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七、八年前搜集流沙河先生的资料编撰《流沙河年谱》，触及他荣登钦点、被打成大右派——这一重要的人生转折以来，读到大量与他的右派生涯相关的资料。因为不涉及流沙河被打成右派的历程，以及其间兴起的灾难和巨浪，全国各地人士和报章杂志的批评，就无法真正了解右派生涯对流沙河一生之重要。而要了解流沙河的右派生涯，又不能将其从整个反右运动中剥离出来，必须进一步细致地了解反右始末，以及它的来龙去脉，阅读更多与右派有关的诸种材料，才能免除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虑。
自兹开始，搜集和查阅了大量现存于世的右派资料——公开及内部文件、诸种大量公开发行的反右文集、内部报章资料、各单位自己印行的讲话、反右漫画、原始档案、反右原始笔录、鸣放意见登记表等——可谓不计其数。如我曾搜到成都市佛教协会批判右派的几十斤原如笔录，举凡宽霖、隆莲、清定、澄济、贯通、解空、悟能、隆光、牛次封等人的原始记录，除了牛次封是居士外，其他均为出家人。宗教界尚不能幸免，所划右派人数不少，何况红尘万丈的现实生活里，怎能不大量错划右派，而使人人自危呢？我读到了王建军先生等人整理的1958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波及到的未成年人（中学生、中专生）被分类划成右派，而不具右派之名的整治过程。同时有资料显示不少工人、农民被划了右派不具右派之名者，也不在少数。我们就不难知晓反右哪只是个划了55万人，波及到几百万家庭的问题。最近读到有篇署名罗冰的文章《反右运动档案解密：实划右派三百多万！》的文章，提及广东反右档案解密，所划右派为三百多万。如果所说属实的话，那么所划右派至少是55万人的六倍以上，这样一来，所波及的家庭人数就达上千万之众。整肃知识分子，其规模之巨大，除了文革以外，自中国有史记载以来无出其右。
我整理的《右派资料编年知见录》，从1957年至2006年，凡是关涉右派信息的东西，靡不记录在案。单是文章目录，现已近十万字之多，而且还在慢慢增加中，以存一代信史。在整理和阅读这些资料的同时，接触到不少反右斗争的幸存者，他们大多生存艰难，病痛缠身，已是风烛残年，存世不多。所以我碰着他们便尽量说服他们如实写下自己的经历，以便不忘灾难，警醒当世，昭告未来。因此陆续读到了许多右派写的文章，包括他们所出的书籍，如李才义的《潇潇风雨路》、曾伯炎的《幸存者手记》、洪水平《站着写人生》等。这次有幸读到陆清福先生的《左右春秋》未刊稿，对中共治下所造成的灾难有了更进一步深入而细致的认识。划成右派的因素是多种多样的，有言论、有行动、有牵连等，到最后便是莫须有。而陆清福在鸣放期间，则是什么都没有说，是典型的莫须有，就被划成右派。他的妻子因为不与他划清界线，也被打成右派，还没有等到改正，就因为历尽艰辛拖着一双儿女，而命归黄泉。当他写到听闻获罪的风声，只好星夜将老母送回乡下老家，照相以为生离其实就是死别的纪念时——陆清福去劳改不久，母亲即孤苦地在家里去世，但他当时并不知情——我差点掉下泪来，试问人生之惨痛有甚于此乎？有母不能养，有子不能教，有妻不能护，自身亦将不知死生何处，椎心之痛，没齿难忘！
朋友摩罗曾在《巨人何以成为巨人》的文章中提到俄罗斯亦是个盛产苦难的国度，但他们因苦难而成就许多有名的思想家，同时俄罗斯的文化传承做得很好，有对专制制度不懈的挞伐，今天最终获得了民主自由。而中国则很难取得俄罗斯这样的成就，原因何在？就是因为文化、宗教及制度的土壤不同。俄罗斯地跨欧亚，既深受亚洲专制传统的影响，亦深受欧洲民主传统的熏沐。如被共产党的教科书中说得十恶不赦的沙皇统治时期，允许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陪伴他们流放西伯利亚，这样人性的举措，在中共治下是不可能有的。他们要将命令你与反动家庭划清界线，否则的话，你就是自绝于人民。于是父子相告、兄弟阋墙、夫妻反目、同事相攻、邻里互揭的风气层出不穷，每个人都生活在到处都似监狱的包围中。陆清福先生何其幸也，有这样坚贞相爱的妻子，才支持他不至在辗转流徙的艰难劳改过程中，轻生而“自绝于人民”。陆先生何其不幸也，母死未能见上一面，妻死未能得见右派之改正，沉冤未雪，便幽明殊途，人天相隔，痛贯心肝。
