和个人际遇，令他的《哈代研究》“一怒之下”写着写着脱离了哈代研究主题，写成了一部“大随笔”。这样的文艺随笔为他以后汪洋恣肆、谈天说地的随笔风格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还有，它为劳伦斯写作其史诗般的小说《虹》找到了哲学根据，其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过分。
在这部文艺随笔里，劳伦斯有两大发现：其一是文学创作中作家的观念与创作之间的矛盾问题：一部小说必须有一个形而上的哲学框架，没有哲学理念的作品不成其为大作品；但如何让这个理念的框架服务于和服从于连作家本人都难以企及的无意识艺术目的而不是相反，最终决定了作品的成功与否。在他看来，哈代和托尔斯泰的小说每当理念大于小说时，都失败了。劳伦斯的这个理论与后来大家熟知的马克思主义文艺观里“作家世界观与创作的矛盾”及弗洛伊德主义里意识与无意识的冲突理论是不谋而合的。其二是艺术家自身的“男性”与“女性”之间的冲突问题：劳伦斯认为每个作家在写作时都经历着内里两性的冲突，其“男性”代表着理性、意识，决定着作品的形而上的理念形成，而其“女性”则代表着无意识和生命冲动，决定着作品的艺术流向。只有这种两性的冲突和互动才能催生出优秀的艺术作品，只有当这两性的冲突和斗争达到某种和谐状态时，作品才能成为真正的艺术品。劳伦斯的这个理念与后现代理论对于“性别学”（gender study）的痴迷关注是一致的。考虑到劳伦斯在1914 年就对此有了如此的真知灼见，即使这本书拖延到身后的1932 年才发表，在时间上都可以说劳伦斯在这一点上是开了“后学”之先河的。
正因为劳伦斯在早年就形成了自己独到的文学理念并身体力行实践之，他的文学作品才可能成为文学的长青树，无论持任何一种观点阅读劳伦斯，都可以在他身后的这些不同年代里各种文学理论的沉浮中得到崭新的读解效果。足见劳伦斯的多数作品是在这两方面达到了完美结合后的产物，即理念与无意识的艺术目标相一致、自身内里两性的冲突达到和谐状态。
这之后的《美国经典文学研究》，号称“研究”（studies ），实为随笔，且是个性化十足的随笔。此书是劳伦斯耗时四年完成的（1917－1921），一共12篇随笔，边写边在杂志上发表，1922 年全部改写后到1923 年才在美国结集出版。这本批评集当年反响不大，但随着后人对劳伦斯研究的深入，这本小说家论小说和小说家的随笔集终于引起重视，被誉为“现代文学批评中少有的杰作之一”，它“不仅具有历史意义，亦是对（文学）批评的永久贡献，本身就是一部血运旺盛的文学作品”。其特色是“破坏，涤罪，创造”，是一副“解毒良药”。这组随笔力透纸背，为劳伦斯一段特殊悲惨的人生体验所浸润。一个小说家和诗人何以花费如此漫长的时光写作小品文，其写作背景不可不交代。
观察劳伦斯这个阶段的创作，不难发现，在1915 年前这位以长篇小说和诗歌风靡英国文坛的青年作家和诗人，居然一连几年没有长篇巨制出版。他是陷入了生活与创作的深渊而难以自拔。这是劳伦斯人生中最黑暗和尴尬的一章，有人称之为劳伦斯的“噩梦时期”，但又岂是噩梦二字能了得？
1915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风起云涌之时，劳伦斯史诗般的小说《虹》因有反战倾向而惨遭禁毁，罪名却是有伤风化，“黄过左拉”。劳伦斯在英国名声扫地。此时的他从《儿子与情人》声誉的顶峰遽然跌入事业与生活的谷底。作品难以在英国出版，贫病交加，几乎全靠朋友捐助过活。伦敦之大，居之不易，甚至连伦敦外围的几个住处生存都难以为继，只好选择生活费用低廉的西南一隅康沃尔海边蛰居。在这捉襟见肘，几乎与世隔绝的日子里，劳伦斯仍然笔耕不辍，完成了另一部号称探索现代人方寸乾坤的长篇小说《恋爱中的女人》。但这部文稿在伦敦的各大出版社旅行数月，最终仍遭退稿（四年后才在美国出版私人征订版），理由很简单，劳伦斯是有“前科”的作家，哪个出版社都不敢承担再次禁书的后果。彼时他能够在英国出版的只有前几年创作的爱情诗和意大利游记这类销量很小、版税很少的非小说作品，既不能给他带来声誉，也不能改善他的贫困状况。
