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槐聚诗存》中，1989年这一年，钱钟书惟有一首诗，名为《阅世》：
阅世迁流两鬓催， 块然孤喟发群哀。
星星未熄焚余火， 寸寸难燃溺后灰。
对症亦知须药换， 出新何术得陈推。
不图剩长支离叟， 留命桑田又一回。
《槐聚诗存》出版于1995年，这是一个万马齐喑的时间。作于1989年的《阅世》，其所表达的心迹与感怀，充满家国之哀，至为沉痛。所以，余英时先生在发表于1999年1月2日的《文汇读书周报》上的《我所认识的钱钟书先生》一文中说：“我不敢签释他的诗，以免‘矜诩创获，凿空索隐’（《槐聚诗存。序》）之讥。读者可自得之”。他的“不敢”，真实原因一望而知。
《阅世》没有注明写作月份。钱钟书先生去世后的第5日，也即1998年12月24日，李慎之先生写下了《千秋万岁后，寂寞身后事——送别钱钟书先生》一文，其中可确知此诗的写作时间：“九年前的夏天，我去看他，他给我看了新写的一首七律，写的是‥‥‥我们相对黯然。这就是他后来收在《槐聚诗存》中1989年惟一的一首，题目就叫《阅世》”。
“九年前的夏天”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道伤疤。在1995年这个年份，再标榜“讲真话”的人也没敢公开对这道伤疤有所表示，但字为“默存”的钱钟书讲了。有许多人认为钱钟书远离现实，没有关怀，只是注释派的大师，甚至以“没有良心”来指斥他，其实是毫无道理的。李慎之先生在文中还写道：“我相信海内外不论什么样的有识之士，对中国的命运无论做什么样的推测与分析，也不会超出钱先生的卓见以外——‘对症亦知须药换，出新何术得陈推’。”这个评价真是不可谓不高。
《阅世》让我们得以一窥这位“中国古典文化在20世纪最高的结晶之一”（余英时先生语）的钱钟书先生在1989年那个特殊年代中的心境与所思，是我们理解钱钟书先生的一扇小窗口。写到这里，又想起了不久前巴金先生的显赫的死，比起这种显赫的死，钱钟书先生及家人对自己后事的安排更见境界。他们谢绝了一切官方和世俗的荣耀和礼仪，以最简洁的方式告别了这个世界。
其实，他是更有资格享受俗世的荣耀的。起码，在历次政治运动来临，知识分子们咬成一团时，钱钟书是凤毛麟角的能保住自己人格，手上没沾同类的血和泪的知识分子之一。这固然使他没有机会写出忏悔的文字从而博得一种在我看来未免古怪的声誉，但我相信，他会获得我们更深远的尊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