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老话：“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祸从口出有人权问题，小有出言不慎伤及他人；大有忠言逆耳因言获罪。但病从口入历来不是人权问题的问题，在例如今天的中国，相当程度上已经成为紧迫的人权问题。
作为人权问题的病从口入又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刑法范畴的，例如投毒、故意制造有害食物。对于这种犯罪行为，任何一种形态的社会都至少有“道义传统”加以制裁，罪恶得到强权有形保护的除外；一种是政治范畴的，也就是相关的罪恶勾当得到了强权隐形的保护。本文主要以“毒大米”为例，来说中国的这后一种人权问题。
2003年SARS肆虐之时王岐山从海南奉调执掌北京行政，那时他给我留下了良好的印象。最近看到一则资料，说这位北京市长1989年也主张过镇压学生市民。这使我更在意北京的毒大米事件了。
北京的毒大米是加工的变质陈米，流入市场的规模不能说不惊人。更惊人的是北京当局在事件发生后，通过责任方粮食局继续掩盖真相，反过来诬蔑揭露真相的市民、记者、学者是造谣，分明摆出来一副无赖相。这种无赖相与2003年的王岐山反差太大，与1989年的王岐山倒十分吻合。郎咸平在《再谈北京毒大米事件》中说：“我高兴的是，有市民挺身而出，自发提供证据予我揭穿北京市毒大米流入口粮市场的真相。而令我愤怒的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北京市粮食局竟然为了包庇某些官员公然售卖毒大米的真相，继续说出弥天大谎，公然为这些胡作非为掩饰，无视社会公共安全，是可忍，孰不可忍！”当然，从新闻资料看，27.8万吨毒大米直接牵涉到的主要是北京市的陆副市长、粮食局及其官办公司。王市长究竟责任如何，人们都继续注视着未必值得信任的查处进程。
北京的毒大米事件特别受到舆论的关注自有道理，一是陆副市长是主事人之一；二是主要操办方是北京市粮食局及其下属公司；三是数量巨大；四是在首善之区；五是市民举报揭露后首先遇到的是不作为、作为不力和遮掩、弹压。这当然不是一般的刑事犯罪问题，而是政府涉嫌为恶纵恶的问题了。
其实，若干年来几乎中国各地都程度不等地发生过毒大米事件。2001年１０月，武钢集团兴达顺意工贸分公司通过网上订购，向连云港鲁成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购买大米。看样后，双方签订了６００吨大米的购销合同，结果遭遇了霉毒米。2000年12月初，广州市部分消费者食用了掺有矿物油（工业油，米贩子为了增白加入米中）的“有毒大米”，多人中毒。8个月后的次年7月30日, 毒米再次流入广州市场。在广州白云区某村三个非法加工大米的仓库，被发现用过期储备粮加工含有黄曲霉毒素、矿物油等致癌物质的大米308吨。这些袋装过期大米储存在闷热肮脏的仓库里，大米上爬满虫子、布满虫丝，加工前的原米发黄、发黑、发霉并有刺激的异味，经非法加工漂白抛光后，竟变成了晶莹剔透、闻不出异味的“优质大米”，分装进各种假冒的包装袋里，以每吨2200元到2700元人民币的价格批发给市内的一些酒楼、集体食堂、粮油经销店，还发货到广东省其他市、县及湖北等地。……
没有一个种粮大省没有流出过毒大米，没有一个存在着多种信息不对称的大中城市粮市，未曾出现过毒大米，区别只在数量多少、情节轻重、危害深浅罢了。有作者说到河南省（流出毒大米的大省）经济学会会长杨承训的分析：当前许多地方对维护市场秩序重视不够，一是认为“市场一管就死”，市场秩序问题可通过市场竞争解决，政府最好少管；二是认为市场秩序对经济发展影响不大，抓与不抓一个样。杨会长说得相当委婉了。说得更朴直一些就是为了地方经济发展，一些地方领导可以置人权、道义于不顾，以至纵容造假、阻挠打假也能肆无忌惮了。说得尖锐一些，其实与发展地方经济根本无关，事实上一旦事发倒是给地方经济带来毁灭性打击，恐怕与不法之徒狼狈为奸才是更真实常见的情形。
这或许是人们对北京毒大米事件的真正聚焦点所在。
另一种毒大米不是人工能够分辨的，而是需要专门检测技术才能发现的毒大米。现在我还只知道一种：农药残留过量的毒大米。
