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访谈录》 作者：查建英 版本：三联书店2006年5月
「致敬词」
追寻八十年代，是今年看似突兀的一个文化回流热潮，却无疑有着耐人寻味的当下社会体征。查建英是这股热潮的“点石”者，她的《八十年代：访谈录》是一本围绕八十年代情境及问题意识的访谈录，谈话者以个人的角度出发，既回忆反省过去的那个时代，也评论分析现在。谈话对象多为八十年代引领潮流的风云人物：阿城、李陀、陈丹青、栗宪庭等，他们身份遍及诗歌、小说、音乐、美术、电影、哲学及文学研究等领域。他们都是八十年代的在场者，他们在那个年代里特立独行地展开了精神远行和心灵漂泊。
这本书试图重现那个年代的场景和氛围，虽然强调反省和审视，但终归掩饰不住内心中的那份迷恋和怀念；虽然强调浪漫和诗意，但终归还是脆弱而短暂；虽然强调文化和启蒙，但终归还是“精英们”的八十年代，虽然……虽然，我们依然要向那个年代致敬，向这本书和书中出场的人致敬。
■作者访谈
查建英：用八十年代参照现在
年度图书《八十年代：访谈录》作者接受专访
八十年代成为符号违背了我的原意
新京报：你最近曾说，本来以为这本书是向后看的，但没想到却引发了回顾八十年代的热潮，甚至年轻人也很爱看，对此你很意外吗？
查建英：同代人会对这本书产生共鸣，我并不意外。年轻人可能是出于好奇，比如想知道他们父辈们是如何过来的。或者说用80年代说事，寻找一些我们现在缺乏的东西，但这里面可能就有一种浪漫化的倾向。成了一种心理投射，不见得一定是事实。我说向后看，其实是向前看，或者说拿过去做参照物看现在，看未来。
新京报：在“商业”、“喧嚣”、“现实”和“利益”的现在，“八十年代”这个词本身也会成为一个被利用的符号吗？
查建英：这点的确是我意料之外的。我一开始根本没想到80年代这个词会变成一个商业符号。我做书的初衷不是为了把80年代弄成时尚“打入”现代。80年代有很多可贵的，令人难忘的东西，也有很多深色、自我膨胀，不真实的东西。我在书中不同程度都谈到了。但变成符号之后，就可能变成金光闪闪，被简化甚至道德化，这就违背了我的原意。
我采访的对象是有话语权的
新京报：李陀在《追寻八十年代》一书序言中说：要多写写普通人的八十年代，同时，一直有不少人认为你构建的八十年代是一个充满了精英色彩的时代，而韩少功拒绝你的采访也有此意，还是想听听你对这些质疑的回应。
新京报：少功其实答应了，但我自己后来改变计划了。所有批评都欢迎，但我觉得这里面一些概念非常混乱。首先我再次强调，我这个访谈录是一组个人，他们不代表任何组织或阶层。其次，我做的方式也是个人的，我不是把他们当作精英，而是当成朋友。再次，我觉得现在好像语境里面经常有一些反精英的草根意识，向权威叫板，有时甚至变成一种时尚。我做这本书的时候完全没有想过要用一本书来涵盖整个时代。即使从文化热的角度，我们认识的很多东西都是残缺的，你没法让这么一本书来承载这么大的一个话题。
新京报：你认为你采访的这些人，他们都有话语权吗？
查建英：他们在八十年代确实是有话语权的，他们现在站出来说了一番话，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说明他们到现在还是有着一定话语权的。这确实是一个事实。但关键不在于他们有没有这个话语权，而在于他们怎么利用这个话语权。其实里面很多人是在检讨这件事情的，他们对80年代是反省的。
八十年代并不失落于现状
新京报：有人说你采访的这些人失落于现状，只能缅怀他们那个时代的得意？
查建英：这是很无聊的猜测，我不认为这是真实的状况。人们说的失落是被想象出来的，你对比的前提是众星捧月这样的场面。这些人每个人都继续做着自己的工作，而且反而比过去更扎实了，反而是过去的水分挺大的。那个时候是在多么低的水准上给他们评价？一点成就就显得非常辉煌。我记得当时一个作家代表团出一次国，回来就每人写一本书，那是怎样一种膨胀啊！现在看来这种要量化的价值标准本身其实还是在延续。
