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　泳：新思想旧习惯——温暖的老习惯

记得有一年萧乾先生到太原来，他是常风先生上个世纪30年代的老朋友，在《大公报》写书评时，交往很多。那时他们都已是80多岁的老人，常先生行动不便，他家住在二楼，但萧乾先生告辞时，常先生执意要送到楼下，这是一种待老朋友的老习惯。
　　
所谓礼仪，是人在社会生活中自然形成的一种习惯，它有各种形式。礼仪的形成，我们虽然不一定说得出它的道理，但总有它的合理性和道理在，比如“三叩九跪”是旧时代的大礼，我虽然不懂它的形成过程，但我不简单否定它的道理。没有仪式，就没有庄严，没有庄严的形式，就没有实在的内容，所以凡宗教都要有一些仪轨。不过最高的礼仪，我以为不是表面的规则和程式，而是内化为一个人的精神气质，这可能是礼仪的最高境界。
　　
我特别难忘中国老辈学者的一些风度和一些旧习惯。比如平辈论交，只要你是老辈的朋友，不论老辈的孩子年龄多大，你的辈分都和老辈是一样的，我不认为这是一个简单的客套，而是有深厚文化根由。当年常风先生还在世的时候，我常去看他，他那时已不能下地，但每次都要让家人送我下楼。常风先生是钱锺书同班同学，长我50多岁，但常先生从来没有叫过我的名字，任何时候都是“谢先生”。他每出一本新书送我，题词都是“谢泳兄指正”。也许可以认为这是旧习惯，但我感觉非常温暖。
　　
老辈学者间的礼仪，凡能感动我的，我平时看书就记下来，下面是三则笔记。
　　
1.职业境界
　　
我听章诒和老师说过，旧艺人有一个习惯，不论走到何处，凡在街头见到自己的同类，都要有所表示，不论对方是卖唱还是卖艺。我曾问过这是为什么，她说那是我的同行。这个境界，我以为可以称为职业境界。职业境界并不仅仅包括一个人的职业德行或者操守，它包含着对同类的尊敬，它其实有相当的超越性。
　　
从近代以来，中国知识分子都面临一个由旧到新的转变，这是时代的趋势。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钱玄同和刘半农都是从旧时代走出来的新知识分子，他们对旧时代的批判可以说是毫不留情的，钱玄同甚至说过废除汉字、40岁以上的人都该杀这样的激愤言辞。
　　
对这些教授的由旧到新，人们其实不必过于认真，以为他们的从旧到新，就是一个与传统决裂的过程，发现新的就要抛弃旧的。但事情往往不是这样简单。
　　
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在近百年的现代化进程中，一直是比较有创造性的，这种创造性可以通俗地表述为他们知道好坏。许多事情在我们今天看来，也许会有不同的评价，但看他们的初衷，我们没有发现有什么是他们从一开始就想办坏的，事情没有向着他们所想的方向发展，这不能怪他们。所以对于旧大学里许多教授的言论，我们总要结合具体的语境来评价，方能较为接近于实际，也比较合情合理。传统中的好东西，没有人为了追求新就一定要抛弃，他们的过激话，往往大抵是一种恨铁不成钢的态度而已。
　　
钱穆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钱玄同和刘半农的一件事，从中不难看出他们的气质。钱穆说：“某年，章太炎来北平曾做演讲一次。余也往听。太炎上讲台，旧门人在各大学任教者五六人随侍，骈立台侧。一人在旁作翻译，一人在后写黑板。太炎语音微，又皆土音，不能操国语。引经据典，以及人名地名书名，遇疑处，不询之太炎，台上两人对语，或询台侧侍立者。有倾，始译始写。而听者肃然，不出杂声。此一场面亦所少见。翻译者似为钱玄同，写黑板者为刘半农。玄同在北方，早已改采今文家言，而对太炎守弟子礼犹谨如此。半农尽力提倡白话文，其居沪时，是否曾及太炎门，则不知。要之，在当时北平新文化运动盛极风行之际，面此诸大师，犹亦拘守旧礼貌。则知风气转变，亦非咄嗟间事。”(《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57页)。中国人讲天地君亲师，这不是一句空话。
　　
2.不以政治论成败
　　
旧大学里，教授之间的关系很微妙，但总体说来，还是人情味较浓的，那时对于多数教授来说，他们评价一个教授的好坏，并不因他的政治观点而有偏见，将一个人的为人处事和他的政治活动分而论之，是文明程度较高的表现。
　　
杨树达在他的回忆录中曾说过他和陈独秀的一点关系。他说有一年：“从清华入城，车中遇邓叔存(以蛰)。告余云，陈独秀在狱中，专治文字音韵之学。今日正以陈缄嘱，入城购余所辑《古声韵讨论集》云。余因邀叔存来余寓，以《清华学报》所载余说字之文单印本二册，一，《形声字声中有义证》，一，《释》以下十一篇，交叔存，请其转致。余与陈君不相识，惟曾见其著一说字谊之书，颇便初学。文学革命时，陈、胡并称，然陈之小学知识在胡适等人之上也。”(《积微翁回忆录》第89页)
　　
遥想当年，陈独秀在北京大学是何等生气，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后来的道路也很曲折。邓叔存、杨树达都是对政治兴趣不大的人，但他们并不因此而反对别的教授对政治有热情，这也不影响他们之间的友情。陈在狱中研究文字学，得到他当年教授朋友的帮助，其中就有他不相识的杨树达先生，教授和当时知名的政治犯往来，也很自然，这和陈独秀当时的社会声望有关，但也与当时教授之间形成的不以政治论成败的做人准则有关系，在旧大学里这是为教授们所默认的一种行事原则。
　　
陈独秀1944年客死四川江津时，据说当时各种人士都有表示，连蒋介石都送了赙礼。
　　
3.教授欣赏学生
　　
在老北大，教授和学生之间有一种今天已不常见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特点是教授和学生的平等。当年北大的那些教授对于学生是很看得起的，尤其对那些有才华的学生，教授们更是备加爱护，在他们身上真有得天下英才而教之的喜悦，这种风格也是老北大诸多传统中的一种。
　　
柳存仁先生曾回忆说，北大的教授向来不惜推崇学生们的独到的特殊成绩。在北大，至少在沈兼士先生的口里，常常称赞大学四年级学生周祖谟的对于文字声韵的精研，而大学一年级的俞敏的语言学的训练，也叫罗常培先生大吃一惊。
　　
后来周祖谟进了中央研究院工作，俞敏也做了北平中国学院的讲师，不负师友们的赞许和钦佩。胡适之先生在上课的时候也常常提起丁声树、陶元珍、吴晓铃。特别是在大学一年级的学生面前。对于丁声树先生，胡适先生从来不说丁声树是我的学生，他只是说：丁先生也是北京大学的同学。(《北大旧事》第304页)
　　
一个大学的学风不是空洞的，一个大学的传统也不是抽象的，它总是要由许多具体的东西来体现，老北大有那么多故事，有那么多趣事，不能说件件都能落到实处，但这些故事的流传本身就包含着让人怀念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