劳伦斯受着官方和右翼文化势力的排斥和扼杀，他们欲置其于死地而后快。他唯一能够亲近的文化界人士是自由派即著名的剑桥－布鲁姆斯伯里文人圈子，这是那个时期英国文化的良心之所在，也是英国文化艺术精英中的精英，他们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亦持反对态度。但这些人在生活态度、社会观念和文学理念上又令劳伦斯感到无法溶入，与他们的分歧导致关系决裂。这个圈子里的主要人物如罗素、福斯特、凯恩斯和女施主墨雷尔夫人等文化名流和年轻的艺术家都曾对他垂青，他也对他们有过爱慕、敬重，也受惠于他们。但他出身低微，自尊心不容任何怠慢，甚至不容任何人的降尊纡贵，久而久之，一旦平视这些文化精英，也就难免发现他们身上人性的弱点或污点，以他的苛刻和尖锐，无法与之为伍，也就是自然的事了。反之，劳伦斯在剑桥－布鲁姆斯伯里文人的眼中本就是一个外省穷才子，出于对一个写作天才的爱护，他们对他悲悯为怀，关爱有加，但不料这小镇工人的儿子自视甚高，还挟出身于德国衰落贵族之家的妻子以自重。那个与他私奔后结婚的德国妻子弗里达也没有为人妻应有的谦卑，时时处处插话插手，很不合时宜，甚至成了劳伦斯与大家交流的障碍，大家渐渐冷落甚至恶意中伤劳伦斯也就不足为奇。福斯特在给劳伦斯的一封绝交信中表示他仍乐意与作家劳伦斯交往，但决不同“劳伦斯夫妻店”打交道，极力排斥弗里达参与劳伦斯的社交活动。还有劳伦斯察觉出这个文人圈子里南风颇盛，两相对照之下，他亦发现了自身的断袖倾向，以他的道德标准，这无异于洪水猛兽，理智上他努力与之决裂以求得自身清白。劳伦斯在道德上的恐惧也是他与这个强大的文人圈子失和的原因之一。
劳伦斯因此失去了在英国文化界唯一的强力支柱，只能作为一个拮据的写作个体，靠着几个边缘文化人和还算善解人意的代理人的周旋，在人心叵测的英国文坛上苦苦沉浮，陷于随时都被淹没的危险境地。有人说，与这个文人圈子的决裂使劳伦斯得到文坛承认的时间推迟了二十年。不仅如此，劳伦斯对当年文坛上的主流巨擘如萧伯纳、班奈特和威尔斯也不曾有攀附之举，反倒时而表示出对他们作品的不屑。这种处世态度本身就将自己置于孤家寡人的境地。我们可以说是天性使然，也可以称之为“文人相轻”，但在劳伦斯刚刚开始步入文坛的时候，在别人眼里他是不具备“相轻”资本的，只能被上流文人看作是少年狂妄，遭到孤立被认为是咎由自取。对于1910 年代中期的这段恩怨，任何人都难以做出公断，只能留给历史。如果劳伦斯的妻子不是弗里达，如果弗里达甘做“贤妻良母”，如果劳伦斯本人不那么偏激、不压抑自我去殉道，如果那些上流文人多点平常心和爱心……结果就不会是这样令人扼腕。作为后人和外国学者，重要的不是试图公断这种剪不断理还乱的文人感情纠纷，而是了解真相，从中总结一些共性的教训：文人之间到底该怎样相处才算适度，总体上处于社会弱势的文人们该怎样既相互关爱、拔茅连茹又不因过从甚密而导致琐碎世俗甚至在异性和同性感情上纠缠。但无论如何，劳伦斯是处于弱势的，因此是更多受到伤害的一方，劳伦斯也因此心生报复，在《恋爱中的女人》一书中“就近取材”，将几个熟人做了小说人物的“模特”，差点引起名誉官司，其中一人的诉讼威胁还是以劳伦斯赔付其50英镑而私了的。