中国有许多知名的右派人士，他们经历了痛苦，并没留下值得后世记忆的深刻反省，像高尔泰先生这样的人可谓少之又少。且不说张贤亮的《绿化树》、鲁彦周《天云山传奇》对右派的抒写是如何的清浅，单是丛维熙的《走向混沌》里许多不触及实质的所谓认识，以及他对索尔仁尼琴《古拉格群岛》的浮薄评论，就说明名声在四九年后只不过是误会和被利用的总和而已。倒是陆清福先生这样的右派，在分析中共政权的法西斯实质时，有相当清醒的认识。比如他就认为五六年周恩来所做的知识分子报告，只不过是中共阳谋的一部分而已，这就打破了他们那一代许多人只识毛恶，而不识制度之恶的粗浅认知。其实制度不变革，不实行民主自由，“洪洞县内无好人”。当你看到每年都还在神化那些死去的所谓领导人时，你就会觉得陆清福这样清醒的认识，不是无益的。
陆清福的《左右春秋》里不仅有相当详细的劳改纪录，对中共的专政有深入的批判，而且还对自己曾经作为领导时——比如去农村收购统销粮对农民的盘剥——的所作所为，有比较深入的反省，这是十分难得的。他记述的那些“难友”是多么的鲜活，如在目前，其中比较著名的便有董时光、刘盛亚。余生也晚，对应属我前辈同事的作家刘盛亚先生，不曾亲见，因为他已在反右中死去。但我在院中每见刘盛亚先生的遗孀魏德芳女士时，看到她饱经风霜的脸上，都不难想见她的失夫之痛，以及反右对她非人的打击。作为晚生后辈，内心便难以平复。因此我特别希望亲历者，一定要将自己的苦难如实记录下来，让独裁者的卑污无处藏身，让后来者警惕所有唱高调的欺人之谈。另外，右派不是五十五万或者三百万的枯燥数字，而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我希望有朝一日能在纪念他们的死难时，能像犹太人纪念奥斯维辛集中营、美国纪念911死难者一样，念出他们的名字。所以我觉得陆清福先生在书后所附的右派名单，虽然只有籍贯，但也弥足珍贵。我主张并已着手建立《右派名录》（包括籍贯、年龄、单位、获罪原因、死亡与否及原因、改正与否、备注），每个人大约三百字左右。我希望知情者加入这种资料搜集及相关的写作中，把我们所知道的右派写出来，假以时日，能为我们灾难的国家留下一点信史，同时也昭告那些蒙冤受难者的在天之灵。
最后我还要提及两点：一是全国不予改正的右派绝对不只是有罗隆基、王造时等五人，单是四川就足可以证明中共是公开撒谎。1987年10月31日中共四川省委统战部《四川省原划右派分子不予改正的名单》（内部印行），方16开，3页。现将不予改正右派名单21名按先顺序附后：冯元春、谢文量（成都市）；曾清泾、蒲世光、左甘仁、刘治良、曾庆有、李负、陈朝中、周季荪、丁六阳（重庆市）；朱甦、杨正文、（泸州市）；刘国佐、王廷方（内江市）、罗伯勋（乐山市）、刘元芳、文义蕴（涪陵地区）；李文统（雅安地区）；张志成、张麟仪（省级单位）。二是，陆清福先生对独裁政权有清醒的认识，这值得我们晚生后辈敬重。但他在行文过程亦间有“解放前”或者“解放前”之类的被中共洗脑的词汇，这说明五十年来洗脑之成功，已成了我们许多下意识的行为。对此，正确的行文称呼应是“四九年前”或“四九年后”。这正好说明，要认清这个政权的本质，我们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2006年11月22日于成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