近前国庆节我回老家看望老母亲，与乡亲闲谈获知：很多农户已经不敢吃自己生产的大米了。不敢吃不等于不能吃，但农民缺少检测手段，不知道农药残留是否超量，出于谨慎，就不敢吃了。自己生产的粮食本来都是要留足自用量后才将剩余的出售，现在很多人家是一粒也不留全部出卖。我问为什么药用那么多农药呢？回答说是县里农技部门隔三插五弄出一份《农情简报》，不是说已经有什么虫害，就是说即将发生什么虫害，看了简报，总有相信的按照简报指导、介绍的农药品牌急匆匆购回农药，接着就是一哄而上，一家家忙着购农药打药水。有不相信县里简报的种田能手告诉我：那哪是农情简报，那是农药化肥广告。“我还不能跟农民说实话，告诉他们简报上说的怎么怎么不对、不符合事实，一是人家不一定信你的，说县上的简报不比你知道的多么？二是让地方上的领导知道了，领导不高兴，说你与县里过不去，说你破坏农业生产；三是众多卖农药化肥的个体户都是领导的亲戚，或者以前的领导、技术员什么的，你说了真话妨碍了他们的生意他们会嫉恨你。我怕夜里头有人来砸你的门窗，甚至遇到更可怕的事情。”是啊，这当然是明白人说的实实在在的明白话。于是只有找到门上来请教的乡邻才能得到明白人的劝告，但明白人总要关照一句：“我说的不一定对，你也不要跟其他人散布我的话了，你只要记在心里，看我怎么做，如果我骗你我总不至于自己害自己吧。”
种田能手告诉我，他一般一茬水稻最多打四遍农药，而相信《农情简报》和领导（农资贩子）吆喝的多数农户，一般都要打十遍农药。“我的水稻不但产量高，而且我自己完全可以大胆放心地食用。”他开玩笑说，我需要的话他可以专供给我。
获知这些情况，我的心实在有些沉重起来。很显然，如果农民们不敢吃自己的粮食了，中国人都吃什么呢？真的如茅于轼先生说的那样，彻底放开，世界上的便宜粮食吃不完？那么，中国的耕地是在干什么？真是旷古未有过的荒诞，恐怕想象力最丰富的文学家也未必想得出这种局面吧。我相信，种田能手的独立、明智，一定会悄悄地、迅速地主导故乡农民的行为。
但是，至少会有一个时期，在《农情简报》还能唬人、骗人的时候，中国可能会有几亿人还要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继续食用农药残留过量的粮食。
仅仅江苏省、南京市的地方新闻就经常报道说，某某超市的饮料有害物质过量；某某饭店的食品加工使用了某种有害的清洁剂；某某农、水、水果产品批发市场的什么什么，因为使用了某种处理材料，看起来光鲜其实对人体有严重危害……2006年6月13日记者应一名瓜贩之约，来到南京市热河路毒将纪念碑所在的广场，瓜贩向记者抖出了“毒西瓜”的黑幕：被注射了色素水与糖精。
《连锁超市导报》记者杨剑非9月26日报道：近日，浙江省台州水果市场发现有10余吨来自泰国和越南的有毒鲜桂圆。这些毒桂圆已经在当地一些大超市露面。据台州市工商局办案人员介绍，在泰国从事加工毒桂圆的多为福建籍华人，是他们将福建省不法分子用二氧化硫熏制漂白桂圆的技术传到了泰国。记者说：“其实，有‘毒’的远不只是桂圆，继‘毒大米’、‘毒腐竹’之后，‘毒水果’又成为人们超市购物的一大隐忧。”“其实，危害人们健康的远不止毒桂圆。据台州市工商部门对温岭城区5个超市、11个水果经营摊点的5种时令水果、3种反季节水果、9种冷藏保鲜水果的抽检检测，合格率分别为95％、87％、43．9％。冷藏保鲜类水果的合格率为何明显低于时鲜水果？有关专家在分析原因时指出，主要问题在于冷藏水果中含毒的保鲜剂量严重超标，且残留在表皮无法完全清洗干净；有些果农为了追求产量，盲目追求提早上市，滥用激素类农药；荔枝等冷藏类水果由于上柜后冰块融化，荔枝大多浸泡在水中，易于滋生大肠杆菌。”
暑假后，有山东的大学生告诉我，他们那儿的果农也不太敢吃自己种的苹果、梨子了，原因是使用农药太多。我问现在的虫子比以前多了吗？他说说不清楚。我能说清楚的是老家的小河很多，但都成了污臭肮脏的废河，那样的河水已经不能用来灌溉水稻！
越南、泰国的毒桂圆制造办法是中国人带过去的。最近俄罗斯假酒害死一万余人的事件很是让我震惊。没听说俄罗斯人以前也干过这类缺德事情，正像共产党统治中国之前，中国很少发生假酒、毒大米之类怪事相。这就让我有理由想到，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很可能也是受到中国影响的。过去的俄罗斯道德和法律记录都很差，中国更差。中国最发达的是两样东西：权谋权术、使奸耍猾。都是小聪明小伎俩。温州人曾经用大量假羽绒服招致俄国人恨透了中国商人，如今，只要是进嘴的东西，所有国家都对来自中国的食品果蔬给予最严格严厉的安检。