此时劳伦斯唯一的救命草就是美国。从他的长篇处女作《白孔雀》开始，美国的出版社就一直很关注他，为他的作品出版美国版。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美国的杂志还约他的稿子。他成了一个从未去过美国的名副其实的美国作家。这片同文同种的新大陆对劳伦斯充满魅力，他准备战后一俟得到护照并获得允许离境就首先去美国。这个契机促使他关心起英国人不屑关注的美国文学作品，边读边写读书随笔，这同时也是为自己移居美国后做一系列的文学讲演做准备。事实证明，劳伦斯此举不仅在当年傲视一切的大英帝国是首创，他甚至比美国本土的批评家更早地将麦尔维尔等一批美国早期作家归纳为“经典”，其视角之独特，文笔之犀利，更无前例。就是这种无奈中的阅读让劳伦斯写出了一部不朽的文学批评集，一枝独秀于文学批评史。可见一部杰出的作品并非出自杰出的动机。
劳伦斯的其他文学批评随笔和画论随笔则散见于各个时期，但从时间上看集中在1925年前后和他生命的最后两年1928－1929年。1925年是劳伦斯长篇小说的一个“休耕年”，他似乎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今后的创作方向问题，因此写下了一系列关于小说和道德方面的创作随笔，探讨小说的真谛，为今后创作上的突破进行理论准备。也就在这时，从16岁开始长期困扰折磨他的气管炎和肺炎终于被确诊为肺结核三期，在没有发明出抗生素的年代，这等于宣判了他的死刑。眼看大限将至，自己还在创作上徘徊，劳伦斯肯定心急如焚。他在给澳大利亚女作家莫莉。斯金纳的信中说：
我还是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你可以与你所创造和记录下的人物及经验生死交关，它本身就是生命，远胜过人们称之为生命的俗物……
他的理论探索为他的扛鼎之作找到了关键词，这就是要张扬“生命”。其实劳伦斯1912 年与弗里达私奔到嘎达湖畔时就已经通过直觉触及到了生命最终结束之时那部惊世骇俗的小说的主题了，其理念在游记《意大利的薄暮》中已经初露端倪，他要做的只是等待和寻觅，寻觅将这理念附丽其上的人物和故事，从而将这理念戏剧化。这一等就是14年，等到医生宣判了他的死刑。随后他在1925年和1926年最后回故乡两趟，看到英国中原地区煤矿工人的大罢工，看到生命在英国的萎缩与凋残。待他再一次回到他生命所系的意大利，在那里，阴郁的故乡与明丽的意大利两相比较，两相冲撞，于是，潜隐心灵深处多年的小说主题终于得到戏剧化，终于附丽于麦勒斯和康妮两个生命的阴阳交流之上。这就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而1925 前后他在理论上的探索肯定使他的创作理念臻于成熟，对小说的成型不无裨益。
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出版后遭到查禁，劳伦斯的画展也惨遭查抄之后，劳伦斯以羸弱的病体写下了泣血文字《为〈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辩》等，是他生命脉搏最后顽强跳动的记录，是一个作家论画的绝唱。在《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备受攻讦、横遭厄运的那一年，劳伦斯委托友人为之筹备在伦敦举办画展，展出自己的25幅油画和水彩画并出版其绘画集。这些画是劳伦斯近3年来身染沉疴坚持笔耕之余的呕心沥血之作。这些绘画一经展出，便颇受观众和收藏家青睐。短短20天中，观众流量达12，000 人次，其中几幅画立地成交售出。那些天中，华伦美术馆门前书有劳伦斯名字的鲜艳旗帜迎风招展，观众络绎不绝，称得上1929年夏天伦敦城里蔚为壮观的一景。吸引观众的还有劳伦斯那洋洋万言的绘画集自序，实则与其绘画无半句干系，全然是对衰败的英国绘画和穷途末路中英国画家的药石之言。汪洋恣肆，铺张扬厉，嘻笑怒骂，诙谐洒脱，以画家的资质写下的这些画论随笔全然是他对自己多年来体验生命和艺术关系的高屋建瓴之总结，而其文采之斐然，又非单纯的画家所能及，因此是无双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