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受难当做勳章，把受害视为道德，是党外运动以来本土论述的主要诉求。从民主追求的立场来看，被压迫者绝对有其应有的权利要求平反，要求赔偿，要求真相。这样做，是建立转型正义的初阶步骤，也是完成历史解放的必要任务。将近三十年来的抗议与批判，民主 运动确实已为 台湾社会开创全新格局，并且也使党外运动成功达到政党轮替的目标。以和平演变方式取得政权的事实，不仅是台湾史上极其动人的成就；从东亚范围内反殖民反威权的历史来看，也是相当骄傲的纪录。
民进党执政六年来，似乎并不认为台湾社会已获得解放。由於两次总统选举都是以些微票数险胜，掌权基础还未稳固， 民进党陷於困境之际，总是习惯地回到受难与受害的历史情境，寻求本土论述的动力，以争取草根民众的支持与认同。这种政治策略的操作，在一定程度上诚然获得强烈的回应。毕竟受难式勳章与受害式道德，最能立即有效唤醒曾经有过的历史记忆，从而在最短时间换取草根民众的同情与支持。
政治目的达成同时，民进党对民主精神与社会文化已构成严重伤害。利用历史平反运动得到政权的民进党，似乎并未意识到本身在民主转型过程中已升格为全民政府。一个民主政府，除了必须照顾其治权下每一族群、性别、阶级的权益与意愿，还必须进一步尊重他们之间各具差异的历史记忆与文化传统.但是，站在权力最高点的民进党，却不断制造台湾社会还未解放的假象，持续燃烧历史悲情，并且努力不懈地 开发被压迫的情绪.
殖民时代与戒严时代的历史当然必须重新反省，但民进党所做的反省却只是为了巩固化、永久化本省族群的被压迫意识.这是 民进党政府把自己塑造成本土政权的重要策略。依循这种思路推演下去，历史上同样受到压迫的外省、原住民族群就全然受到抹消遗忘。更严重的是，本土政权似乎只是代表本省族群，特别是 台湾南部的福佬族群。一个世纪初的民主政府，竟只表现出世纪末的思考，已为丰饶的本土与开放的民主带来无可估算的损害。
在新世纪台湾，民进党的历史使命应该是为长期存在的族群紧张关系解除危机，而不是制造更大危机.从来没有一个民主政府是以文化自卑感来凝聚国家认同，更没有一个本土政权是以偏颇的族群意识来建立文化主体性。纵然是以些微票数胜选，民进党代表的是社会内部所有族群的共同利益。握有庞大权力的民进党必须承认，岛上的每一住民，无论其意识形态或政治立场为何，都是构成台湾文化主体不可分割的一分子。
今天民进党对於本土的定义，已完全悖离党外运动时期的理想精神。记得陈菊在七○年代答覆外国记者访问时，曾经如此诠释党外：「除了少数的国民党党员，台湾社会的每个住民都属於党外。」这种胸襟与气度，正是党外运动能够蓬勃开展的主要原因。如今，民进党开始演绎出一种思维逻辑：阿扁等於本土政权，挺扁就是支持本土政权。凡是不挺扁的，就被排除在本土的定义之外。党外运动能够汇聚 女性、农民、工人、原住民、外省族群的力量，就在於它有足够的智慧能力包容所有期待解放的不同成员.现阶段民进党掌权之后，反而与所有社会运动力量彻底切割，就在於它窄化、矮化了本土的意义.
弊案被揭发、法案未能通过时，动不动就指控这是「中国人打压 台湾人」，受到报纸电视批评时就毫不迟疑戴以「亲中媒体」的帽子。台湾的民主 体质有那么脆弱吗？勇敢的台湾人有那么怯懦吗？争取言论自由原就是民进党的主要建党精神，到今天竟然还不能以开放态度看待不同的思考。「台湾前途由台湾全体住民共同决定」，这也是 民进党建党以来的基本党纲.对於不同的言论，执政党只能以更民主的方式予以反驳或辩护，绝对不可使用族群对立的策略继续扭曲分化。
犹记得二○○○年阿扁当选总统时，公开宣称「台湾人民站起来了」。当他说出这样的语言，应该是指台湾社会已经走出历史的囚房，也是指受到威权束缚的台湾住民已经获得洗涤的空间 .绿色执政六年之后，站起来的台湾人民又开始产生前所未有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不是来自海峡对岸的武力威胁，而是来自社会内部族群之间的紧张情绪.本土政权会发展到如此封闭的地步，令人无法理解。
可以预见的是，直到二○○八总统选举之前，民进党显然无心也无意解除这种族群危机.强化历史受害的记忆，窄化本土意义的内容，一方面是为了稀释阿扁弊案缠身的印象，一方面也是为巩固深绿选民的基本盘.然而，台湾历史并不是在二○○八就宣告终止，整个世界也不会因此而凝滞不变。 中国正在累积其经济与文化的生产力，北京奥运与上海博览会开始举办时，就可鲜明对照出台湾社会内耗的恶果。有着强烈自卑感的民进党，制造被压迫形象的本土政权，能够在全球 化浪潮席卷之际为台湾找到出路吗？阿扁政府使改革运动遭到空前的重挫，新的领导人如果不能提出新思维与新视野，在二○○八到来前提早出局，绝对不会让人感到意外。
11月27日《中国时报 / 時代論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