这导致中国一个大的变化：出口质检工作大大进步。有专家指出：中国的海关质检好像是外商的派出机构一样，检测自己出口商品的能力日新月异。这是被洋人逼出来的进步。洋人的逼迫共产党只有老老实实顺应，不敢有丝毫怠慢，否则共产党将成为世界上没有人说他一点好的东西。去年为了对台统战，特意为台湾农产品开辟绿色通道，对自己老百姓生命重视的台湾可不会这样干，样样检测一丝不苟，才弄出今年阳澄湖大闸蟹的风波来。大陆当局对自己的老百姓，就完全是另一副嘴脸了。
想想吧，日本欧美澳加等等，动不动对中国商品实行百余项指标检测，共产党基本上都事先替洋人把好关——尽管出口检测的产品数、指标项、质量级，都远远超过进口商品的检测，常常出现各种洋垃圾逍遥登陆的荒唐事，但加强出口检测当然有利于减少中国商人的损失。对洋人的尊重导致海关检测水平自然而然地与国际先进水平接轨了。如果对老百姓也有同样的尊重，那样的中国该多么文明！
据马宇陆修心介绍，“我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对质检有关工作与ＷＴＯ原则要求的一致性做出了承诺，包括技术法规、标准、合格评定程序、国民待遇、透明度等各方面内容。”遗憾的是对内对外阴阳脸，百姓、洋人两重天。更为荒唐的是，连今日欧盟各国都有统一的标准，同一个中国内部却远没有统一：“同一种商品，在不同地区进行检验的时候，依据的标准以及合格评定程序就可能不一致，并将产生不同的合格评定结果，从而导致实际上的不平等待遇，也不利于高标准地维护公共利益。”在各地纷纷拔节外商的情况下，这将导致何种恶果呢？
最为严重的当然是内部市场的质检工作形同虚设，可以概括为下列几种情形：一是管收费捞钱不管履行责任，例如质检监督部门敬贡完了便没事了；再如计量检测机构到处拉企业办各种质检合格证书，目的只是让企业缴一笔钱。二是民不举官不究，从笔者所在地区传媒曝光的案例看，几乎除了一年几次声势大于效果的运动式抽查外，都是受害百姓举报了官僚机构才来查处，大多又是查而不处。三是一般总要出了人命才会出于万一受到问责的担心而比较认真一些。如果国内市场也想出口检测那样严格，显然需要解决权力如何受到有效制约的问题。这就回到了本文一开始关于王岐山的评价：一个对老百姓无比凶残的政权，必然会在日常运作中漠视民众的健康与生命。
据新华社2005年7月7日报道：毒蔬菜、毒水果害苦消费者 每年毒倒十万人——来自有关部门的消息说，每年我国消费者因食物残留农药和化学添加剂中毒的人数超过10万人。专家指出，果蔬残留农药有机磷会引起神经功能紊乱，重者会中毒死亡。果蔬食品的重金属、亚硝酸盐污染属于慢性积累中毒，是导致癌症、精神分裂症、软骨病等多种疑难怪病的因素之一。“约1／3的人类癌症是吃出来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的陈君石教授曾这样告诫世人。
刚刚看到的消息：在河南尉氏县，棉花收购加工点星罗棋布，仅白坛镇棉贩就达数十家。镇街上形成“家家搞棉花、街街是市场”的景观。棉贩们购入当地新棉后，加入废棉、化纤下脚料，再掺入滑石粉，让假棉变“白”。还有人往棉花里浇白糖水，待棉花变粘后再掺沙，让棉花又白又压秤。
南京的桶装水有的细菌总数都超过了桶装水出厂标准上限的12．5倍。（光是电视台记者的摄像机就偷拍到多个企业所谓生产桶装水不过是直接灌装自来水而已。）工业废料制造出来的“黑心桶”里的高分子聚合物，在水体环境中会渗出，这是一种有机污染物，容易使人体致癌。人饮用了“黑心桶”装的水，不会立刻有感觉，而是像慢性中毒一样，危害在多年后才会表现出来。
南京下关区窑上村一间10平方米不到的小作坊，几个橡胶管头，一台手动压盖机，几个年轻男女，在他们手下，成本1元不到的低档啤酒被倒入百威瓶中，压上盖子，酒吧里二、三十元一瓶的百威啤酒就这样“新鲜”出炉。据知情人和现场工人透露，这些酒的流向大多是酒吧和KTV等娱乐场所。
请不要跟我说：这是民间不法之徒的犯罪行为。中国共产党如果能够拿出监控迫害道义人士和维权民众十分之一的气力来，我相信，中国的市场也会比现在这种黑市场好上十倍！如果共产党不专制、不腐败，以中国老百姓的安分守己，决不会干这些谋财害命的勾当！
首发人与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