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峰刚乞讨完，黄辉又提出“希望被人包养”，陈村更发表了一封《致中国作协金炳华书记的公开信》，呼吁支持纯文学创作的“专业作家”制度能够吸纳史铁生，帮助他解除后顾之忧，使之能创作出更好的文学作品。
陈村在公开信中说：“史铁生目前只是北京作协的合同制作家而非专业作家，这是一种临时雇佣关系，不但经济收入不如专业作家，还很不稳定，更糟糕的是没有医疗保障。他接下来年纪更大，写作会更困难。而他妻子本身也是残疾人，即使有出版社的工作，也没多少财力来负担他的医疗费用。像他这样的作家，我们怎能袖手不理？人要老去、要生病，写作会有低潮高潮等实际情况。文学创作是件奢侈的事，如果不给予必要的支持，那就玩不起了。”
陈村的信是中国作家被圈养的可悲结果。中国作家是有体制内外之分的，体制内的属“圈养”，体制外的属“放养”。与围城不一样，在体制外的人想进去，进去的人大多都不想出来了，因为在体制内的作家才是名副其实的“作家”，而且有一个铁饭碗，汗涝保收，就如陈村自己所说“没有后顾之忧”。
所谓“专业作家”即由政府拿纳税人的钱供养作家，作家高枕无忧地写作。作家本应该是纳税人，不应该吃纳税人。完全靠稿费生活，不拿政府一分钱，是一个作家最起码的尊严。如果纳税人拿钱供养作家，作家的版税等收入是不是应该分给纳税人呢？
这种“圈养”的体制也让作家没有了骨头，中国当代作家大都是从计划经济中熏陶出来的，他们大多可以没有作品、可以没有自己的观点，但却不能没有“体制”。在体制之下，他们发出的声音便有些“可疑”了。作家首先需要的是独立，在国外，也有很多作家从政，但在从政之前他们是独立的，是不依附于任何“体制”的。
中国80后的作家也大多是靠作品、靠书商养活自己。韩寒一本《三重门》的版税就达160万，郭敬明凭借《幻城》和《梦里花落知多少》也拿到了两百万人民币。也难怪这些靠作品养活自己的作家会嘲讽体制内的作家，韩寒就说：“对于洪峰，首先，他不是一个作家，不是说进了作协就叫作家。是否独立，是否爱国，才是标准，不依附于哪个部门吃大锅饭，有生存能力能自己养活自己，才是标准。”他又说，“任何真正的当代的作家，都爱国爱人民，但不会是由政府养或者作协养着，如果盼着这钱过日子，你就是贱”。这话说的并不是没有可商榷处，但从其核心思想并没有错。
在中国还有一个怪现象，如果你不是作协会员，纵使你有再多作品，你也不是“作家”；如果你是作协会员纵使你只发篇小文章你也是作家。中国作协近年来也敞开了大门，越来越多的人跻身为“作家”。目前，中国作协会员总数达7690人，其中，近五年间新增会员1661人。
“圈养”的体制僵化，只会扼杀作家初始的灵性，并最终令其暮气缠身。比如久振难兴的京剧，政府为助其复兴，曾大把大把地花钱为其“输液”，可结果是各地京剧团体照样不死不活，靠政府接济度日而苟延残喘的衰败景象依然如故。原因就是“圈养”的体制在扼杀了其活力的同时，还滋生了其原本没有的惰性。而要彻底解决此间的矛盾，便只能改“圈养”为“放养”。既然他是作家，就让他靠自己作品养活自己，而不是伸手向纳税人要，他没有那个权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