新京报：但肯定现在的社会更多元了。
查建英：80年代膨胀，现在难道不膨胀吗？我们老是说新纪元，新世纪，其实可能有些东西已经病入膏肓了。
现在可能形式上多元了，比如影视、网络、电影、电视很多媒介，但即使电视这么多频道，里面内容有多少是重复的？这么多人说我们现在更开放了，但的确是这样吗？我们的教育方式中，很多东西来了先是接受，而不是打一个问号。
所以八十年代的问题不是从八十年代开始的，可以追溯到更远的教育上。很早开始，精英、民众、东方西方等都是很概念化的东西。这些集体概念最后被牺牲掉的就是个人，这种思维就是在八十年代出现的，但我们现在批判八十年代同样还是用这种思维，所以这问题还是没有过去，整个思维惯性还在延续。
新京报：这本书会有延续吗？下一步你要写什么？
查建英：我目前要把因为这本书搁下的一本英文书重新捡起来，实际上是1995年“China Pop”的续集，包括我给“纽约客”写的人物稿子集成一个集子，通过特案的描写来体现社会的氛围。这是一个很头疼的东西，很费心。因为给美国人讲中国的很多事情需要大量解释，而像《八十年代：访谈录》，无论我，采访对象和读者都是心领神会，好像是跟自己老家人在说话一样。
不过八十年代的题材我暂时是不想碰了，当然我希望有别人能从任何其他角度来讨论这个话题。
■专家评价★
刘苏里（万圣书园总经理）
关于八十年代的个体言说
在话题沉闷的2006年，《八十年代：访谈录》所引起的关注，为出版者和作者始料不及，也肯定出乎许多人意料之外。其中缘由可能比已经呈现的要复杂的多。各类学人在争论了十几年后，第一次在同一个对话框内回顾、反思同一段经历，至少是重要原因之一。次之，八十年代渐行渐远，期间发生的故事几近传说，当事人现身说法，当然引起广泛兴趣。还有，访谈者的角色扮演也是阅读者感兴趣的焦点。
无论如何，我们看到了对作品不同寻常的热烈回应，各种声音，包括激烈的批评。其中典型的批评意见是，认为作品过于强调精英群体而忽视了同样构成八十年代底色的边缘人群。作者的巧妙回应是，写作比较个人化，潜台词是难免“片面”。我很难同意作者的辩解。看得出来，12个被访者是精心挑选过的，问题设计也颇费作者思量。但我也不同意上述批评意见。查不是历史学家，她的意图不是写一部年鉴学派式的八十年代史。关于八十年代，读者看到的就是查建英的角度。有什么不好？
最后，我想指出，普通读者和年轻人对作品的热烈反响，被过高估计了。从作品的发行量看，证明鼓励消费、享乐所造成的后果已然迅速发酵。于此，作者以为的由作品出版可能引起“八十年代学”浮出水面甚至成为显学，也是有点一厢情愿了。
李敬泽（文学评论家，《人民文学》副主编）
回到个人反思的起点
毫无疑问，这本书增进了关于80年代的知识。我关注细节，历史的玄机可能就隐藏在细节之中，我看到张承志、陈建功、郑万隆和李陀正在马路边上热烈地讨论文学———这样的场景迄今只属于80年代，在那时，“精神”是公共的也是私人的，是大街上的也是私宅里的，精神还没有与我们的行动割裂，退化为一种隐私或一种姿态。
但这本书的准确名称，应该是“知识分子的80年代访谈录”，而且是一个方面的知识分子；同时，也不要忘了，就书中所收录的人物来说，80年代固然是他们的年代，90年代以至现在也依然是他们的年代。
也就是说，80年代需要反思，如果我们承认那是一个辉煌的、充满激情和理想的时代，我们也必须思考，那个时代何以终结。我常常怀疑，我们热衷于谈论时代和年代，不过是为了回避对个人责任的省察，我坚决认为，现在这个年代是“我”的年代，它可能的好和它可能的坏都在我的身上，我分担它的荣耀和幽暗———对“80年代”，亦应作如是观。
所以，我把《80年代：访谈录》视为一个起点，一种真正回到个人反思过程的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