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在天涯，消息闭塞。闻张中行老师已于二零零六年二月二十四日故去，已逾月矣。再看各大网站上悼张中行老师的文章，也已连篇累牍，仿佛夹道而相送，场面也算热闹。我本和张中行老师有师生之情，比邻之谊；原来已经隔着关山万里，现在更是阴阳两世了。夹道相送的队伍中并无位置，但是万里之遥，聊表怀念，一是推崇张中行老师的文体，二是感怀他的风骨。是为题记。
二十一年前，有幸被分配到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置身在一个相当特殊的知识分子群体中。当时单位里有二百来号编教材的；许多是成了精的教材老手，端的是刀枪不入，把教材写得溜光水滑，找不出半点毛病，却又弃之不得，嚼之无味。但是沙滩后街的偌大一个院子中，也不乏藏龙卧虎之辈。出版社规矩，新来乍到的小青年，遇到教材老手也好，龙虎之辈也好，一律要称老师。张中行老师，那时就在楼上的语文教研室当编审，仍需上班。见面时候也叫老师。所以这师生之情，虽然没有直接授艺，却是货真价实，如假包换。
工作是分配的，住宿自然也由单位解决。所以到单位，就住进了大院后面的一栋两层西式楼房。房子并不大，也显得相当破旧，里面也已经被分隔得乱七八糟。但是住了一段时间以后，发现这栋楼居然是个贵不可言的宝地。这楼在燕京大学年代，就有个名称，叫工字楼，大概是因为俯看下来，楼顶呈“工”字形的缘故。这工字楼原来乃北京大学的重地，曾经踏入过鲁迅先生的贵足，更是五四运动酝酿发育的地方。
写教材的高手们，似乎并不十分重视文物。所以这样一个重要地方，居然改成了宿舍，用大量的油烟烈火进行缅怀。八十年代中期，楼上基本上都是小年轻的单身宿舍，楼下则有一些住家。但是一楼进门左首，有一间光线不足的大房间，既不是宿舍，也不是住家。那就是张中行老师的临时住房。
出版社紧靠故宫后门，据北京的中央宝地。大院内自己造了若干栋宿舍，却论不到张中行老师这样无官无职的老编审。大概是看在张中行老师年事已高的份上，所以在工字楼里给了他一间房子。这样，张中行老师平时就住在这间房中，吃食堂，过单身生活。周末才回北大朗润园的家中。后来才知道，张中行老师那个时候，正好可以借独身宿舍的清净，开始其一生中最重要的文学创作。《负喧三话》系列，大概就是在那个时期创作的。
既有邻居之谊，工字楼又不大，所以经常见到张中行老师。老师那个时候已经七十有六，但是身板笔挺，非常硬朗。他的面容很清瘦，穿布鞋和洗旧的衣服；沉稳，波澜不惊。脸有点长，眼睛很小，眼皮和眼袋隆起，眼光却深邃。出入张老师房间比较多的，是出版社的一群美女；通常是敲竹杠，或者是得一款砚台，或者是到五四大街胡同里的悦宾酒家去吃一顿。
彼时张中行老师既无文名，在出版社也毫无地位。唯一的特别之处，是美女们作三姑六婆的传闻，说张中行老师年轻的时候风流潇洒得不得了，曾经是杨沫的丈夫。《青春之歌》当中，那个在革命大潮中当了懦夫的余永泽，便是根据张中行老师的原型塑造的。这话一点破，倒是越看越象。想来杨沫塑造人物还是很有一套的。但是这也多少让张中行老师在大半辈子中，被打上了余永泽的印记。世人皆说张中行老师是大器晚成，七十五高龄才开始写作。殊不知他让杨沫这样一形容，倒有大半辈子抬不起头来，只能老老实实地去编那劳什子的教材。这倒格外让人警惕，能写故事的才女，万万是沾惹不得的。
和张中行老师做邻居，不过三年光景。再过三五年，回到出版社探视，已是物是人非。张中行老师出了大名。当时沙滩五四大街的图书摊贩，头排显著位置，都是张中行老师的著作。张中行老师春来老树发几枝，固然可喜，但是成就了偌大的文名，远远盖过把他描绘成一个庸俗小人的杨沫，却也是始料未及。命运之播弄，既无常，又经常有出人意表的戏剧色彩。
读张中行老师的文章，读到的，一是风骨，二是文体。风骨高峻，秉笔而书，中正平实。七十五岁开始写文章，自然也不怕什么了。何况张中行老师一生历事无数，行文之时，大气从容自不必说，观照人生，端的是老气横秋。文体上面，张中行老师本身是语文大师，行文严谨，句子短而清晰，句断上就能显现语言节奏，自然也不是一般作家所能企及的。后来有些作品有些车轱辘话，显得罗嗦，想来也是因为高迈之年，让出版社给逼出来的后果。
怀念张中行老师，由师生之情，邻居之谊，到妄评老师的人品文章，无非是挤不进这夹道相送的队伍，于天涯一隅，遥相致敬而已。张中行老师自称是怀疑主义者，想来对这人生，文学和尘世，并没有十足的把握和信心。但是以怀疑主义的目光，观照人生，竟然也观照出一个了不起的文体作家，以七十五高龄始，创作出等身的著作，留诸后世文学财富和巨大名声。是谓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