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这些年来的高速度增长，靠的是国外蠭拥而来的订货和投资。这种场面，我相信还能维持一段时间，但不可能永远如此热闹。对中国这个人口如此众多的大国来说，没有象样的国内市场，风险极大。实现中国经济良性循环的根本之计，在于提高十亿弱势群体的购买力水平，建立广阔、稳定、成熟的国内市场。展望中国今后经济的走向，需要把这一点放在视野之内。
中国的腐败举世闻名。虱子多了不痒。哪怕曝光已经到了政治局委员一级，老百姓知道这仍然是冰山一角。中共主张从“源头”上整治腐败。我看腐败的源头并不远在天边，它其实就存在于党管市场的制度之中。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英国的工党和保守党，谁敢操纵（或美其名曰“领导”）市场？哪个党委或党组，那位书记或常委，有权 “审批”什么项目，什么合同，什么贷款？党领导一切，导致一切归于腐败。展望腐败的命运，请注意党权的消长。
人民的生存权和政治权之间，好比绿叶和红花，不存在什么你“大”我“小”，你“先”我“后”，你“重要”我“不重要”诸如此类的问题。倒是在民权和党权之间，确实存在着难以“共荣”的两难。党要领导一切，就不能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中国的民权，是在党的领导下窒息的。民权的伸张，要靠民众奋起维权。现在讲几“荣”几“辱”，我看，面对党权压倒民权活生生的现实，身为公民，应该以维护公民权为荣，以听任践踏和宰割为耻；身为国家公务员，应该以保卫民权为荣，以迎合党权为耻。有人说，把中国人权的真相告诉外国人就是“卖国”，这些人健忘到了荒唐的程度。如果这也叫“卖国”，联合国岂不成了“侵略者”！签署了国际人权公约的我国政府岂不成了“卖国贼”！中国的老百姓，现在没有信仰自由和言论自由，不能享有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是可悲的。至于将来，取决于民权和党权的消长，取决于民权对党权的压力。中国的一党专制，跟前苏联的一党专制差不多，都具有异常的超稳定性，也都具有异常的不稳定性。列宁说过，如果被统治者不愿意照旧生活下去，统治者没有能力照旧统治下去，旧制度就一定被新的制度所取代。这句话有道理，他说的就是新陈代谢，是好事情，用不着害怕。至于时间，马克思有所谓一天等于二十年的说法，就人类的大历史而言，一天也好，二十年也好，其实都是一瞬间，两者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
《开放》杂志坚持为中国的民主铺路，二十年如一日。风雨如晦，鶏鸣不已，值得我们感谢和学习。金钟先生要我展望二十年后的中国：民主有无可能实现。我想，全看我们自己争气不争气。谨此命笔以应。